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晨偶尔看到一个帖子：国家和百姓哪个应该先富？其实3000年前就有答案了。周文王问过姜子牙如何治世？姜子牙曰：“王者之国，使民富；霸者之国，使士富；仅存之国，使大夫富；无道之国，使国富。”
这段文字令人生疑，一是西周早期，尚无王霸之说。400年后，周王室内乱，周幽王父子相争，太子伯服的外公申侯勾结犬戎部落攻入周都镐京，杀了周幽王，帮助伯服夺了王位，史称周平王。这一事件导致镐京毁于战火，无法居住，周平王不得不东迁洛邑。东迁后的周王室失去了对诸侯的道德号召力，诸侯们不怎么听了，这个时候，齐桓公、晋文公等才开始争霸，以取得对诸侯们发号施令的地位。二是周文王之时，偏居西岐，周人尚未取得天下的政权，他的儿子周武王虽然灭了商朝，但他并未分封诸侯，各“国”还没出现，直到周武王去世，周公平定商人叛乱之后，才始封诸侯，“国”才开始出现。周文王时期，就有王者之国、霸者之国的说法，殊为可疑。
翻了翻资料，发现这个说法出自《荀子·王制第九》：“成侯、嗣公聚敛计数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产取民者也，未及为政也。管仲为政者也，未及修礼也。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敌得之以强。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卫成侯、卫嗣君是反面教员，他们搜刮民财、工于算计，结果失去了民心，使卫国越来越弱；子产施惠于民，却不能做到以政令治国，国家越来越衰弱；管仲做到了以政令治国，却不能推行礼义，国家虽强公室却越来越弱。荀子认为，王者使民众富足，霸者使官僚阶层富足，勉强维持的君主使大夫富足。而亡国的君主收刮民财，只顾自己享乐，这样的国家，内不能防，外不能战，它的灭亡时刻到来。荀子总结：搜刮民财，这是招致侵略、肥敌、国亡的道路，明君是不会如此的。
荀子所谓的王者政治，上承孔子。
孔子刚到卫国时，冉有替他驾马车。看到卫国都城内的人流来来往往，孔子感慨的说：“人真多呀。”冉有问：“人多了应该怎么办？”孔子回答：“使他们富裕。”冉有又问：“富裕了应该怎么办？”孔子回答：“教化之，使之尊礼守守义。”（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
后来，这个冉有担任鲁国季氏的家臣，替季氏盘剥百姓，使季氏的财富又增加了一倍。孔子非常的愤怒，公开对弟子们说：“冉求不再是我的学生了，你们可以敲着鼓去批判他。”（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论语·先进》）
孔子富民教民的主张，荀子是继承了的。但荀子又吸收了法家以法治国的主张。
法家的实践派以商鞅为代表，商鞅的政治实践是把全国的人力财力物力集中在君主一人之手，以实现富国强兵，称霸天下的目的。主要手段是废除封建制度，把分散于大夫的权力全部收归君主所有，建立君主绝对专制的政治制度。君主掌握一切资源之后，就可以利用赏罚的手段控制全国，用商鞅的话来说，就是“利出一孔”，不怕百姓不听，因为如果百姓不听，君主就不会给你任何资源，别说富裕，生存都会出问题。但取消了封建贵族制度后，君主依靠什么力量来治量国家呢？就是官僚阶层。官僚们没有任何资源，唯一的飞黄腾达之道就是君主的任用，因此，“霸者富士”，这个士，不是儒家口中的礼乐之士，而是完全受控于君主的官僚集团。
为了完全突出君主和官僚阶层的地位，商鞅毫不留情的打击民间。他赤祼祼的说：“民强国弱，民弱国强。治国之道，首在弱民。”又说：“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故战事兵用曰强。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治民羞辱以刑，战则战。民畏死、事乱而战，故兵农怠而国弱。”意思就是说，百姓贱弱，就会尊重官员，看重爵位；百姓穷了，就会看重君王的赏赐。如果百姓有地位，就会看轻官爵，百姓富裕了，就会轻视君主的奖罚，这样的话，有谁听君主的呢？君主怎么实现称霸天下呢？因此，一定要使民弱、使民贫、使民疲、使民贱、使民愚。
荀子并没有明面上采取法家的极端治国手段，而是说治国要有“政”，这个“政”，也就是政府颁布的法令政制。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所说的政、刑，发展到后来，也就是法家的极端的治国主张与实践。荀子抛弃了孔子的警告，把“政”当做治国的必要手段，并且，似乎有了“政”，才能发展至“礼”。不客气的说，在政、刑下的礼，只能是霸道之礼，弱民、贱民、辱民之礼，而非孔子所说的礼乐之礼。
引用“王者之国，使民富；霸者之国，使士富；仅存之国，使大夫富；无道之国，使国富”的朋友，其发心是为儒家辩护。因为太多的人批判儒家，说儒家是君主专制制度的维护者。先秦时代，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当然不是君主专制制度的维护者，反而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反对者。但历史最后选择了法家的路线，以荀子为代表的后起儒者，努力调合儒法，到了汉代，终于搞出了“儒表法里”的统治术，成为两千多年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石。这一点我们要清楚，不能把孔孟与后世儒家相等同。而且，荀子这个人物，也不能简单的把他奉为儒家宗师，他是一个半儒半法的人物，是由儒入法、调和儒法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国富还是民富，是中国传统制度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关键是，我们历史上的政体在民间社会之上，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王权或皇权，以及依附在皇权周围的官僚阶层。皇与官僚掌握着这个国家，国富，其实就是皇与官僚富，因此，国与民之间就存在着巨大的张力，才有商鞅所言：“国富则民贫，国穷则民富。”社会财富就那么多，皇与官僚拿多了，民间自然就少了。反之，皇与官僚拿少了，民间自然就富裕了。但权力都在皇与官僚手上，有谁愿意把自己搞穷却富了别人呢？因此，国富民穷是传统社会的常态。而且，遍观世界诸国史，这个规律并不例外，凡是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国富民穷基本上是常态。偶尔出现民间富裕的情况，也会很快出现一个大有为的君主，为了实现开疆拓土或万邦来朝的弘图大志，或者仅仅为了解决皇权与官府的财政危机，而把民间的财富收刮得一干二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