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又从家里寄来了一大箱衣服，据她说是“防寒必备”，区别于上一次的“过冬衣物”，仿佛她还可以想出许多种叫法来，只要她还想再寄一箱的话。
自从住进了新宿舍，同快递点的距离由喝一杯酸奶的工夫增加到吃一餐夜宵的工夫，我便不再愿意同家人产生不必要的快递往来。不过我会用另外的借口，比如新宿舍空间大，能储存的东西更多了，不需要一直寄来。或者一天到晚不怎么呆宿舍，用不着也没有时间把它打造成小家的模样。
但我妈在阐述人生经验时，是比我更诡辩的，她会见招拆招：就是因为空间大，所以我应该把各种各样的杂物排好理好，工作学习再忙也得吃饱穿暖睡踏实。因此，每当我面对“还需要什么”的问题时有丝毫迟疑和犹豫，电话那头的她就会将同理心演绎到极致，就像她不是在千里之外的镇上，而是与我同处一个城市的不同角落。
当我顶着凛冽的寒风把“防寒箱”搬回屋里，手臂已经酸胀起来，两只手开始不由自主的颤抖，我知道该再次和我妈重述那几条借口了。拆包裹的时候想着，如果能编出一条新理由，或许能抑制住她在年内继续寄包裹的冲动。
一张毛绒毯，长短各一件羽绒服，三样东西紧密填满了整个纸箱，看上去就像三块豆腐，或是三摞书，纸箱俨然成了高效利用空间的典范。
这一典范很快进了垃圾桶，我还不至于傻到用同样的纸箱寄件回家，因为一旦我有原样寄回的念头，它们总会嫌弃我毛手毛脚不善操持而最终被撑坏，它们温顺地在我妈手下接受调教，然后把气都撒在我身上，坚决不配合我的装填。同样的衣服物件，我需要一个更大的纸箱才能把它们全塞进去，多数情况下，还会破坏它标准的立方体形状。所以，秉持着“空间容纳量因人而异”的原则，家里寄来的包装纸箱统统会被收拾垃圾的老妈妈带走。
或许，她也会用它们来给远方的孩子寄送包裹。但在老妈妈的打理下，它们一定会更服服帖帖。然后她的孩子会更生气地把它们丢进垃圾堆，甚至直接撕烂。嗯，谁让它厚此薄彼呢？臆想的故事发展与结尾都甚合我意。
不过，我妈对于时令的把握是精准的，寄来的三样正好填补了从初冬到深冬的“穿衣空白期”。
我抽出那件短款羽绒衣，前后颠倒反复审视，确认不是往年的模样，也不是商场里的样式，而是几件旧衣改做的新衣。这种做衣服的方式在我老家非常常见，尤其是冬日将至时，长辈们都会抱着陈年旧衣走进街边某个连招牌都没有的铺子里，让老板娘加工合成出一件新衣服。“二次加工”的好处不少，最重要的是能将几件羽绒衣里的羽绒合到一件身上，大大提高新衣服的保暖能力，还能应对小姑娘小伙子蹿升的个头来调整尺码，节省频繁购置新衣的开支。当然，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可加工的新款式实在有限，不过面对像我一样不怎么在意衣服“可观性”的顾客眼里，这条缺憾倒也无伤大雅。
我妈寄来的这件蓝色面包服，便是出自这种家庭小作坊。它甚至都不像“二次加工”，而是经历了反复多次的“深加工”才到我手里，或许去年我也是在同一沓羽绒的保护下过的冬，只是包裹着它们的外壳是另一番模样而已。
天空蓝是今年的流行色，或者准确的说，是我眼里的流行色。仅在校园里的观察，便发现了许多类同款。大概我妈跟我不谋而合，当然，也不排除她轻信了那作坊老板娘的推销，“前段日子哪条街上的大姐小妹都订了这一款。”我妈往往对这样的话没有抵抗力。
我脱掉大衣套上它，走向镜子，想看看自己的新模样。
抽起拉链，合上扣子，还没做其他调整，衣服已经严丝合缝地贴在了身上。袖长刚刚合适，袖口正好罩住手腕，肩宽刚刚合适，两边没有塌下去的空间，胸围刚刚合适，如同在贴身毛衣外缠了一圈羽绒。
我愣住了，镜子里的试衣人出了神。
我从“双十一”开始就在淘过冬衣物，尤其想要一件合身的短面包服，但受身高体重影响总难兑现。成人款里的最小号总是oversize，童装中的最大号又只能当小背心穿。在网店上拿不准自己的尺码，许多店铺都不做小号的衣服，好不容易找到的几件也都在到货之后因过于宽松而被原样退回。不得已我买回一根皮尺来量确切的尺码数字，辗转几个来回，连“双十二”都结束了，我依然没备好过冬衣物。
但我妈对我的尺码了如指掌，就好像她在家里按照1:1的比例搭出一个和我一般大小的木头人，遇到换季要添购衣物的时候就抱着它出门，在商场里一件一件往身上套，碰到合适又对眼的就拎回家。
可又不对，我在学校不时吃多吃少，增重掉肉都在所难免，个头也在不断增高，而木头人是不吃饭的。
唯一的解释是，我妈通过买衣服，早已习得了超能力，比如她经过排查，知道我的牛仔裤只能穿某个牌子的女款，其他家的裤腰都不够细。比如她能清楚记得每张会员卡的活动日，那些日子她会像过节一样牵我出去试新衣。又比如到了高中，我不再有时间出门逛街，但她还是能买回最合身的衣服，仿佛这世上有两个我，一个我在教室里念书，另一个被她牵出去试衣服了。
可能这世上真有两个我，一个我在学校里量好了三围也买不到合适的衣服，另一个永远在我妈身边，只要她又想给我买衣服了，随时都可以牵着他上街。
我倒是挺希望有两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