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讲演，年轻人就上来要签名，要拍照，我只好陪着耍，不然伤了年轻人的自尊心。现在容我说句重话，真有出息的青年，不做这类事。

                                                         ——陈丹青

陈丹青的意思是，倾慕名人，最好是闷声去做此人做过的学问，下此人下过的苦功。而不是以肤浅的接触炫耀。他忍住没说的是，这样做，既辱没了名人，也辱没了其自身。

也许可以分一分：可供拍照的名人，与不可供拍照的名人。

倒不是说“合照”有什么不好，摄影既艺术，存留剪影是可供怀想，可喜可贺的充满人情味的科技。但是陈丹青其人的面貌有什么值得怀想的呢？拍了回去，都未必想得起拿去炫耀，也许此荣誉，仅表彰在快门一瞬；也不是说一张也拍不得，而是说，不能仅顾着拍照，忘了用眼、用心看其人。

按理说，与他照，不如与他的画照——又不如不照，回去找他的画来看，找他的句来读。这就不枉倾慕一场。

我对陈丹青这个人印象是非常好的。

第一是因为，他是木心先生的学生，并协助出版了《文学回忆录》，这一事迹，功不可没；第二是因为，他敢想敢说，且善想善说。他常骂，如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个“其”，是说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这一代人，舞台太大。幸在舞台之大，不幸也在舞台之大。

从前读书、恋爱、工作、生活，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四件事。那样的局限，想“有为”，也只能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执行。竞争不激烈，自己无野心。反之，人的价值不会被过分强调，即便才能欠缺，也能存活。现在圈子变大，大到无物理上的“圈子”可言，天地任驰骋。成就了一批人，也毁掉了一批人。没有人去统计其数量，也就得不出科学的论断，这也是文化评价时而“好”，时而“坏”的原因。

此境中，优秀而走运的人，更加优秀；优秀而不走运的人，更加忧心；不优秀而走运的人，心安理得地大走其运了。前两种人，都值得花心思学习或惋惜，唯独不要对后一种人做任何感想，那都是对自己无谓的消耗。

有一种人的错误，不在于他想法本身的对错，而在于他相信一套足以应对一切的真理。

为了辩护此种不可能存在的真理，他不惜争吵（最不可取的末技）。殊不知，“没翅没脚的真理，争吵一起，它便远走高飞。”

一个善于吐旧纳新的愚人，要比一个惯于冥顽不灵的聪明人可爱的多。且人可以愚，也可以聪明，最不能弄丢的是可爱。

成功，但是不可爱，总归差了一截。要是可爱，就算不成功——怎么可能不成功？

关于写作、文学上的事，常见不可爱的人，常遇不可爱的事。这里就有我自己。

余尝属文，言眼下的“写作氛围”很差。

这言论，很大程度是源于我自己的文章不被人重视，因我自诩为正统文学。追根溯源，自古以来的“愤世嫉俗”，也大都从自身的失败出发。未尝见一个世人敬仰的名家，成天抱怨世道不公，也许他会警觉、倡议，但不会如此热烈、迫切。

诚言，当下大多数人的阅读流于表面，三流文学晋升二流，二流升一流，原来是一流的，而今非主流。

这个现象，很大程度是“新闻报道”借由网络传播导致的。从前，新闻不过报纸杂志，形式非常有限，而今随意点开网页，信息量之大令人惊骇。在这样的竞争下，各商家（是商人无疑）无不各出奇招，摄人心魄。渐渐，人们惯于阅读“新闻性”的文字，因其简单明了，篇幅短小，注重读者的阅读体验、感官刺激、调动共鸣。

另外，任何时代的最大阅读群体，都是十五岁到三十五岁的年轻人。他们有时间、财力、理想、对书籍尚存崇拜和信仰，所以会投资到文字上。而这一群体，受年龄、阅历的局限，很难愿意读又苦又涩的文字，那种故意“留给读者遐想空间”的文章已经失宠。人们无意于深度思考，忽觉拆袋即食的比较可口。

但这是无可厚非的，否则我就要把年少时偷偷在书桌下面看郭敬明小说的自己揪出来，耳提面命一番。

年龄增大，见识不同。

到我这个年纪，就开始热爱包含着我这个年纪的人所思所想的书。等到中年，肯定又不一样。大多数的名著，本来就不是给小孩子看的——非要丰衣足食的小学生读《战争与和平》么？而且这些书现在就摆在随便一家图书馆的书架上，大家是完全能读到的，故完全不必哭喊“文学已死”。只是人们对这些作品不关注了，年轻人上来读，没有了年长的好友答疑、解惑，身影略显孤独。

按照希腊人的风俗，年轻人必交得一位年长的朋友，且有智慧。我们缺少这样的习俗、氛围。

有为的年轻人，自己做自己的老师、审查员、纪检员。对自己的言行常常反思，把意识一分为二地对话。在这个过程中，舍，得。成为可爱的人。

话说回来，陈丹青先生是烟不离手。这么重视艺术的人，不管自己的身体，也有点意思。

文/张无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