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厌倦的悲催的甚至头大好几圏的工作中逃离出来，奔向老四的花店。七夕了，老四又该赚一把了。卖花就是这样，忙时吃肉，闲时喝汤。
老四是家里的老四，三个姐，一个弟。两个姐姐跟她一样是卖花的，一个姐是卖寿衣的。弟弟继承了父亲的产业，做黑白铁的生意。她说她原来就在父亲的厂子里干活，父亲重男轻女的厉害，技术传男不传女，父亲也不给她发工资，一年到头下来，什么也没有。她只好走出来另谋出路。出来了遇到了现在的老公，那会儿一穷二白，没什么可挑的，人家不挑咱就不错了。她边打着玫瑰花束边说，那时候还见了一个，没成，他条件要好，整个的一吆五喝六的劲儿，眼皮儿高的啊，哪看的上咱这要啥没啥的。
她说，这人啊，就是命。弟弟弄着父亲留给他的厂子，本来好好的，结婚生孩子了，过你的日子呗，说句实话，他就是惯的，父亲把他惯坏了。就这一宝贝儿子，天下所有的事儿都由着他，最后把婚离了。离婚这事吧，就是嫌他媳妇儿土，看腻歪了。其实离就离吧，又找一个，这个可厉害，买个房子写她名儿不说，所有的银行卡都这媳妇儿掌控着，让他动弹不得。他就是自找的，这罪儿啊，他就受着吧。老四嘴上有颗黑痣，她说话的时候总带着点衡水冀州的味儿，她麻利地拿起一支红玫瑰，把发黄的花瓣利索地掰下来抛到了地上。
地上有一层碗状的花瓣和剪掉的水晶草和纷杂的满天星，屋子更显得拥挤不堪。这个几平米的门脸是老四和一家搞企业文化的人合租的，她在这呆的时间久，出房租拿大头儿。老四不是个要好的人。别人家的花店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墙上，角落，鲜花和干花都无孔不入地映入眼帘又紧紧抓住了眼球，如入仙境。而老四家，你一进她的花店就知道，她虽然卖的是花，但她绝不会卖浪漫。两个冰柜，上方的架子上堆叠着糖果色的包装纸，墙上写着花语，随便哪个桌子上，打印机上，地上，都会象主人一样随便地站着一两束玫瑰百合或雏菊。
她在花泥里插花，她说她大姐家儿子也不是省油的灯。挣钱没多少，就申请了个廉租房，申请了吧，非要买车，大家都劝他别买别买，可他不听。车买回来没开几天呢，廉租房就被取消了。现在转成公租了。等这会儿了他又把车过户到我名下，前几天又跟别人的车兑上了，你说这孩子，还能不能叫人省心了！
这兴许就叫作生活吧。她叹口气，灵活地拿起一支康乃馨，花蕾在她手里一捻，她那长着黑痣的嘴深深地吸上一口气，冲着花芯用力一吹，整个花仿佛接受了春风一般地惊艳地开了。
老四经营着花店，至少不用靠老公养活。她常常叫我到花店给她帮忙，其实我充其量就是一小工，给玫瑰去刺，拿出三两扎玫瑰，戴上厚实的帆布手套，拿着一个硬实有齿的铁皮家伙，一根一根地撸刺。情人节，风寒料峭，我常常站在露天里撸上半天的刺，直到夜幕降临。有一个情人节，我感觉自己被风吹透了，因为回来的骑车路，瑟瑟发抖，而且那条路从来没有那么长过。
我是老四花店的志愿者，不要工钱的。老四也会对我格外的好。每个情人节她都会让我拿回来玫瑰或者百合。我说我不需要品相好的，你们留着卖钱吧。可她每次都说花不贵便愣塞到我手里。她上了爆米花机后，就给我爆奶油的或巧克力的爆米花吃。
可是，老四忽然就病了，肾病。她说好奇怪啊，早上起来怎么也穿不上鞋了，才发现脚肿得跟馒头似的。唉，这个病，挺折磨人的。
需要吃激素治疗，她的脸又胖又圆。虎背熊腰的显着。她站了一天了，坐椅子上把腿翘到冰柜上，撸起裤管拿拾指往腿上摁，手抬起处随即显出了一个浅浅的坑。儿子大了，也越长越帅，自己正在打一个花束，他找了张黑色的油纸，包裏住那九只鲜艳欲滴的玫瑰，外面正准备用一层白色皱纹纸做最后的装饰。老四打量着儿子，眼睛里的光柔和的象夜里的床头灯。
老四说，现在的孩子啊，喜欢黑白配。我是以前卖过寿衣花圏的，看着这黑的白的在一起搭就不得劲儿。
老四说这些的时侯，面无表情，不悲也不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