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中，向来不缺少浪子。
他们个个才情翩然，却不能为世所用，于是只好离经叛道、故作奇态。或流连于勾栏瓦肆，“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或放浪形骸，寄情山水。他们纵浪大化中，不经意间浪出了意境，浪出了情怀，浪出了江山如画诗酒好年华。自然，这看似放纵的背后或许有着失意，然而，攲枕江湖客，提携日月长。他们要的，终究只是一个海晏河清。声色犬马不过是点缀，他们向往更大的天地，更远的江湖。
及至到了明代，浪子风气为之一变。市井文化的兴盛，使得浪子与隐士的形象合而为一，“色隐”之风由此兴焉。究竟是性灵的反抗，还是肉体的耽溺，早已难分难辨。浪子们快乐地升华并堕落着，在“屈原之进”与“陶潜之隐”之外寻找着时代与个体之间的平衡点。
史上最为纯正的浪子出现在清代。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既深得前代“色隐”之三昧，又秉有纯净性灵之美，他以至真至善之心待人，落在爱情上，便是“情不情”与“情情”的合一，兼爱，却又专爱。他与黛玉之间的爱恋是纯粹的精神之恋，超脱于普通情欲，彼此心证意证。而在世俗层面，他是不折不扣的“浪子”，与袭人有过云雨之欢，与金钏调情，羡秦钟之美色，又慕宝钗之丰肌。他情感泛滥无边无际，被警幻仙子称为“天下第一淫人”，自非浪得虚名。后世文学中，大概只有金庸笔下之段王爷可堪与其比肩，后者同样是爱得真心实意，死而后已，然其仅有世俗情爱而无性灵，终究略逊一筹。
小说家毕飞宇曾说，文化是一种借口。与正统人士相比，浪子更要为自己离经叛道的行为寻找托词。在曹雪芹笔下，宝玉自无需多言，他温柔敦厚、机心全无的人设有着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文化背景。《红楼梦》是灵欲分离、以实写虚的世界，以对繁华色相的细致描绘凸显背后整体意蕴之“空”，表面上花团锦簇，却早已“悲凉之雾，遍披华林”。有这一广大无边的虚无打底，任何叛逆行为也都成了肉身证道，何况，又有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前世灵盟，坐实了宝玉此世的痴人真身。至情如斯，外在的浪子言行自可忽略不计，反增其愚顽可爱。这是《红楼梦》所提供的浪子美学之一种，底下是深厚繁复的古典文化逻辑，有着骨子里的矜贵与自持。
民国时期，传统礼乐文明崩毁，政局飘摇动荡，人心已无所凭依，却又拼命想要抓住些什么，此时的浪子心中惶惶然，却步履施施然，要以生花妙笔、千般巧思来替自己的言行一辩。
浪奔，浪流，在浩浩荡荡的浪子长河中，胡兰成是朵妖异的奇葩。许多人知道他，是通过张爱玲。尽管张晚年厌弃胡至极点，但并不能阻止后世张迷们的寻根究底。此处不谈张腔，只论胡说。胡兰成曾评价张爱玲：陌上游春赏花，亦不落情缘。他惊异于张爱玲的通透，小心藏起内心的琐碎庸碌，跟着她重新打量中国文化之可爱、可喜，又糅之以自家文化根基中新儒家之明心见性、《易经》通感哲学、老子“无”的本体论思想等，终于烩成独门“情教”，得以游刃有余地游历于诡谲莫测的政治变局，以及乐此不疲的情爱游戏中。
胡兰成的笔下功夫确实了得，非但自出机杼演绎“情”之辩证，且开出现代汉语文学一种新风格，虽然妩媚有余、雅正不足，却于白话散文不无补益。他的《山河岁月》与《今生今世》，文字令人惊艳。他孜孜于为“情”申辩，在他而言，“情”具有着超越性的审美价值，其动荡人心之魅力甚至可以唤起革命，在他的笔下，历史、政治变得抒情化，政权更迭、江山易主都显得“喜气”、“惊艳”，“千劫如花”，就连蒋汪之胜败，也无非“桃花开了荷花开，我们去了新人来，亦不是我们有何做得不对”。通过抒情化叙事，他“瓦解了非此即彼的价值与形象，模糊了泾渭分明的理念与情怀”（哈佛大学王德威语）。其情之弔诡由此显现：他始终坚持自己不是汉奸，而是救国救民的“时局的弄潮儿”，而落在男女情爱上，他的《今生今世》，既写与张爱玲的心心相印，又不无自得地夸耀与一众女子的情事，有时则不免自相矛盾、捉襟见肘。
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究竟是文学的创造，风流潇洒如楚留香亦不得不面对红颜苏蓉蓉的爱之报复，何况是现实世界。胡兰成自诩情圣，却始终不肯亦不愿面对他给张爱玲带来的创伤。他的虚虚实实，真假难辨，怕是连自己亦要困惑。他一心想要如婴儿般纯真，然而，即便自心圆融无碍，却如何去对应、弥合早已分崩离析的世界？佛陀尚需要万千法门，普通凡人却妄图一步跨越，不是大愚，便是大奸。生命的桃花源，从来都只存在于心灵的想象世界，而无法代替现实泥淖中的挣扎。中国人的“情”，并不仅仅是一己之私情，更有与宇宙万物的感应，其中自然也包括人伦之情。
于是，贾宝玉和胡兰成在此分道扬镳。前者一如那逝去的古典时代，明心见性，回归茫茫青埂峰，永结无情游。后者则被乱世女人佘爱珍（上海黑帮分子、汉奸吴四宝的遗孀）收拾得服服帖帖。或许，只有浪女才是现代浪子的终极必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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