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一看，《老师·好》并不是一部卖相太好的电影，虽然该片的主演和监制是相声界的大咖于谦。于谦老师的观众缘一向挺好，不过在此之前，他在影视剧中都是以配角出现，并未单独挑过大梁。该片的导演张栾此前执导的一部德云社电影《相声大电影之我要幸福》在豆瓣只有2.9分，口碑低到谷底。但卖相一般的《老师·好》在先前的点映活动中倒是取得不错的口碑，在一家售票软件上的评分高达9.4分（该售票软件同样是影片的出品方，因此客观性存疑），这给宣传制造了足够的噱头。《老师·好》真的是一部黑马佳作吗，是否值得观众一看？
《老师·好》海报
师生关系是影视作品中的一大类别，无论是国外还是中国，都有不少佳作。国外有《放牛班的春天》《生命因你动听》《死亡诗社》《蒙娜丽莎的微笑》《心灵捕手》《地球上的星星》等，国产电影也有《孩子王》《烛光里的微笑》《凤凰琴》《一个都不能少》《美丽的大脚》等。这些电影的主题和呈现方式虽不尽相同，但在制造戏剧冲突上大抵相似，即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一开始往往是矛盾、冲突、误会，但在老师充满爱与关怀的教育下，师生之间的坚冰慢慢融化，学生最终感受到老师的良苦用心，也由此烘托出老师高大伟岸的形象。
《老师·好》也不例外。故事背景放到了1985年的南宿一中，苗宛秋老师（于谦 饰）担任三班新的班主任。苗宛秋一开始也不讨学生喜欢，因为他有着学生讨厌的老师的所有典型缺点：刻板、保守、教条、强势、一言堂、唯成绩论、以成绩取人，等等。
在对人物的刻画上，《老师·好》体现出难得的真实，苗宛秋没有享受到主角光环，他没有被夸张地美化。相反，电影的前半程对苗宛秋的“缺点”倒是进行浓墨重彩地刻画。比如影片开篇，通过一个简单的点名，就将苗宛秋的严厉、保守、以权压人体现得淋漓尽致。再如之后的选班长，他也丝毫不理会之前关婷婷对班级的付出，不理会对她自尊心的伤害，也不理会全班同学选择洛小乙的呼声，执意让品学兼优的安静当班长。而在第一次自行车风波后，他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洛小乙，仅仅因为他是一个成绩差的“坏学生”……
苗宛秋简直是很大一部分中国式家长和中国式教师的缩影：他们的确对孩子非常认真，对孩子成绩高度关注和负责，非常希望孩子能够考上好大学拥有一个好的人生。但他们问题在于，喜欢打着“为你好”“为了你的学习和成绩”的旗号，不遗余力地压制你的一切创新和自由。因此一到高三，苗宛秋就取消了所有副科，学校文艺节也不让学生参与因为要争分夺秒地学习
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发现国产师生电影与西方师生电影之间可能存在的一个差别。像《死亡诗社》这一类，基廷先生恰恰是反封闭教育和应试教育的，他教给学生的是浪漫主义的思维和想象，他想让学生知道的是自由思考的魅力和价值，基廷先生既是教师，更像是引领学生前往自由领地的“船长”。
但《老师·好》不同。中国的师生关系，往往伴随着“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亲密特征，这有点像父子关系的延伸。在这种价值框架下，老师兼具传道、授业、解惑等多重功能，老师对学生就像父母对子女般关爱，学生也视老师为服从和感恩的对象，学生对老师就像子女对父母般孝顺和爱戴。二者的关系更近乎压制-感化。老师一方面以权力“压制”学生，学生也可能产生叛逆和反对的情绪，但与此同时老师又以爱“感化”学生，让学生在理解老师良苦用心的同时最终服从。
电影中，几个调皮捣蛋的学生实现对苗宛秋的情感转变，就源于苗宛秋扮演着类似父亲的角色，为学生无私地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无论是对“耗子”的募捐，对洛小乙的不离不弃，还是后面为了让安静好好学习免费为其他学生补课
这当然不是说，西方的老师比东方的老师“好”“先进”云云，毕竟不同的教育方式背后有不同的国情。中国式师生关系的“拟血缘化”既有历史根源也有重要的现实症结。《老师·好》后半程也揭示了苗宛秋为何如此重视成绩。他1965年参加高考，是当年的省状元，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但因为家庭成分，他失去了就读北大的机会，只能就读师范学校。因此当他的学生们拥有更自由更多元的选择时，他不免希望孩子们不要错过改变幸运的机会，因为他深知高考对于命运的意义。
在现实生活中，一二线城市的名牌中学，倡导的或许是基廷先生的自由教学，让学生拥有一切可能性；但在三四线城市以及更广袤的乡村地区，基廷先生的自由就显得漂浮，苗宛秋的方法才是真正的实用，这也是为什么每一个三四线城市都有那么几所“毛坦厂中学”。因为对于这些地方的孩子来说，成绩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路径，在追求自由之前，他们必须能够确保考出去。苗宛秋的教学方法看上去是如此陈旧刻板，也正是如此，电影反倒让我们窥见中国教育的复杂性与多面性，让我们窥见“毛坦厂中学”背后的无奈和心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