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一种灵感,其产生必自内心之要求”。宾四此言似平常却又不平常。说平常,那是因为最初的文学,除了自己的心灵以外,必没有其他羁绊。说不平常,只因长久以来,我们一直以为文学一定要服务于某种特定目标;可突然有一天,当你发现文学并非如此时,此言确有振聋发聩之力。
我的阅读经验中从没有文学史,此为第一部,故无比较不敢奢谈好坏。不过宾四先生想通过文学史让我们理解古人的真性情,我认为这是吸引我的。
这又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关于史学研究的问题。杨奎松说,史学研究要有人性关怀。此古典史观,吾辈深以为然。古史莫不如此。修昔底德是这样,普罗塔克是这样,孔子、司马迁也是这样。他们的史著,每每读之,总有“独沧然而涕下”之感。在这一点上,说史学“是一种灵感,其产生必自内心之要求”恐怕也不为过。
说到这,不得不提及杨奎松先生的这两本书。深厚的考据,独特的视角,兼及那悲天悯人的情怀,可说是文学与史学的完美结合。
最后还是回到钱先生的这本《中国文学史》。本书根据他的课堂口述整理成书,我认为这种写作方式的最大好处是有现场感。开卷读之,好似聆听;掩卷思之,犹在传习。
我本非文学爱好者。谨以此书去体会“死去的文学”,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