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对自己的童年都记忆深刻，而我自己对童年的记忆，就是和长长的铁路连在一起的。
（一）兰州
我母亲的老家是山西，外公年轻时学做买卖到了西安，母亲是在西安出生长大。我的父亲生在江阴，小时候随我亲娘（常州无锡一带人管祖母叫亲娘）来到上海，在上海念书念到高中，直到大学考到西安的交通大学。父母他们是西安交大念书时的同班同学，毕业时两人为了在一起就只能去大多数同学都不愿意去的大西北兰州。母亲是在兰州怀的我，快生产的时候回到上海把我生下来，然后把我留给在了上海的亲娘，而母亲和父亲又回到几千公里外的兰州。
说了那么多，实际上就是一个事儿，打出生开始，我在铁路的这一头，有份思念和亲情就在遥远的铁路的那一头。
我第一次坐火车，就是跟着出差到上海的父亲回兰州看母亲，那时侯我快六岁了，却是第一次去见出生后就再也没见过的母亲。在漫长的铁路上哐当咣当了好些日子，才到了兰州火车站。一下火车就有一大帮父亲的同事来接站，他们并不是来接我的·，而是接从上海带回去的大包小包，每个包里都是沉甸甸的大米。那时候的兰州你再有钱也买不到大米吃，这帮身在大西北的上海人，但凡有同事回上海，就会托各自的亲戚弄到尽量多的大米，装满那一只只印着上海二个字的军绿色的帆布旅行包，然后一并带回兰州。
从车站到父母所在的西固区的家已经是晚上了，没出息的自己不是想象中的那样抱着出生后从未谋面的妈妈亲热，而是哭着闹着要找亲娘。父亲抱着我努力地哄着，“你看这个大立柜就是从亲娘那里寄来的，这个有公鸡图像的饼干桶也是亲娘那里来的，这个大西瓜比上海的西瓜好吃”，但估计是那种长得像冬瓜一样的兰州大西瓜没有博得我的好感，自己仍是哭闹不止非要找到亲娘，一直到哭累了在老爸的肩膀上睡过去。
看到如此状况，母亲自然要培养和儿子的感情，便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在家里陪着我，但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武器居然是那只上海来的金鸡牌饼干桶。那只饼干桶放在大立柜右边最上边的那一格，六岁的我要高高地仰起头才能看得见它，自己拿了个方板凳上站上去，结果还是够不着它。妈妈是很淡定地坐在尼龙面的躺椅上打着她的毛衣，如果我喊一声妈妈，就会得到饼干桶里的一颗糖。对一个六岁的那个年代的小孩子，糖果是过年才会有的奢侈的美味，况且里面还有难得一见的大白兔奶糖，当然是“妈妈”“妈妈”从不自然到非常顺溜地叫起来。母子感情估计也就如是这般立马建立起来，糖还没吃完，假期也没用完，妈妈就可以到厂里上班了。
（二）西安
在兰州待的那段时间，母亲还带着我回西安去看外公外婆。相对于几千公里远的上海，兰州到西安算是很近的了，火车只要开一个晚上就到了。估计不是寒暑假，火车上人也不是特别多，虽然是买的硬座，空座位很多，居然还可以躺下来，睏了就睡在软软的包了海绵的绿皮长椅上，把头枕在妈妈的腿上，小手紧紧拉着妈妈的手，那一刻是最舒服和安心得了，一觉醒来西安便到了。
下了火车，先是去了住在城里靠近西门的姨婆家，姨婆是个裁缝，手脚麻利，不仅衣服做得好，而且面条也做得好吃，对妈妈和我都极好，那时粮食对家家户户来说都不够吃，但姨婆从不吝啬，总是变着法儿做好吃的给我们。听妈妈说，她在西安念书时，没事就到姨婆家，姨婆也是一样做好吃给她，妈妈待姨婆也像待她自己的亲妈妈一样。
后来我回到上海读书，还陆陆续续去过几次西安，一次是初中二年级暑假的时候，父母要调离住了几年的洛阳去南京工作，父亲先去南京打前站，母亲便带着我和妹妹绕道回西安看看。后来一次是91年大学快毕业那年的寒假去西安，再后来就是1995年的结婚旅行带妻子回西安，每次都是照例住在姨婆家，而每次姨婆都会做她拿手好吃的面条。最后一次见姨婆，那是2007年去西安开会的间隙去看她，快90岁的人，坐在轮椅上，精神状态比我想象得还要差些，我贴着她的耳朵说“青青来看您啦！”，姨婆估计是累了，只是微微抬了抬头，并没有气力回答，那时候我自己的老亲娘在前一年刚刚离世，那时的我本来就见不得老人，更见不得待自己好的老人衰老成这个样子，眼泪任是扑簌簌得往下流，好长一会才止得住它。
（三）回到上海
六岁的我，在兰州待了十一个月，就要回上海念书了，那时侯上海的学校允许像我这样的外地临时户口的小孩子借读，没有任何其他的费用，只要你好好读书，老师就一样地喜欢，而且自己感觉还很特别，和其他小朋友不一样，因为每年的寒暑假我都可以坐火车。对那个时代的小朋友来说，坐火车是件很大很隆重的事儿，很多上海的同学，他们第一次坐火车是要等到高中的时候，因为只有到了高中了学校才可以允许组织去周边的城市春游，那便要坐着火车去，但也就一两个小时，完全体会不到坐长途火车的乐趣。
小学一二年级还是由大人带着坐火车，到了小学三年级寒假的时候 ，我就带着同样在上海念二年级的妹妹，去兰州看父母了，当然上海和兰州二头都要有大人接送。上海这里一买好票，拍个字数最少的电报，就是简洁到“出发日期，车次和车厢（像“29日54次2厢”）。那时普通人家都没有电话，写信上海到兰州路上要一个星期，火车到了信还没到，所以靠写信通知根本来不及。不过那时拍个电报是很贵的，一个字记得也要二毛五分钱，相当于一碗大馄饨加一碗阳春面的价格。电报是根据拍的地方的远近定价收费，兰州当然离上海远，收费就额外贵些，想来真得没道理，无线电波每秒30万公里，三百公里远对的南京和三千公里远的兰州又有什么区别呢？！拍电报也不方便，门口的小邮局是没这个设备的，要跑到长寿路（那时叫大自鸣钟）的邮电支局去拍。电报倒是二十四小时的，如果谁给你拍了电报，哪怕是半夜三更，邮局送电报的人会骑着那种绿色的大摩托，老远就听到突突突的声音，接着就会是一声响亮的喊叫“ 230号缪青电报”，比你妈喊你回家吃饭的声音还要大！
拍好电报通知好兰州那头的父母，上海这里到了出发的那天，亲娘会送我们兄妹去那时的上海火车站，就是现在的老北站，那时候出租车还不普及，即便有估计亲娘也不会舍得。亲娘带着我们兄妹二人，背着绿色的帆布旅行包，坐门口的69路公交车，到终点站虬江路下车，再走上老长一段路才到北站。清晰地记得那次亲娘还迷了路，为的是担心我们路上饿着，绕道旁边的另一条稍微热闹一点的马路，找一家大一点的食品店买些面包给我们，若不是考虑我们要坐几天几夜的火车，平日里节俭的亲娘绝对是舍不得的买的。没有文化也不太出门的亲娘，为了买这个面包，结果还走错了路，一路上只能东问西问，绕了一大圈才走到老北站的候车室。我和妹妹倒还是兴奋异常，憧憬着马上就要坐上火车，火车上有好吃的东西和有趣的事情。
（四）铁路边美味的城市
那时的绿皮火车，和现在时速动不动二百三百公里的高铁比起来，速度可以算是龟速了。即便像52/53次上海到乌鲁木齐这样的特快列车，从上海开到兰州就要开二天一夜，兰州再到乌鲁木齐还要二天二夜，也就是说从起点站上海上车到终点站乌鲁木齐下车，前前后后几乎要小一个星期在路上。这开得慢的缘由，一方面火车本身也就每小时开个七八十公里，再加上说是特快，但沿路上还是不管大站小站，一站站地停过去，自然要磨蹭个一个星期。但这也是坐绿皮火车有趣的地方，用现在的术语讲，叫“慢生活”。
上海开出，第一个大站就是苏州站，这样的大站火车要停个十来分钟，站台上会有卖各种小吃的小车，最有名的就数苏州豆腐干了，一般是五个小盒子的包装，五分钱一盒，盒子上印着代表苏州的虎丘塔，盒子里边是涂着蜡防水的透明纸垫着，上面放着浸满汁水的豆腐干，用牙签挑一块塞入嘴里，一口咬下去，豆腐干里的汁水就会溢出来，酱油的浓香里透着红糖的甜蜜，接着咬到蓬松又有嚼劲的豆腐干，你不会马上舍得咽下去，多嚼几下后豆制品的豆香味就会跑出来，是连你的鼻子都会享受到的那份醇香。
火车过了苏州，很快就到下一个大站无锡了，站台上的小车也照例堆满了当地的特产，我最爱的就是无锡排骨了，但不是每次都舍得买，因为价钱可不便宜，要二三块钱一盒，包装在当时算是很讲究的，等边六角形的彩色硬纸盒，大小和现在一盒月饼盒相当，纸盒里面是半透明的蜡纸衬着怕漏汁水，上面整整齐齐排放着四五块排骨，浓郁的酱汁包裹在外面，鲜亮的色泽是要烹制到位才会有的，说是排骨但乍看起来像是几块长条形的肉块，里面的骨头是要到把肉啃掉才会露出来的，足见其用料货真价实，所以贵也有贵的道理。一般是期末考试得了班级前几名，大人奖励几块零花钱，才会有钱买个一盒，火车上也不舍得全吃完，也就吃上几口，但那几口已经会非常心满意足，肉是酥软但又不烂糊，汁水是鲜美的酱油咸香里伴着恰到好处的甜味，里面的骨头也可以嚼碎，但不会是那种没味道肉骨头碎渣渣的感觉，在你嚼碎它的那一刻，一样是浓油赤酱的香味。
无锡过后按理停的大站就是常州站，但常州前面的一个小站还要停个二三分钟，那就是戚墅堰，因为有个机车车辆厂在那里，据说是全中国乃至当时全世界最大的蒸汽车车头制造厂（因为国外老早淘汰不造了，自然老子世界第一），所以凡是经过的火车都要停一下，即便是像52次这样的特快列车也得停。戚墅堰没什么特别好吃的，常州倒是有松脆甜香的芝麻糖，说是糖，但并不是一块一块的，而是像银行里用纸包好的一溜二分硬币，长长圆圆的样子，里面是松脆的麦芽糖，外面裹满了金黄色的芝麻，吃得时候一定要把头扬起来，嘴巴张得大大的，一只手拿着芝麻糖，另一只手托在下吧下面，这样一口咬下去，松脆的糖和芝麻即便蹦出来，不是在嘴里就是在手上，一点也不会浪费。因为是麦芽糖，不会甜到倒牙，又有芝麻伴着，所以也不会粘牙，反而是酥脆香甜，一根芝麻糖，像我这样的小孩子也只几口就消灭掉了。
火车过了常州，有一小站叫丹阳，封缸酒是当地名酒，制酒的方法虽和黄酒相似，但酒味浓郁甘甜，据说是当地的糯米糖分含量高，，在米发酵到一半糖分含量最高时封缸二三年而成，自己小时候只是听说，真正喝此酒是要到南京念大学的时候。封缸酒知名度不高，出了镇江南京一代就难得一见，自己回到上海工作后偶尔在店里看到封缸酒都会买上几瓶，估计算是解解小时候“想得却不可得”的念想。
丹阳到到镇江也就半小时，后面就是南京，火车站上没记得这二地有什么特色食品卖。当然后来长大了知道有名小吃镇江肴肉和南京盐水鸭，估计当时没有现在的真空保鲜技术，没见在火车站台上卖过肴肉和盐水鸭 。过了南京，就出了江苏省了，到了安徽境内就有砀山的梨，和符离集的烧鸡，河南境内几乎每个停靠的大站小站都会卖煮熟的鸡蛋和放在尼龙网兜里的小国光苹果，陕西境内临潼产的大石榴个个青绿里透着腮红，剥开来的石榴晶莹剔透如红宝石一般，吃石榴剥一个籽吃一个是吃不出石榴的味道的。你必须忍者嘴馋，剥好一大把石榴籽，然后一起放入嘴里，上下嘴巴恰到好处地用力一合，牙齿慢慢咬下去，力气可要掌握好，既不会咬碎苦苦的石榴籽，又把汁水全部挤出来，石榴汁酸酸甜甜的清香是其他常喝的水果汁没法比拟的。
临潼后面当然是大西北最有名的小吃城市西安，但那时真得没在意到车站上有啥卖的，估计羊肉泡馍、肉夹馍啥的不现做根本就没法吃，也就没法让那时千里旅途的客人一饱口福。一过了了西安，那一溜的在黄土高原上的大大小小城市，真得就没有啥特色食品了，实际上想想也不奇怪，茫茫戈壁，寸草不生，吃饱饭都要谢天谢地，那还奢求什么不求饱腹而专解嘴馋的特色食品了。
火车到了兰州，当然要说闻名天下到兰州拉面，和羊肉泡馍一样，当然那时火车站的站台上是没得卖的，但老火车站附近确实是兰州回民的集聚区，我吃兰州拉面就在那一带儿。住在兰州的那一年，妈妈带着我从西固跑到市里去玩，中午就在火车站附近吃的拉面，想来拉面那特有的的牛肉汤味和碱水味重的面都对我吸引不大，居然自己对拉面味道本身毫无记忆，印象深刻的到时排队吃面的回民老乡们，头戴着白色小圆帽子，身上裹着的羊皮袄已经是脏兮兮看不出原来的雪白，袖口更是黑黝黝得发亮，妈妈说这是因为他们吃完拉面就直接用袖子抹一抹油乎乎的大嘴的缘故，谁的袖子油腻，说明谁生活好，拉面吃得多！
（五）火车上的新疆兄妹
从上海到兰州要二天一夜，火车上总能碰到有趣的人，其中有对去新疆乌鲁木齐的兄妹，哥哥比我还大一些，大概已经要高中了，妹妹和我一边大，小学三四年级的模样。哥哥生活在上海，会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人也长得白白胖胖。妹妹就没那么幸运，是随着父母在新疆的建设兵团，只会讲标准的新疆普通话，肤色也是黑黝黑的，但很亮很细腻，扎着的马尾辫子黑黑长长，长到坐着的时候辫子的尾巴都碰到椅子面了！那时候的绿皮火车是面对面固定的座位，中间是走廊，一边是二个人的座位，另一边是三个人的座位，座位中间靠着车窗还有个小餐桌，方便旅客放水杯和零食，我和妹妹碰巧就和这对新疆兄妹坐在面对面的座位。
那哥哥是个自来熟，火车开了没几个小时，还没到南京呢，就和前后左右的人热络起来，说他自己是老铁路了，上海乌鲁木齐跑了好多趟，单聊着聊着就豁边了，居然还宣称她妹妹有特异功能，会透视扑克牌。长途旅行的大家都很无聊，起哄说那就展示一下吧，大家围拢来，只见他把餐桌上的水杯都挪到一边去，空出一块地方来，接着就叫她妹妹转过身去，然后在餐桌四个角上放了四张牌，中间也放了一张。接着煞有介事地食指放在嘴中间，意思叫大家不要出声，然后把牌翻过来背面朝上。然后他把妹妹叫转过身来，哥哥让大家说一张五张牌中任意一张的数字和花色，妹妹煞有介事地把五张牌仔细看了又看，像是能透过牌背面看到后面的数字和花色，结果确实令人惊讶，她居然在五张牌中就能挑出来那张大家挑的那张牌来，试了几次居然无一失手。后几次又换了人发牌，还把妹妹赶到另一节车厢，但搞了几次她还是能说得对，大家觉得没可能，但又看不出破绽。
最后大家实在受不了了，逼着那哥哥说出奥妙，原来是他在做手脚，因为每次他也是预先看到五张牌的，当他妹妹猜的时候，就会看她哥哥左手拇指放在什么位置，若是放在食指上，那就是指那张牌在左上角，若是在小拇指这边，就是在右上角，拇指在手掌中间，就是指牌在中间，以此类推。那时听完答案的自己，觉得这么简单的手法居然一堆人都看不破，真是又有趣，又有点小可恨啊！因为自己从开头就想看出破绽，这必定会让那个长长马尾辫的妹妹惊奇不已影响深刻，但什么也没做到，什么也没发生，到了兰州，我和妹妹下了火车，他们兄妹二人还要继续西行。
(六）后记
业已人到中年我，只要回忆起年少时坐火车，那个画面一定是这样的，一个英气俊秀的少年，白衬衫蓝裤子，坐在靠窗的位置上，一只手搭在车窗沿，一只手搁在餐桌上托着下巴，笔直笔直地坐着，两眼看着目不可及的远方，眼角里是飞驰而过的田野和山脉，脑海里却满是长大后走遍天下的遐想和豪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