2020年，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的开端，也是我走出大学象牙塔、进入社会之后的第二个十年的开始。四月初，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离开居住了七年之久的深圳一段时间，背上行囊，重新上路。希望在路上，有机会能想一想：下一个十年，我该如何度过？在出发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对自己过去的十年做一个复盘和梳理，理清楚个人的成长经历，理清楚周遭世界都在发生些什么，也理清楚个人和这个时代到底有什么关系？于是，开始动笔写这篇文章。
丨出发，去寻找
2007年，我高中毕业，考上大学，进入江西中医学院（现在叫江西中医药大学）就读中医临床国际交流专业。这个专业的名称很特别，首先，它是中医临床，也就是说，将来是要直接去医院治病救人的；同时，后缀又有国际交流，也就是说，希望你学成之后，用中医给老外治病。后来了解到，医学院的临床专业原则上只招理科生，因为理科生有比较好的生物和化学的基础，但在中医专业上加上“国际交流”，就可以招文科生了，熟读中医典籍，还可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从2007年到2010年，那三年的大学生活，我过得并不开心，也不合群。孤独、深沉、沉默寡言，整个世界都是灰暗的。那三年，写作、读书、看电影，占据了我生活中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在同学们的眼中，我总是一个人低着头走路，与学校的文化氛围如此格格不入，像一个走错了战场的逃兵。
其他同学都在和老师探讨疾病，从中医理论到解剖学，到西医病理，再到中药与方剂；他们隔三差五地聚在一起，津津乐道，探讨治疗一个病人可以给自己带来多少收入；探讨坐诊时，如果不收病人家属的红包，买不买得起房……而我，坐在宿舍角落，对着电脑屏幕在追问：“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死亡到底意味着什么？”从解剖标本室到食堂，端着饭盒吃咖喱鸡的时候，我会问：“精神与肉体，到底是什么关系。”
2010年春夏之交，我终于决定退学，准备和家人沟通的那晚，我彻夜未眠，躁动不安，内心既恐惧又狂喜，似乎有一个新的未来在等着我去拥抱，但又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凶险？那晚，我像嗜血的鲨鱼，嗅到了自由的味道，第一次到体验什么叫颅内高潮。
从大学出来，那年夏天，我去了海南，在高中同学钟惟海的接待下，我吃了人生第一份清补凉。海南大学的门口，伫立着苏东坡的雕像。当年，被贬至此的他，在这片荒地上兴办教育，撒播文明的火种。
夏秋之际，我从海南来到青岛，一边在快递公司的货物中转站打工，一边挤时间出来写作。一边喝扎啤，一边耍无赖。《寻找素颜》的部分篇章，便诞生在乌烟瘴气的集体宿舍，烟味、汗味伴着脚臭味，在房间里弥漫，令人作呕。我的同事，那些背井离乡的人，每天为了2000块月薪不到的工资，颠倒黑白，汗流浃背。
冬天，我继续北上，在一个清晨来到北京，依旧是一边打工，一边写作。工资更少了，但创作和读书的时间更充裕了。
2011年初，一个大雪纷飞的早上，我拿着一摞厚厚的《寻找素颜》书稿去找出版社，出版社的编辑热情地接待了我。是年春，我离开北京，去了丽江。在丽江，我收到了出版社拒绝出版的回复，那天，我终于崩溃痛哭。
如杜鹃泣血般，《寻找素颜》是我的心血结晶，我把我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以及对自身、对社会、对时代的思考和追求，都倾注在里头了。创作完成后，我常常苦恼，因为知道自己将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再难写出超越它的作品。
那几年，四处寻找出版机会，成了我执着追求的唯一重要的事情。一次又一次满怀希望，一次又一次沉入谷底，最绝望的时候，我甚至想过自杀，连遗书都写好了。
几年后，终于找到台湾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前提是我需要自己承担一部分费用。情急之下，我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追逐梦想的文艺青年，在网上发起众筹，终于凑够了钱。最终，500本《寻找素颜》漂洋过海，登上大陆，剩余的书，留在了宝岛。五年过去了，我仍没有收到一分钱稿费，但这个“孩子”好歹出生了。
我清醒地知道，很多朋友参与这次众筹，并不是真的对这本书的内容感兴趣，而是想支持一个年轻人的梦想。在大多数人的认知和偏见里，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嘴上的毛都还没长齐，能写出什么作品来？但我仍不死心，一本一本地把书送到支持者手中，期待他们有一天，能翻开书，读一读里面的内容。在我心里，肯花时间走进它，比愿意出钱支持我的梦想，更接近这件事的本质。
其中一本《寻找素颜》，走进了一个企业家的书房，在那里安静躺了一年多的时间。某一天，他太太在翻这本书时，随意扔在了床头，被他看见了，出于好奇，也翻开读……半个月后，在一家椰子鸡餐厅，他请我吃饭，我们两人讨论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交流的时候，我看得出他很动情，不停地追问故事中的人物是否有现实原型，我耐心地一一解答，直到餐厅快要打烊。
这个企业家名叫陈海明，那天以后，我们成了很交心的朋友。
可能在大学时，一向独来独往的我，就已经习惯了孤独，因此对朋友的要求很高。出入于标本室，看到被切成一块一块的肉体，被泡在福尔马林里，使我很早就感知到生命的宝贵，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而维系朋友关系本身就是一件高耗能的事，所以轻易不敢交朋友。
《寻找素颜》出版后，那些从头到尾把书读完，并主动和我分享读书心得的人，我在心里，自动将其划入最重要的朋友之列（第一顺位）——无论贫富贵贱。
什么是缘分？在我的偏执里，你有机会得到这本书，你有耐心把它读完，就叫缘分。
《寻找素颜》讲什么？它的主题词是“寻找”。因何要寻找？他们在寻找什么？他们在寻找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什么？与“寻找”相对应的是“放逐”与“回归”。
从文学层面看，寻找本身就是一种放逐，摈弃旧有的、主流的、腐朽的，寻找当下的、鲜活的、涌动的；寻找，必然要经历一段放逐的过程，从痛苦的丛林中穿越，才看得见阳光。同时，寻找又是一种回归，从意义的迷失中，重新感知存在和秩序。
从社会学层面看，与“寻找”相对应的是后现代的虚无主义。恰恰是因为缺失了意义，普遍陷入彷徨和虚无，才需要出发去寻找。文化转型中的中国，新旧交替，思潮涌动，应接无暇之余，也是虚无主义滥觞之时。重估价值，找回“上帝”，重建秩序，成了我们这一代人推脱不掉的命题。
现在，距离这本书的完成，已经十年过去了，小说中所涉及的诸命题，有些已经退为时代的背景，有些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有些才刚刚开启……
在这十年间，从《寻找素颜》开始，我感受到了语言和文字所赋予的力量。而完成之后，与社会再次碰撞的时候，我却感受到语言和文字在生活中的苍白与无力。
文字不等于文学，语言也无法承载所有的表达，甚至于，文字和语言，有时反成了误解和冲突的源头。而此时，唯有沉默包容一切，文学式微，已成必然。
这十年间，我曾不止一次对语言和文字产生过深深的厌恶之情，我抛弃过它们（或者说，它们抛弃过我），又不得不再一次拾起它们。孤独、矛盾、厌弃、咒骂，然后，归于平静，然后，风吹草又动……
丨在路上，见天地
写完《寻找素颜》后，我并没有就此停下放逐和流浪的脚步。云南、宁夏、青海、四川、福建、上海、深圳、南京、拉萨、西安……读书和写作的场所，从乌烟瘴气的员工宿舍，搬到了人群纷扰的火车站和列车车厢。低下头，是南怀瑾、韩少功、高行健、尼采、加缪和马尔克斯；抬起头，是大包小包、拖家带口的农民工。
香格里拉的蓝月山谷，阿坝州上的草原牧民，泸沽湖上的水草，黄河边上的芦苇荡，悬崖边上的小木屋，戈壁滩上的太阳能，马路旁暴晒的枸杞……秦岭、祁连山、昆仑山、玉龙雪山……纳木错、格尔木、大昭寺、松赞寺……
在路上，有人看到风景，有人寻觅奇观，有人感受温情；而我，看到的是一张张相似的面孔：这广阔天地之间，永远不变的，就是那些为生活背井离乡的人。他们有时在列车上，有时在卡车上，有时在农田里，有时在工地上，有时在马路边，有时在枪口下，有时被风干，有时被埋进土里……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是古老的中国文化革新的四十年，是鸦片战争以来现代化探索的一部分。这四十年，我们看到城市的兴起，无数高楼拔地而起，然后，省道、国道、高速路、铁路、高铁、动车，像一根根血管，从城市延伸出去，通向田野和乡村，纵横交错，嗜血如魔。在这个过程中，如候鸟般的农民工，借助这些“血管”，进入城市，在高楼林立间，卑微地栖息与迁徙。这背后的代价，便是无数家庭的妻离子散、老无所依（有些甚至已经家破人亡），以及乡村的衰落与凋敝。
农民工，成了复兴之路上的“黑匣子”，成了会客厅里自由行走的大象。
何谓“素颜”？不是公子哥段誉眼中的神仙姐姐，也不是郑钧歌里唱的那个灰姑娘，不是过度包装的城市盆景，也不是得陇望蜀的花蝴蝶……它是生命的本真状态。
何谓“本真”？就是让事情回到它本该有的样子。素面朝天、不卑不亢、曲直分明、活得精彩、死得其所。
放逐和流浪的那段时间，我有过饥寒交迫，也有过百无聊赖，但似乎从来没给自己留过退路。忍着咳嗽、裹着被子在零下十几度的拉萨写作的某个夜晚，依然能看到窗外皎洁的月光，以及楼下藏民烧木材的烟火味。
2012年夏天，和几个高中同学沿着318国道骑行川藏线的路上，是我对“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感受最真切的一段经历。带上海子的诗集，从成都出发，经过二郎山、折多山、东达山、业拉山、色季拉山、米拉山……雅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最终来到布达拉宫。
快到拉萨的前一天，在工布江达，“领导”琪琪跟我说：“你终于开始笑了，出发前，老看你眉头紧锁。”
那一刻，我意识到，寻找也是一种建构，我需要一砖一瓦地搭建起我的精神家园。
从拉萨沿青藏线搭车回家，途径格尔木，再从格尔木南下武汉，借着对岸的霓虹灯，在长江边听苏颜分享她的近况和日常，然后，坐车回家。
2012年10月底，我把海子的诗集留在家乡，带着杜拉斯的《情人》《乌碧眼》和《写作》乘大巴来到深圳，决定在我最陌生、最恐惧、最厌恶的地方，换一种活法。
当你见过大海、见过蓝天，当你曾一个人孤独地逆江而上，你便再也很难钻进拥挤的人群，再难在压抑的地铁空间里泰然自若。
千篇一律的导示牌，形形色色的墙，城市是一座由欲望建构起来的牢笼。规训、秩序、异化……现代化催生出的现代性，既牢固又易碎。这里没有素颜，没有“生命的本真状态”，喧闹的背后，是精神和理想的萎缩和坍塌。上班族有比农民工更幸福吗？创业者有比村口的老人更伟大吗？讲故事的会比拉皮条的更讨人喜欢吗？
这十年来，我从不质疑精神和理想对人的塑造作用，这也是我一直秉持赤子之心的信念基础。但为什么还是要留在一个自己并不十分喜欢的地方？可能就是为了锻炼出自己的一种能力：在精神和理想都缺位的情况下，我将如何活下来？
丨开一扇窗，去看海
“去看海”是一个公益教育项目，它的诞生，从个人层面，和我的童年有关。我在9岁时，第一次在叔叔的带领下，走出大山，来到城市，感受物质文明的丰盛。视野的开阔，奠定了我童年的自信，让我在同龄人之中产生了莫名的优越感。这种自信和优越感，驱动我去远方探索更广阔的的世界。
从社会学层面，“去看海”凝结了我对东西部发展平衡、城乡关系、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文化差异，以及教育现状的反思和主张。
《寻找素颜》出版后，2014年春天，我离开深圳，去往四川大凉山支教，随身携带了半箱书过去，其中有《汪丁丁青年对话录》和《资中筠自选集》。
在远离现代都市的大凉山深处，我终于找到了心目中最美的素颜——一群乳臭未干的孩子。在那半年多的时间里，这群孩子教会了我许多。他们教会我怎么认识当地的花花草草，教会我怎么在太阳底下撒泼打滚，教会我怎么亲近土地……更重要的是，他们教会我怎么驱散心中的阴霾。
我还记得，有个叫“小苹果”的小女孩，放学后邀我去她家做客，她牵着我的手，走了两个多小时的路才到家。当她翻箱倒柜，把家里所有她认为的好吃的都拿出来跟我分享时，我感受到，那就是爱。
两年后，在去看海的游学现场，当我看到她出现在蛇口，在价值工厂的报告厅，落落大方地为观众们唱她们家乡的歌谣的时候，她再一次教育了我。
素颜很美，乡村很美，农耕文明的生活形态和文化形态，连接着过去，是人类共同的记忆，那里有从生存出发，却又超越生存之上的诗和远方。可惜，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再也不可能有世外桃源，再也不可能有人能置身“势”外了。
乡村与都市、传统与现代、边缘与主流、主体与他者之间如何对话与博弈，是文化转型中的中国三农急需学习和应对的。“去看海”便是在这样的社会学背景下诞生的，它既是窗口，也是桥梁。
从猿类到智人，从茹毛饮血到刀耕火种，再到工业化大生产，再到信息化和软科技时代……人类文明的发源和变迁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一个主题：认知革命。
认知革命，关乎能力，关乎自由，也关乎每一个人的解放。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认知的升级与迭代，都在日渐加速。认知引领实践，已成主要趋势。教育，是驱动认知革命，建构独特而完整的知识体系，最温和、最有力的手段。
“去看海”发起之初，便是希望给信息闭塞的乡村孩子开一扇窗，让他们从传统的课室里走出来，到陌生的大山之外去，到海边，去看去接触去感受，一个和他们过往日常生活环境不一样的世界，以此开启他们的认知革命。这便是教育创新的倡导者顾远所提倡的：“学习在窗外，他人即老师，世界是教材。”
同时，“去看海”也是一座桥梁，联结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过往与未来，大陆与海洋……在这个过程中，也让更多现代都市人群，重新认识乡村和传统的价值，让更多人看到山海中国的差异性与多样性，这也成为建构同理心的基础。
经过了几年的探索和梳理，作为公益教育项目的“去看海”日渐从回应教育公平，向探索教育创新倾斜。而这一切探索的基础，则在于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发，回应21世纪的人类乃至地球生物圈和生态圈，共同需要应对的生存危机和挑战。
于是，我们从大陆和海洋的差异以及联结出发，融合了整体性思维、同理心建设、物种多样性、生态保护、清洁能源、公民责任、宇宙探索等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和元素，力图丰满有力。
至此，成为一名有中国精神的世界公民，如何必要，如何可能，已成为“去看海”的题中之义。这也是这五年多来，我作为这个项目的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在项目的教育理念和价值观上，所做的探索、成长和迭代。
中国精神，从哪里找？在母腹中找，在乡村中找，在典籍中找，在华夏文明的记忆中找。为何要强调中国精神？因为那是立足于自我的文化主体，与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他者对话和协同的前提。如此，方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彰显华夏文明的唯一性和独特性。
何谓世界公民？世界公民，当有广阔的胸襟、世界的眼光、人类的情怀，以及完整的普世价值观，他能从细微处，体察人类共通的命运和危机，并积极应对。而这一切，都有赖于认知的升级和同理心的建构。
2020年及以后，“去看海”将如何发展？目前，这个项目的公益品牌和运营权已经委托给一家公益组织——好青年KIDO。同时，深圳市广电公益基金会仍将作为这个项目的资金监管方，保证它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合理、合法、合规。
与此同时，常态化、产品化、品牌化、去张天福化、去中心化，是“去看海”自2019年就制定的中长期发展方向。常态化，意味着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团队和稳定的资金来源；产品化，意味着将流程固定，并逐渐形成一套可复制的模式；品牌化，则和公共传播、公益倡导和社会影响力直接相关；去中心化，则为未来的裂变发展留出窗口，逐步形成青色组织的组织形态。
这里重点说一下为什么要“去张天福化”？过去的几年，我作为这个项目的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在教育理念、资源整合、价值传播、团队搭建、公共筹款、行程设计、志愿者培训、落地执行、财务管理、项目公式……各个环节，承担了远超出我能力的工作——尤其是在落地执行这一板块，是我能力有所欠缺的。
我长于思考，长于发现问题，长于制定战略，长于理念开发与建构，但我个人的短板也很明显。经过五年的探索，“去看海”在前端的教育理念开发已基本完成，而我不擅长的板块——项目管理和落地执行，也会有后继者承担。
只要沿着这些理念和价值观走下去，他们必将比我做得更出色。同时，年过三十的我，也到了该为身边的人负起责任的时候了，成家立业，关心粮食和蔬菜，已迫在眉睫。因此，综合所有因素考虑，在“去看海”这件事上，我觉得也到了，该我全身而退的时候了。我不能为老不尊，成为这个项目的障碍，更不能任性妄为，抱憾终生。
有人说，“去看海”是我继《寻找素颜》后生的第二个孩子，我真舍得撒手不管吗？其实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首先，它不是我的孩子；其次，我没有撒手不管。
《寻找素颜》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它是我的孩子，因为那是我在无数个饥寒交迫的夜晚，一字一句敲出来的，我拥有它的独立版权，生杀由我。“去看海”虽然由我倡导，并每年都和其他数位热心教育的爱心人士一起发起，但在整个过程中，有诸多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才促成了它的落地与发展。因此，它是一个公共性事件，是一份公益资产，并不归我个人所有，这也是我最终决定将其品牌和运营权归属到一个公益性的社会组织，而反对将它私有化的很重要的原因：缘起于社会公益，复归于社会公益，如此才合情合理，不违初心。
我仍然关心教育，仍然深爱素颜——大山深处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因此，在未来，我仍愿意以发起人和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去看海”的部分工作，伴随其成长，但不再以主要负责人的身份承担它的筹备、管理和落地等方面的工作。
我内心仍希望“去看海”能一年一年办下去，办得更好，让更多的孩子打开一扇面朝大海的心灵之窗，让更多的家长和教育从业者，看到教育的更多可能性和必要性，也让更多人都能团结起来，更有力量地应对当下和未来的危机和挑战。
丨新移民，是否有新未来？
2012年至今，我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工作、居住在深圳，从陌生不适到渐渐融入，经过这些年，我似乎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深圳人。没有精神，挖掘精神；没有理想，创造理想；我，居然在这里活了下来。
从政治和经济层面而言，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果和骄傲。经过四十年的建设，这座极具现代性的城市，处处散发出自由资本主义的气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大社会、小政府、去中心化、契约精神……
广告牌上说“来了就是深圳人”，但要真正成为一个“深圳人”，却仍需要跨越好几道门槛：制度的、经济的、文化的……但从另一个维度，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现代移民城市的深圳，参与的是一场具有启蒙意义的文化革命和空间革命。
上世纪80年代初，西北风和东南风同时刮起，在山海深圳相聚、碰撞、电光石火，共同造就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寻根文学和港台影视剧，朦胧诗和摇滚乐，文学沙龙和迪斯科，打工妹和小商贩，边防证和中英街……
从小渔村到国际化大都市，从碉楼到城中村，从三来一补的工厂区到福田金融CBD和南山软件基地，伴随着的，是从五湖四海赶来的一代又一代的淘金者和建设者的融入和出局。在这场人潮涌动的空间革命中，不同地域的地域文化被带到深圳，以纷乱的姿态，重叠在一起。你不一定能在深圳听到各地的方言，但华夏的各大菜系，都在深圳有落脚地。语言早已隐藏在记忆深处，但身体骗不了人，食道跟阴道联通在一起，流露出生命的本真。
某天，从大鹏回到龙华的大巴上，看到路边一个标语：“社会建设，是人的建设。”但，我们如何定义“人”呢？张天福是谁？他的存在，对什么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的存在，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深圳之于我，又意味着什么？是放逐流浪的其中一站，还是离开土地之后的新故乡？我乐意做一个新移民吗？我具备这样的资格吗？
立足于山海深圳，看中国近四十年的现代化、全球化和信息化，我们发现，一场新维度的空间革命正在展开。
如果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近40年间，城市化开启了物理和地理维度的空间革命，使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迁徙，诞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城市移民和农民工。那么，自千禧年以来的近20年，则在互联网世界产生了新的空间革命。千禧年以后出生的孩子，自出生起就浸泡在互联网环境中，天然地成了互联网原住民，占据着主体优势，嫌弃我们这群落后的老人。而千禧年以前的我们，则成了互联网世界的移民或民工，反应迟钝，负荷沉重，还体弱多病，甚至成为有待清理的“不良资产”。
信息革命加速空间革命，使得数字生存变得和物理生存同样重要。我们的生存空间，从电视屏幕，转向电脑屏幕，最后转向手机屏幕，不远的未来，我们还将和可穿戴设备融合在一起。屏幕后面，不同次元的文化空间，以纷乱的姿态，重叠在一起。
此刻，我在深圳；此刻，我无处不在。此刻，我只有一个我；此刻，我又有无数个我。
无论是从乡村涌向城市，还是从物理空间向数字空间迁徙，始终有一个命题在缠绕着每一个人：如何安放我们的自由意志和人文精神？
存在绝对的自由意志吗？如果有，它对我们的生存重要吗？人文精神的存在基础是什么？会不会有一天，它也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冷笑话？
在双重迁徙的浪潮中，重新审视“我们为什么而活”这样的问题时，我不禁会想：在不久的将来，如果我不想做一个冷血无情的赚钱机器，也不想最后只是以一堆代码的形式存在，可能吗？
丨拥抱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这十年间，因退学带来的对过去的质疑和对未来的惶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困扰着我。最初的那几年，我经常会梦到自己回到高中，备战高考，准备重新上一次大学。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工作有些年头了，最近这几年，这种梦，少了很多。
2019年，在“去看海”项目筹备期，在蛇口的精神宣言书店，港铁（深圳）的副总经理刘满娇，应邀为活动拍摄宣传采访视频。在拍摄现场，她一见到我，便惊呼：“天福，你现在终于敢跟我目光对视了。还记不记得，几年前，在龙华大浪，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低着头，连看都不敢看我。”
是的，这十年间，至少前五年，我都是怯懦的，间歇性发作的社交恐惧症，让我在有些公共场合总表现得不自然，眼神游离，手心冒汗，情形严重的时候，连话都说不出来。
当我一次又一次与现实碰撞，终于克服了自卑和怯懦的时候，我又开始不满于自己的不够成熟稳重，老是冲动莽撞。“你都已经三十多岁了，怎么还是这个鬼样子？”
这十年，外界在我身上贴了很多标签：背包客、特立独行的文艺青年、青年作家、职业公益人、公益项目发起人、非著名编剧、影评人、斜杠青年、青年知识分子……
我并不急于撕下这些标签，因为这些都是我参与社会的方式和结果，但我觉得，我最底色的部分，依然是一个作家。所不同的是，这是一个真诚的、严肃的、勤于思考的、有探索精神的、有价值取向的作家。
千禧年之后，文学式微，已成必然。一方面，是因为在商业轰炸下，快节奏的生存趋势，使得我们的精神世界日渐扁平和肤浅，就连很多作家自己都很难再回到问题的源头去思索，更别指望读者会有耐心陪着你一起成长了；另一方面，是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文字阅读已渐渐成为一种低维、古典、乃至落后的交流形式。
同时，随着社会和文化形态的变迁，我们的问题，从“这个世界会好吗？”变成了“明天醒来，我们会是什么样子？”也许，就在不远的将来，问题会变成“明天，我将以何种方式醒来？”。
在这样一个世界，选择当一个作家，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合时宜、特立独行，还是意味着我已被时代狠狠地甩了出去？
如果不再抱着“青年作家”这棵大树，那张天福，还可以是什么？
今年二月底，因疫情被困家乡的我，某一天和姑爷相约爬山。傍晚时分，行至半山腰，就着夕阳，在斜坡上向下俯瞰，眼前的村庄，依旧宁静祥和，却已不是我童年记忆中的模样。
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几个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会脱了鞋，淌着水，踩着鹅卵石，渡过村口的那条河，沿着小溪和樟树林一直走，到对岸去看采茶戏。戏台搭建在一个空旷的田野间，不远处是小溪和竹林。雨夜，竹子上的水滴落到肩上，凉飕飕的。现在，远远望去，那些大樟树还在，小溪似乎已经干枯了，戏台也找不见了。
眼前，仍是儿时的那条河，目光往左移，是河流的上游，视野被丘陵阻隔的地方，那里有外公的家。目光往右移，是河流的下游，那里有一条即将被废弃的旧公路，是小时候叔叔带我在路边搭乘大巴，走出山村的地方。
我回头跟姑爷说：“记得很小的时候，我老盼着母亲能带我去外公家。那时候，我总觉得去外公家的路很远，要走很长的时间才能到。现在，站在山上一看，原来有那么多条路，更不觉得有多远！”
姑爷说：“那是因为你长大了。”
我问：“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