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读完了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几日前翻了一本加缪的《局外人》，昨日又读到陈晓明关于《黑色小说》的一篇书评-《如此自然的孤独》，我大概是最没有情怀的读者，从不过分喜欢一个作家，也不刻意去挑选读的书，所以突然发现自己最近这么频繁的与“孤独”这个话题面对面真的有些始料未及，这些不期然的狭路相逢，让我突然兴起了聊一聊“孤独”二字的兴趣。

“孤独”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名词，我听过，写过，也感受到过，却从未认真的认识和正视过它。

百度百科里解释：孤独是一种主观自觉与他人或社会隔离与疏远的感觉和体验，而非客观状态；是一个人生存空间和生存状态的自我封闭，孤独的人会脱离社会群体而生活在一种消极的状态之中。这样的解释很抽象，比起这个版本，我更喜欢汉语词典里的解释。汉语中有四个意思：幼而无父和老而无子的人；独自一个人；孤立无所依附；不合群，不喜欢跟人来往。

孤独的感受大抵相同，而孤独的原因却分很多种，可以说汉语词典里将孤独的原因几乎囊括完全，若有差别，那必然也是这些理由里延伸出来的千千万万的分支。

幼而无父和老而无子的人为孤独，这句话的出处来自于孟子：老而无子曰独，幼儿无父曰孤，也就是所谓的鳏寡孤独。另有古代将无家无室，孤苦伶仃的人称为孑，孑意为单，一个人生活就是孑然一身，孤孤单单。这两种“孤独”的解释都基于生物意义上的亲缘关系，每个生命都是生命繁衍的结果，同时带来的人类文明上定义的亲情就是生物进化过程中独一无二的产物，天生存在，这样一种生命延续所带来的孤独微妙而无力改变。

孤立、无所依附和不合群、不喜欢跟人来往则更多是精神领域的孤独，精神领域的“孤独”并不难感知，但难以证明，我只能从文学作品上去探求，以期获得一些佐证。在文学创作里，知识分子的精神孤独是并不罕见的主题，从古代诗人们写的知己难寻、壮志未酬的诗句，到现当代作家完成的旨在探究内心的作品，我们不难看到，“孤独”是个永恒的话题。

文学作品中“孤独”的普及范围几乎是全部。从物质到精神，从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到底层小人物，从中国人到外国人，从他人到自我。

两个细胞融合，一个复杂的系统运行 ，然后一个赤条条的生命降生。无数细胞运动，一个复杂的系统运行，最后这个沾染尘世的生命又赤条条的离去。生命就这样出现又消失。鲁迅《而已集》里说，楼下一个男人病的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墙上有两个人在狂笑，还有打牌声。河里的船上有女人在哭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是觉得他们吵闹。人类在这世间走一遭，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每个人的悲喜也并不相通，人来到这个世界，真是一个个孤独的个体啊。这是客观存在的孤独和精神上的孤独。

在大众的观念里，精神领域更多的属于知识分子，遗憾生命短暂，时光易逝，人群熙熙攘攘却找不到心灵契合的陪伴者，顾城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顾城自小在文学创作上就极具天赋，他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让他能够敏锐的感知到生命的存在，最终物极必反，这个孤独的人只能选择用最悲惨的方式孤独的离开这个世界。

然而精神上的孤独并不是知识分子所独有的，普通大众也同样孤独，刘震云写《一句顶一万句》，就是关注社会底层小人物们的“孤独”。中国底层社会无数人，他们跌跌撞撞的四处拼命卖力气卖血肉，每日为了活着已经筋疲力尽，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研究精神世界，去关心灵魂和意义，那你说他们孤独吗？刘震云说孤独！

出延津记里，刘震云用一个杨百顺来表达 “孤独”。杨百顺小时候离开家去流浪，自此脱离了亲情带来的归属感；老婆跟邻居私奔之后，他失去了获得爱情的机会；在独自流浪的过程，他的名字从杨百顺到杨摩西，再到吴摩西，杨百顺的一生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定位，这是自我的缺失。杨百顺是有梦想的，但是哪怕是一个平庸的梦想也无法达到，一声“叫我罗长礼”昭示着他梦想的破灭。杨百顺曾经找到过可以说话的朋友，是他的养女巧玲，然而巧玲的丢失，最终让他拥有过的友情也烟消云散。回延津记里，主人公牛爱同样经历着爱情的憋屈和悲苦，同样的没有自我也没有梦想，同样的在生活中强行掰扯，掰扯自己也掰扯别人。

刘震云在书中没有说出一句孤独，但是我们看着这些人，觉得真是孤独啊。《一句顶一万句》中撕裂了亲情、爱情、友情、梦想和自我，描绘出了普通大众的的孤独。

在《一句顶一万句》里，除了看到普通大众的孤独，还看到了中国人和外国人“孤独”的不同。老汪是书中第一个表现出来强烈“孤独意识”的角色，他腹有诗书但是不善言辞，因为找不到说得上话的朋友，只能靠走路来缓解内心的孤独感，而传教士老詹却因为有主和信仰而从未孤独，但是为了信仰从未停止奔波。中国人的孤独主要来自于内心精神上的不安，西方国家的孤独则来自不稳定的社会和国家现状。

中国人说话讲究内敛含蓄，人们总是习惯于把想说的话藏在心里，而不是直接表达出来，眼见都不能为实，耳听多数为虚，互相无法坦诚心扉的交往，人和人之间的脆弱关系就是从这里开始。久而久之，没有相交的知心朋友，就变成了我们大多数普通人孤独的开始。当然这样的现象也可以解释，相对于西方的人神观念，中国是以人人社会为主。在西方人们有想说的话的时候可以去教堂，有神听他讲，在中国，大多数普通人不会自己和自己说话，父母之间的关系也更矜持严苛，心里话就只能说给朋友听，神的嘴巴是严的，但是人的嘴巴可以往外说，所以很多时候朋友是危险的人，说给朋友的话是危险的话。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从语言开始，然而拥有独特语言的人类却正因为语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孤独。我们不知道对面说话的人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我们不知道正听你说话的人心里是在嘲笑你还是在用心听你讲话，我们认识很多人却不知道该把心里话说于谁听。当语言无法解决人内心的无依感时，大多数人都陷入“孤独”的境地。人总是需要一个能安心说话的朋友，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从侧面也体现出了人的这一社会特性。中国社会上的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是真的孤独啊，这世上的人这么多，却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却没有人可以说上一句知心话。人这一生要说多少话，才能说给想听的人。

而关于西方人的孤独本质，在《局外人》中有所体现。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在1957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荒诞哲学”是他文学作品里探究的主题，《局外人》是加缪在26岁写的，少年总有一些与世界格格不入的地方，关于这个世界的样子，关于这个社会的规则，他们存在着怀疑和不信任。这本书中文译本封面写着：如果你在人群中感到格格不入，那你一定要读《局外人》。加缪通过描写一个因为在母亲的葬礼上不哭而被处以死刑的年轻，揭示了人与社会的对立关系，人是独立的个体，世界是荒谬的，社会强加给人种种规章制度，规则的存在，让崇尚天性自由的西方人感到与社会的格格不如，这才是人孤独的来源。

同样的理论我在《人类简史》里也看到过，《人类简史》里说，现实社会里的所有规则和制度都是一部分人编造出来用来欺骗另外一部分人的。人类从血缘关系开始延续，人类文明是从无血缘关系的群体出现开始传承，而人类完成了从个人到群体最终到社会却是因为规则的约束。规则是个矛盾的存在，一方面他让生命的存在和延续有序稳定，另一方面有时候却禁锢了生命的活力，也就是所谓的对人类自由的干扰。

关于“孤独”作家们在文学作品里实在讲了很多，这有利于我们了解这两个从未有过存在感却无所不在的字。与作家们通过洞悉世事去理解“孤独”的做法相比，他们在对抗“孤独”上却前所未有的默契，那就是写作。刘震云说，他想要借书中角色的嘴去说话，去说想说的话。因为书中的角色比人勇敢，角色可以说很多自己不敢说的，不能说的，说不出的胡话，疯话，痴话。刘震云说，摆脱孤独是他讲故事的目的和动力。我想大多数作家写作也有着同样的原因。

我是一个专业的读者，但一定不是一个专业的作者，善于提出问题，却不擅长解决问题，可能这是自己不能成为一个专业作者的其中一个原因，同时作为一个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女生，又太肤浅，缺乏宏观和冒险精神这是另外一个原因。

我曾经写过一篇描述“孤独”的文章-《社交恐惧症》，文章里认真的剖析了自己“孤独”的原因和表现，如今发现与刘震云式的孤独一般无二，唯一的不同是对我而言亲情是我摆脱“孤独”的不二良药，同时我仍认为在血缘之外，人和人之间都需要爱和被爱，爱是人类社会演化过程中的产物，是我们生命中重要的精神依靠。同时在亲情友情之类的情之外，想要摆脱孤独就需要获得自我认同价值感，而不是他人认同的价值感，这一点和佛教的理念很像，选择去充实自己的内心，让内心安稳平和，有所依靠，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立地成佛那么自然是好的，哪怕最终不能人人成佛，也算是一次积极的尝试，读书就是我充实内心的尝试。

极力让自己成为一个真实的人，却仍收到说的话和做的事不一致这样的批评，委屈过也不甘过，终于跌跌撞撞走路很久，我遇到了可以让自己安心的说所有话的爱的人同行，我感激这样的幸运，感激她和他们给我的爱，也感激不放弃的自己。真诚、勇敢和乐观一定是一个人找到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到另一句话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