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生活在农村，我对“表”和时刻的观念很稀松。然而，仔细回忆却发现又时时刻刻没有离开过它。
打从我记事起，村里人过日子都是约摸时刻的。早上东山出太阳，村里各家各户冒出袅袅的炊烟。村子位于半山腰，炊烟借着山谷一直爬上山顶汇合。这个时间好像是不约而同的，大伙称之为“饭时”。家家户户一般男人一早上坡，女人在家拌饭。晚了“饭时”的女人往往被男人吵，大伙笑话，私底下称“懒老婆”。晌午可能是早上已经备好或者太阳明亮的原因，一般不见炊烟。夕阳西下，羊儿归圈，炊烟再一次汇集山顶。吃罢了饭，也就上黑影了。一天的劳作伴着酣睡消失。待到黎明，报时的相当于“表”的就是公鸡了。“鸡叫”是另一个不约而同时辰，鸡叫三遍就明天了，一天的节奏又重新开始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生长在农村对时间的几个概念。
所谓时刻实际就是一个共同的约定，但凡约定就必须有一个参照。那时人们的约定都是模糊的，往往是“鸡叫”，“晌饭”，“上黑影”，“半夜”等等。记得我刚记事，妈妈带我到50里外的县城去探望在那里工作的爸爸。那时交通不便，只能步行。恰巧生产队的牛车去县里拉氨水，允许我们娘俩搭乘，约定在鸡叫出发。那时没有电话，为了不错过鸡叫，妈妈早早就抱着我，打着灯笼，到村西生产队场院的牲口棚旁边耐心等待。饲养员早早喂好老牛，驾起地排车，拉着沉重的氨水坛子向县城终于进发。为了减轻老牛的负担，赶车的爷爷和妈妈都跟在车后一边拉呱一边赶路，只有我迷迷糊糊中享受着老牛的拉动。那时的路都是沙土路，车轮和大人们走在沙子上发出的声音在寂静的黎明格外清脆，使我终生难忘。
后来，有了“时刻”的概念。那时村里有民兵组织，我们村的民兵连长是从部队复原的，在部队是号兵，每天清早民兵连长会忒准时吹起床号。现在想来，他吹起床号的时间大概就是6点钟左右。一段时间民兵连长号声成了时间的记号。
后来村里有了自己的小学校。小学校位于村子的中央位置，像个白菜心。学校的老师打铃上课。为了便于遵循作息时间，大队特地给学校买了一个马蹄表，记得圆圆的表里面有一只辛勤不懈的花公鸡，不断啄食，一啄就是一秒，有时老师还上上闹铃。这个神秘的稀罕物着实吸引了村里很多人的眼球。有了这个东西，一早小学生上操有铃声。那时早上有晨读，上一节课，小学生集合唱一首歌，然后回家吃早饭，刚好和大人“饭时”吻合。于是村里人有时就以小学校的铃声歌声作为了一个时刻记号。小学校悠扬的铃声是全村人的铃声，而铃声的准确来自闹钟里面那只辛勤的铁公鸡。
我开始有“表”的印象是哥哥教我的。哥哥比我大五岁，好为人师，在小学校学了东西回来就教我，因此我还没上学就翻哥哥的课本，无意中会写123456789，甚至还记住了一些字。那时算术课上有认识时分秒的内容。书上有各种表的插图，有1小时=60分钟；1分钟=60秒的口诀公式。由于表是稀罕物，见不到实物，老师就在黑板上画图演示。哥哥他们就在胳膊上画手表，相互画了左手画右手，有时一个胳膊上会画几个，甚至小腿上也画。回到家就又在我的胳膊上画，弄得我胳膊痒痒的，发出咯咯的笑声。
村里几乎没有表，小孩子学着认表，很抽象，到头来见了表不一定认识表，这是悲剧。因此学习要结合了实际，有些东西不必要非要学习。记得我已经上初中了，是1983年左右。我们上学要走15里路。自己带煎饼咸菜，一住就是一周。夏天由于天热，时间长了煎饼就长毛。因此我们夏天带三天的饭，一般星期三下午学校允许赶回家，星期四一早结伴赶回学校。那时各家有表的不多。那次回家我的伙伴骄傲地告诉我他家买了表。我和伙伴约定五点从家走。一大早他就在我家门口喊我，于是我脸都没洗，拿起包袱就往学校赶。我们迷迷糊糊沿着公路走，偶尔说几句话，结果发现有一段时间越走天越黑，等我们到了学校宿舍，没走的同学依然美美睡得香甜。后来我们才意识到伙伴激动地看错表了。
在表稀缺的日子里，有一种有声的报时走进了村里百姓的生活。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推广广播，发达村里有喇叭，公社有广播站，县里有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进入了家家户户。其中定时广播的节目和整点报时方便了不识字的村民。“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二十点整”，目前久违的这种时刻的记号依然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
这个时期“表”悄然地出现了。以前的表是电影里见到的怀表。似乎戴手表，叼烟卷，长头发不是好人而是特务的标志。这种观念逐步改变了。先是一些县里公社下来的干部有的戴着明晃晃的手表，再后来是脱产在外的工人戴表，渐渐地，骑车戴表是这些干部的一个标志。“同志，问一下几点了?”，向戴表的人询问时间是常态的，告诉别人时间是自豪的。
那时还兴向别人借手表。有时为了相亲，装门面，小伙子除了穿着整洁，有时还特意挽起袖子漏出一块大手表。由于手表是高档的奢侈品，自然也成了那个时代身份的符号。应该清楚有的小伙子戴的手表未必是自己的，有可能是临时借的。记得邻居老大当兵复原回家，他攒了很多津贴买了一块手表。他的好朋友刚好到集上和姑娘见面。老大二话不说，摘下手表戴在朋友的手腕上。可惜朋友不认表，姑娘一问几点了，他漏了馅儿，不仅暴露表不是自己的，而且还是文盲一个，弄得脸红脖子粗，像只打不出鸣的大红公鸡。好在姑娘最终看上了这个小伙。有时我们拿这件事开玩笑，总有一种落后穷逼的滋味在里头。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这里“表”成为了相亲和嫁娶的大件必需品。相亲往往送精致的手表做信物，结婚往往要上挂在墙上钟表。那时精致的国产手表八九十块钱一只，价值相当于买一头猪挣的钱，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买进口的，凭票拖关系才能买。记得哥哥嫂子1984年左右定亲的时候，父母送嫂子一个坤表。妈妈怕我将来攀比，特地对我说将来我找对象，也要给我对象买一块。1997年我定亲的时候，妈妈没有兑现诺言，原因是一是表已经可有可无了，成为了不值钱的物件，二是直接拿钱更省事。倒是后来我的妻子给我买了一块精致的表作为生日礼物。
这是我的第三块表。我戴不住手表。我的第一块手表是我上高中后，我家经济宽松了，父母给我们兄弟姊妹每人买了一块。有一次在学校公共水龙头洗脸，怕溅上水，我把手表顺手放在了一边就忘了，等想起来回去找自然没有找到，同学还帮我写了寻物启事也没有找到。那时同学中戴手表的有，但也不是很多。我对这块手表的丢失感到很沉重和心疼。一直过了老长一段时间才敢告诉父母，他们也没太多责怪我。这时哥哥在天津上大学，听说了这件事，对我说给我买一块电子手表。
暑假的时候他就给我带回一块。我问他花了多少钱，他说没花钱。原来他那时去天津上学需要使用全国粮票，到了天津很多人主动找他们换成天津市粮票，还搭上一些运动袜等作引诱。哥哥换的多就给我换了一块电子手表。那时这一类电子手表还没有泛滥了，不用上发条，自动显示时间并报时。我很珍惜这块电子表，可惜第二年暑假，骑自行车回家，丢在半路上。从此我再也不想也不敢戴手表了，直到妻子给我买了这一块。
我参加工作后，发现我的学生戴手表已经很普遍，而且是各种电子表而且有的可以玩游戏。我的工作根本不需要表。我除了出差看时间，平日在教室和办公室里都有石英钟。我当班主任的时候，我发现钟表挂在教室前面方便学生看表掌握时间，而老师瞄一眼时间控制课堂进度不方便，于是钟表就挂在了教室后面，这样老师一目了然了，可同学需要经常回头看表，这影响了大家的注意力。后来我让班长把表挂在了教室墙壁的一侧，这样都方便了学生老师掌握时间，做的心中有数，不至于授课完不成，出现拖堂。
目前我所在的县城几十年前最高的建筑是农业银行大楼，楼顶修建了一座大钟塔，上面每天显示时间，平日里繁忙的人们很少有人注意上面的时间，对他也就视而不见了。只有深夜当喧嚣的城市逐渐沉寂下来，人们才能清晰地听见它悦耳的整点报时。为了不影响人们休息，晚上9点以后，它有进入不紧不慢的挪动，直到凌晨6点，悦耳的报时再次想起，似乎唤起人们加入到再次启动的城市节奏。如今农业银行已不是这座山城最高的建筑了，但那座钟塔在人们心中已经不可取代了，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一个时刻符号。
这让我忽然想起我家的那座钟摆表。1983年左右，哥哥去当时的乡里供销社买的，到现在还忠实准确地报时，如果没记错，应该是烟台产的北极星牌。或许这个厂家早已不复存在，但我家的钟表依然叮叮当当，有条不紊地报时，俨然要成为了古董。都说瑞士的钟表技术好，我看中国北极星康巴斯也不差。
“表”有几年好像销声匿迹了。这主要是电脑手机的普及的结果。我们离不开电脑手机，它们的角落随时宣示时刻和年月日。戴手表似乎成为了多余。
然而，我错了。随着2012年“表叔”事件的发生，表已经有了新的内涵。那时我才注意到手表五花八门，价格从几百到几十万不等。手表又一次成为了一种尊贵的象征。 妻子一直有买一块表的冲动，但由于价格不菲，总感到不一定货真价实而犹豫不决。 像我这种有丢表习惯的人是不能戴更买不起的。
生活就像圆圆的表盘，循序渐进，时时刻刻不断重复转动着昨天。只要生活的脚步不停止，“表”也会与时俱进，不断呈现出不同的刻度和永久的记号。有形的无形的各种表的演化，日积月累推动着岁月在持续不断进步和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