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被称为大卖国贼的有两个，一个是李鸿章，另一个是袁世凯。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1895年3月14日，中日甲午战争仍在继续，已经73岁高龄的李鸿章在天津登上了远赴东瀛的轮船。

他此行的目的，是代表清政府与日本谈判。久经官场的他很清楚，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等待他的，除了他的老朋友伊藤博文之外，还有一份足以让他背负千古骂名的屈辱条约。

看着夕阳渐渐沉入海面，李鸿章颇有英雄迟暮之感，念及自己的一生，年轻时投身军旅，从政之后又督办洋务，那时叱咤风云何等威风，奈何终究还是无法力挽狂澜，为之奔波一生的大清国，终于还是跟自己一样，走到了风烛残年的这一天。

海风中的他想起了临行前恭亲王奕䜣对他的告诫：“不要介意舆论和清议，不要只顾爱惜羽毛逃避嫌疑，要有担当，要负责任，要为我大清的安危负责。”

四万万民众对横行的日本舰船束手无策，却指着李鸿章的背影大骂汉奸，满朝文武的谴责和民众的骂声全都压在了这个古稀老人的肩上，使他的身躯看起来愈发的佝偻。

看了一眼暮色中的故国方向，他转身走进船舱，为即将到了的艰难谈判，做最后的准备。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他对皇命的最后尽忠。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3月20日双方的第一次谈判，短暂的寒暄之后李鸿章就开始了自己的演讲：

“贵我两国乃东洋两大国，人种文物相同，利害攸关。贵国近年进步巨大，侪身泰西各强之列，实令人钦羡不止。如阁下所知，我国尽管需要革除之弊甚多，但不如意之事常十有八九。我国与贵国提携，共图进步，以与泰西日新月异之文化争衡，并防止白色人种之东侵，此乃两国之共同愿望。今虽一时交战，终不可不恢复和平，且冀更进而为亲睦之友邻。切望贵我两国将为东亚之两大强国，以与欧美持久对抗。换言之，不仅能改变今日之不幸，进而谋求两国友谊之加深......”

李鸿章用如此恢弘又感人一番演讲作为开场白，竭力掩饰的，是他作为战败国的尴尬地位。也幻想通过此番叙述，能够引起日方维新派的同情，从而能够争取到一个不错的谈判环境。

然而掌握主动权的日方对此并不买账，伊藤博文在同李鸿章私下会晤时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伊藤博文说：“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如今真的打了，结果怎样呢？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

他口中说的当年，指的是十年前伊藤博文到天津同李鸿章商讨朝鲜“甲申政变”善后的旧事。1884年日本想借朝鲜亲日派发动“甲申政变”之机出兵侵略朝鲜，伊藤博文代表日本来华谈判，被李鸿章严词拒绝。而当时带兵肃清朝鲜亲日派的，是时年25岁的袁世凯。

谁曾想仅仅才过了十年，双方再见面竟是这样一种情景。

日方占据军事上的优势咄咄逼人，李鸿章为了国家利益据理力争，谈判一时进入了胶着状态。

此时，发生在李鸿章身上的一件事却给谈判带来了转机。

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

3月24日双方第三次谈判之后，仍无法就休战问题达成共识，散会后李鸿章乘轿返回，在离住处仅有50米的位置，被一名蓄谋已久的日本主战青年刺杀，子弹打在了左眼下颊骨，顿时血流不止。

所幸子弹并没有伤及李鸿章的性命，但李鸿章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正在接受包扎的李鸿章眼里闪烁着兴奋的神采，大清国，有救了。

日本政府担心李鸿章会因为受伤而终止和谈回国，也怕他利用自己遇刺的遭遇在国际上寻求欧美列强的同情，这势必给日本带来不可预估的影响，因此当李鸿章遇刺的消息传到日本朝野时，日本天皇立即派遣宫廷御医前往照顾，皇后更是亲自缝制纱布为李鸿章包扎。

为了稳住李鸿章，伊藤博文与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商讨了一晚上，最终决定无条件接受李鸿章之前提出的休战要求。

古时有忠臣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而李鸿章在异国他邦，用自己的鲜血，为大清国换来了一夕的安寝。

3月30日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在病榻之前签署了中日双方的停战协议，为了推进双方尽快达成和谈，李鸿章拒绝了医生先取出子弹的建议，包裹着纱布在病榻之前对谈判进行了全程指导。

为了给清政府争得最小的损失，李鸿章在所有的细节上都不依不挠，全然不顾及自己的地位与面子，陆奥宗光在回忆中说：“起初就偿金二亿两，他要求减少五千万两，视不能达此目的，他则乞减少二千万两，最后他竟对伊藤全权哀求以此些少减额为其归途之饯别。此等举动以李之地位而言实有失其体面。”

面子是自己的，银子是大清国的，如果自己的面子能够换回大清国的银子，这个位极人臣的老头儿宁愿不要面子。

泪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最终李鸿章带着一颗子弹和一沓讨价还价换来条约，离开了这个屈辱之地，并发誓今后不再踏入日本国之领土。一年后李鸿章从西方考察回国时需要在日本换乘轮船，70多岁的老头拒不上岸，硬是冒着落水的风险，从两船之间的踏板跳了过去。

不是李鸿章没有骨气，不是李鸿章不爱面子，只是身为大清的臣子，肩上挑着的，是四万万民众的安危，这份重担，压的他挺不起脊梁。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的序言中这样说道：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所谓“弱国无外交”，没有强盛的国力，面对列强的侵袭只能予取予求，举国的无能，偏偏要将罪名加在一人头上，所谓“卖国”的称号，不知道是个人的悲哀，还是国家的悲哀。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20年后，李鸿章一首提拔的袁世凯已经贵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也被人扣上了“卖国贼”的名号。

霜雪临头凋蒲柳，风云满地起龙蛇。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马关条约》签订之后20年，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以英日同盟为借口，谎称打击德国在中势力，再次出兵中国山东，一路攻城略地强占中国领土。

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刻组织了内阁会议。他先听取了《国际法》专家法律角度的意见，又向陆军总长段祺瑞询问军事方面的意见。段祺瑞唯唯诺诺之间，表示若开战，中国军队只能坚持48小时，48小时之后，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万般无奈之下，袁世凯只得把收复领土主权的希望寄托在外交途径之上了，正式照会英、日两国公使，提出撤兵要求。然而蓄谋已久的日本却以此为要挟的契机，日本公使日置益一反当时的外交惯例，越过外交部，秘密向袁世凯递交了一份觉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完全就是日本妄图控制中国的一份计划书，如果同意了“二十一条”的条款，就等于让中国成为日本的藩属国，中国就会像朝鲜那样成为日本手中的傀儡。

袁世凯、段祺瑞这些北洋军人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虽然他们学习的是西方的军事理论，在扎根心底的，还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忠义思想。

得知“二十一条”内容之后，段祺瑞即以陆军总长的名义，领衔十九省将军致电政府，表示坚决反对签约，为此不惜与日本决战。在电文中，他慷慨陈辞：“有图破坏中国之完全者，必以死力拒之，中国虽弱，然国民将群体殉国！”

然而大总统的身份却让袁世凯不能如此一般壮怀激烈。此时距离中日甲午战争已过20年，凭借着清政府的割地和赔款，日本国力有了更进一步的提升，而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却在各地的军阀和革命党的起义中风雨飘摇。

袁世凯亲历了甲午战争，见识过日军的强盛，他还特意聘请了日本人坂西利八郎作自己的军事顾问，因此他深知中日双方的差距，若断然拒绝“二十一条”，只会给日本一个名正言顺侵略中国的借口。那时候，中华民族就真的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了。

事实上日本方面对袁世凯也是深深忌惮的。作为李鸿章一手提拔上来的人才，袁世凯深谙政治权谋之术，在早年“监国”朝鲜时期，就曾凭借老练的权谋之术，多次挫败日本人妄图颠覆朝鲜政权的企图，导致日方公使经常气急败坏的要求清政府更换袁世凯的职务。

如今武力不可行，袁世凯转而用自己的政治手腕来化解这场亡国灭种的危机。

他首先任命善于应对劣势谈判的陆徵祥为外交部长，陆徵祥明知这不是件好差事，借口精力不足请辞，袁世凯半开玩笑的说，陆总长没精力，大可在谈判桌上睡觉。没想到就这么一句玩笑话，却成为了整个谈判过程的总体策略。

当时日本是借助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各国无力故睱中国之机，想要速战速决，快速巩固自己在华的利益，最怕的就是引起西方列强的注意，因此递交“二十一条”的时候都是很秘密的，还威胁中方一定要保守秘密。

而陆徵祥就在袁世凯的授意下，运用一个拖字诀，以不变应万变。先借口新上任事务繁杂，把上午的谈判拒绝了，又以自己身体衰弱为由，把下午两点以前定为午休时间，这样一来，就把日本公使每天都谈判的计划变成了每周谈判三次，每次都是下午两点到五点。

开始谈判之后陆徵祥都要先做一番长篇大论客套一下，再与日本代表一同品茶，如此一来，谈判的效率就变得非常低下，为袁世凯在国际上请求援助争取到了时间。

袁世凯不顾日方的威胁，派出外交密使十分巧妙地将日本的“二十一条”泄露在欧美各大媒体之上，一时之间舆论哗然，国内爆发了规模盛大的反日运动，国外列强也纷纷对日本妄图独占中国的企图不满，一下子使日本处于一个十分被动的地位。

袁世凯还广布眼线打探日方朝野的消息，在与日本的逐条谈判中，他的情报系统将日方的底线源源不断的汇报给他，使得陆徵祥在谈判的过程中有的放矢。

袁世凯运用各种策略，使中日会谈拖延了三个月之久，日方代表被袁世凯玩弄的气急败坏，终于在5月7日向中方发出了最后通牒，限48小时做出最后答复，同时增兵中国山东辽东，摆出开战的阵势，并大规模撤离中国本土的日侨。

5月9日，迫于日本的军事压力，中国对外宣布只接受“二十一条”中一至四号的部分要求。这就是后来签署的《中日民四条约》，该条约使得“二十一条”缩减为“十二条”，并且大部分签订的条约不是“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条件。

当时留学美国的胡适是这样评价的：“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

千古英雄曹孟德，百年毁誉太史公。

条约签署之后的第二天，袁世凯对陆徵祥说：“这事儿解决的挺好。”但陆徵祥却说：“毕竟这个条约是我签的，就签下了我人生的死案。过几年以后，那些青年人不了解我们谈判的艰辛和国家的状况，他们肯定会认为，是我陆徵祥出卖了国家的主权，会说我陆徵祥是卖国贼，会想吃我的肉，喝我的血。”

虽然被迫签署了《民四条约》，但袁世凯日后的行动却显示出他早已谋划好了对策：“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即遇危险。至于警察、顾问用日本人，用虽用他，月间给他几个钱便了，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我看用行政手段，可以破坏条约，用法律手段破坏不了。又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

当时在附属地被聘用的日本人回忆都是这样的:“我等被囚禁于附属地界内，一步不敢出附属地”。“我等名为顾问，其实绝无人顾，绝无人问。”

然而袁世凯并没有陶醉于对《民四条约》的恶意损坏上，他始终认为这是一生难以抹灭的耻辱，在国务会议之上，袁世凯是这样跟政府官员说的：“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故权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 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

他还借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劝慰之话，“埋头十年，或与日本抬头相见。”鼓励众人奋发图强，然而他的生命却没有坚持到十年那么久，一年之后，袁世凯就因尿毒症不治身亡，归葬于河南安阳。

他死后，再也无人能够维持中国的表面统一局面，整个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时代。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秦汉兴亡过手。

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千秋功过，自有青史流传，是非黑白早已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谁是谁非，就交给后人来评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