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时代

公元前5世纪左右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上，是个极为特殊的里程碑。按照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的理论，这是个“轴心时代”。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轴心圣人”，包括老子、孔子、释迦牟尼、帕坦伽利、犹太教先知、巴门尼德、苏格拉底等等。

轴心时代的思想发展有两个重要原因：

1、当时全球各文明中心都经历了某种政治或社会动荡，如雅典的民主政治体制、中国所经历的战国时代。

2、农耕技术逐步解放了生产力，使得男人有时间对自己的存在进行思考。

需说明的是，男女平等并不是近代的产物。在很早期的种植阶段，挖地主要靠简单的木棍或锄，即使孕期的女人也可以劳作，因此当时男女地位大致相当。这也是为何早期的宗教中会出现大量女神。而随着农耕技术的发展，一些工具如犁只有男性才能掌控。根据马克思理论，社会关系由生产力基础决定，于是男女分工逐步演变为男主外（生产力）、女主内（再生产）。因此技术的发展只造福了男性的生产力解放，并未给女性的再生产带来什么优惠。这也解释了轴心时代的圣人无一例外全是男人。

轴心时代有个十分重要的特点，人类经过持久的思考，开始以从未有过的角度看待万物。他们终于意识到，某些本质的、崇高的存在不再是在“外”的，而是在“内”的。若要接近神性，需要的不是外在的崇拜，而是深度的内省和静修。这是轴心时代思想的共同特点，在此之前，人类的宗教、哲学、艺术都是某种神话式的崇拜。

（我的《哲学、艺术与意识》系列，并不是具体某一本书的读书笔记，而是一种整合的解析。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解析文明就必须看地缘和生产关系；解析意识则必须从哲学思想和艺术表现入手。）

苏美尔文明与埃及文明

目前公认最早的苏美尔文明，对埃及文明无疑产生了影响。但有趣的是，苏美尔文明和埃及文明的宗教有着很大不同。苏美尔文明认为神是看不见的，尽管神也是某种拟人化的形象。神的呈现主要是自然力量，这种多神的宗教观影响了之后的希腊人、罗马人、凯尔特人等多个欧洲种族。

而埃及文明认为法老就是神，并且服从法老能够分享神的永生。这样的差异主要与公元前14世纪的宗教改革有关。不难看出，埃及的宗教思想与政权统治有着密切联系。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重要原因，是尼罗河两侧荒芜的沙漠有效阻碍外来入侵，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中央集权政治所需的一大要素。

当然，庞大帝国的中央集权管理制度下，必然存在某种地方性的管理。因此美尼斯统一埃及之后的王朝，各地反而出现了大量外表是动物或半人的神。这种宗教混乱多半与地方性政权有关。

相比长期稳定的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的政权则从来不太稳定，蛮族多次入侵。只有像汉莫拉比那样精力充沛的统治者才能有效控制整个地区。稳定的埃及文明，其神学思想非常关注死亡；而巴比伦的神学更关注现世的繁荣。汉莫拉比法典就诞生在巴比伦，占星术在巴比伦王朝也特别发达。巴比伦文明对天文的精准观测，影响了后来的希腊文明。

这里记录几点巴比伦文明与圣经之间的关系：巴比伦文明发源于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圣经中的伊甸园就是指美索不达米亚。大约在公元前2000多年，周边的闪米特族大量迁徙，人们逐渐开始不再说苏美尔语，而开始说闪米特语。圣经中造方舟的挪亚生了三个儿子：闪、含、雅弗。闪就是闪族人的祖先。事实上，巴比伦祭祀描述了世界如何被创造，就被运用在圣经的“创世记”中。

无论各地崇拜的神如何不同，牛神在当时的文明中很普遍。公牛通常被认为是阳性生殖性能的化身，推测与公元前3000年时期犁的发明有关。随着畜牧群体的兴起和犁耕村落的产生，公牛成为了生产力的象征。毕竟，无论是祭祀地位（观测气象对农作物周期至关重要）还是神话崇拜（各种自然现象化身的神），我们都能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谁提供食物，直接或间接决定其宗教地位。

牛神崇拜在艺术上也能看出来：最早的里尔琴，其共鸣箱就是一头公牛的形状。

从苏美尔文明和巴比伦文明的浮雕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当时的主要乐器无外乎就是里尔琴、琉特琴、双管以及某种鼓。古埃及文明也没多大例外。直到埃及第十八王朝，艺术开始了辉煌的发展。这个时期出现了卡纳克和卢克索的神殿，甚至还出现了激发艺术创作的宗教变革，与文艺复兴时期相像。当时出现了较轻便的弓形竖琴、也出现了三角竖琴。

总体而言，苏美尔文明及其后裔，在宗教上是原始的，其崇拜往往与自然现象有直接联系。古埃及文明的宗教则与中央集权有关。艺术方面，音乐主要为宗教服务，圣歌和圣咏通常用乐器伴奏。此外在宴会、葬礼等重要场合也会使用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