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谈起了小米的雷军，有人问“雷军最近到底在干什么”，我就说了一句：雷军在开会。大家一听都笑了，好像开会成了雷军的标签。据雷军说，他一天要开十一个会，他给自己设定的吃饭的时间是三分钟。可以想象，除了少得可怜的吃饭睡觉时间之外，他每天都在为完成十一个会而努力。
在一个朋友关于雷军的纪录片中，雷军讲了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他说，有一次他应邀参加潘石屹的活动，但去了之后他就觉得后悔，因为他发现在去的路上很堵，这段时间里他已经可以开一个会了，到了活动现场，他觉得自己又可以开一个会了，开完会吃饭的时间，又可以开一个会了，吃完饭回来的路上还可以开一个会——他一下子丢了四个会。
听到这里的时候我都笑了，雷军不是按小时来计算时间的，他是把“会”作为一个时间计量单位，把“一天要开多少个会”当成了工作计量单位。我们可以想象，每天要开十一个会的公司有多少议事日程。雷军作为小米公司的领导者、掌舵者，他每天要关心十一个议事日程。看到这种状况，我首先为雷军的健康状况担心，同时为小米的健康担心，一个公司有那么多需要领导者亲自过问的议事日程，这家公司的健康状况令人堪忧。
雷军这种开会的状态其实很简单，他每天不是在安排做什么事，而是在被安排，他每天的议事日程是由别人决定的。从某种程度来说，他已经丧失了自由，他已经身不由己了，他每天都被各种各样的会议和事务牵缠。
这听起来有些令人伤感，但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虽然我们做的事情比雷军小了很多，但是生存状况也差不了多少。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在悄悄丧失关于生活和工作的议程权，每天早上你一觉醒来，本能打开手机时，其实你已经开始被安排了。你会发现，手机上已经有很多信息、邮件，各种红点点，光把这些事情做完，可能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每时每刻都像是在处理任务，但每时每刻各种所谓的任务，能够唤起你好奇心的东西仍纷至沓来。过去出租车司机说，早上一醒来就欠国家四百块钱，现在我们一觉醒来，就欠朋友同事、欠社会一堆事情，因为有太多的议事日程需要我们做出反应。
据统计，我们每人每天至少要做七十个决策，但现在这个数量我觉得是呈指数增长。更要命的是，一整天都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信息纷至沓来，让你觉得割舍不下，你必须要处理和回复。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如何面对延绵不尽的各种任务。
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叫《精要主义》，书的开篇就提了一堆问题：“你是否感到心力交瘁？你是否感到劳累过度，却又没有发挥所能？你是否觉得自己只擅长做琐碎的小事？你是否曾感到自己忙忙碌碌却又效率低下，是否觉得自己一直在奔忙却总是到不了任何地方？”
这种人生的堵车状况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甚至对此毫无感觉，反而认为生活本身本该是如此。我们深陷一种丧失自由，被各种各样无形的任务所摆布的状况还不自知，而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精神状况。
今天你会碰到什么事，遇到什么人，每天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被此前从没想到的事情牵扯住。但往前推二十年，人们的生活状况、工作状况都不是这样的，那是一个有大致明确议事日程的时代。我们今天该做什么，已经不取决于我们自己，而取决于别人。与此同时，我们面对的选择越来越多，当你面对厚厚一本菜单的时候，很多人就陷入选择困难症中。
这种状况是怎么造成的？简单的说，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互联度增加造成的，究其原因都是互联网惹的祸。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高度互联、信息过载的世界，面对呈指数增加的选择和信息，我们越来越感到无所适从。
十一年前已经去世的管理大师德鲁克说过一段话，他说，几百年之后，当我们回看历史洪流中的当下时代，历史学家会发现，最重要的不是技术，不是互联网，不是电子商务，而是人类境况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拥有选择的人的数量有了极大的增加，而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应对这一切。
我们的世界突然变了，而我们的选择能力并没增强。谈及这种状况，让我想起一个女士站在衣柜前的场景，这个场景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她要挑一件合适的衣服挑不出来，还有一种可能是，当她打开衣柜的时候，很多衣服连她自己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买的。
当你要购进新衣服时，连装进新衣服的空间都没有的时候，你该怎么办？这时，你会陷入一种新状况，哪一件都舍不得扔，最后的结果通常是，“算了，明天再说吧”，这种状况实际上叫“决策疲劳”，或者叫习得性无助。
当你面对一大堆选择无所适从的时候，你最后就选择了不选择，选择了随波逐流。当你已经没有能力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干脆就让别人来安排你的生活，让电话，或者随时到来的各种信息，随时可能来找你的人，来安排你的生活。
这叫习得性无助，意思是，如果你长期受到挫败，长期无所适从的时候，你就会选择不选择。当你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时候，你就会选择这样一种立场，“一切都是重要的，我用不着费劲选择”。
当你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时候，往往会放弃判断什么是重要的，最后变成一个随机性的选择。最后的状况是，你觉得你做了很多事情，但仔细一想，好像又想不起做了什么，压力任务特别多，完成的事情特别少。
举一个例子，当你不知道选择什么信息的时候，你就打开朋友圈挨个看，看完之后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再回过头来想，你也不知道你看过什么，一方面你觉得压力特别大，要完成的事情特别多。这时，你就要会告诫自己，“我要多努力，要付出更多的时间”。事实上，你付出的努力再多也是处于一团乱麻的状况。
在《精要主义》那本书里，针对这种状况有一个说法，叫做“浮皮潦草的贪多求全”（The Undisciplined Pursuit of More）。我们打开衣柜和手机的时候，我们都会陷入一个相同的境况——每看到一件衣服，或者一条消息的时候，我们都会冒出来四个字“或许有用”。
你在浏览朋友圈的时候，看到的一条信息让你觉得或许有用，你就做一个收藏，这样的话，最后会发现你收藏的东西会越来越多。有一次我发现我收藏了接近一千条信息了，事实上，这些信息我可能永远不会看了，因为我们每天还要收藏更多信息，最后的结果是我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在不停的收藏，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看这些信息。
那么如何来破局？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有几个简单的办法。首先你可以请一个人对你比较了解的人，请他来帮你扔掉。让别人给你清理衣柜的时候，因为衣柜不是他的，他能比较客观如实知道衣服的真正价值，这就是经济学中讲到的禀赋效应，觉得这个东西是自己的时候，我们往往会高估他的价值，但在别人眼里，他的价值远不是那么高。
我们在生活中会有很多虚幻的资产，就是一些你自己觉得有价值，但实际上已经丧失价值的东西。我们在选择信息的时候也常常是如此，觉得既然看到了，对我必然有用。但是垃圾就是这样堆积起来的，无论是垃圾信息还是垃圾衣服，占用我们大量资源，结果是你拥有了一大堆既不能割舍又没用的东西。
我们打开手机，看到这些信息看起来是免费的，但其实是有代价的，它占用了你宝贵的注意力和实践，我们在处理自己的垃圾资产时，对垃圾信息往往下不了手。你还可以反过来问自己，“如果这件衣服现在我还没有，我愿意花多少钱来买这件衣服”，如果如连掏十块钱来买这件衣服都不愿意，那就干脆扔掉。
上面两种办法也许效果不明显，还是有手下留情的时候。处理这些垃圾信息的时候，有一个避免自己去收集、囤积那些垃圾信息最简单、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自己没有机会去接触哪些垃圾信息。你需要给自己找到一个空间，除了能接触最必不可少的信息之外，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其他信息。
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这样的方法，甚至有些公司会专门设几个没有电话的房间，给那些任务非常紧急的员工，让他们到那里办公。很多人进入小黑屋工作，刚开始不情愿，但后来发现效率非常高。当你觉得自我控制力很弱的时候，你就把自己软禁起来，这种办法叫做寻找自己的神圣空间。
这种神圣空间有时是有形的，如果没有，那就需要很强的意志力给自己关禁闭。当我们明白了神圣空间的重要性时，我们才能意识到了平常的忙碌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很简单，我们没有屏蔽机制。
我们的电脑是可以不断升级的，每十八个月性能提高一倍，价格降低一半，但人处理信息的能力是不能升级的，这就回到德鲁克所说的，“我们今天遇到的困境，是我们面对的选择越来越多，而我们的选择能力并没有相应增加”。
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用俗话说就是“惹不起，躲得起”，找一个自己的神圣空间躲起来，做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你想要取胜，就要明白英文中的赢（win）究竟是什么意思，win其实就是what’s important now，就是“现在什么是重要的”，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大量可能来缠绕你的那些人、事、信息就会自然消退。
不管是雷军，还是我们普通人，都会陷入一种浮皮潦草的贪多求全中，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呢？这就需要有一个非常节制、严格又有纪律的方式，那就是培养自己说“不”的能力。面对众多诱惑和选择的时候，不要陷入说“不”的无能中，与浮皮潦草的贪多求全相对立的是，炉火纯青的以简驭繁（The Disciplined Pursuit of L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