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劇場《青春禁忌遊戲》觀後
前蘇聯解體前夕。
一天夜裡，瓦洛佳、維佳、巴沙和他的女友拉拉突然前來拜訪獨自居住的伊蓮娜老師。
即將離開高中，進入大學、走上社會的青年們為敬愛的老師準備了生日蛋糕、香檳和華彩的高腳酒杯，青春氣息和誠摯情誼讓為了照顧母親而獨身的中年女教師欣喜不已。
她並不知道，學生們的這次拜訪，潛藏著不為人知的目的……
一 不傷害他人的“惡行”是否還是“ 惡行”？
九年劇場呈獻的《青春禁忌遊戲》，在略顯喧鬧的舞曲和激情中開場。這本就是一出直指人性之“惡”的劇作，俄羅斯劇作家柳德米拉·拉祖莫夫斯卡婭受前蘇聯文化部委任創作這一劇本，但是，在劇本完成之後，文化部卻又拒絕了它。據說，原本文化部要求她創作一部關於“問題少年”的劇本，但是很顯然地，最終，《青春禁忌遊戲》的刀鋒所及並非“問題少年”，而是信仰的喪失和 “惡”對人性的毀損。
回到劇情：四名學生中，維佳希望進入林業大學，但是他的家庭無權無勢，在畢業考試中數學交了白卷，眼看希望即將破滅；巴沙出身知識份子家庭，同樣沒有權勢，同樣一心想要進大學卻被數學考試攔住道路，他希望修讀哲學，成為哲學家，研究最深刻的人性；拉拉來自單親家庭，她最大的希望是通過婚姻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而巴沙是她目前能依附的條件最好的男生。 瓦洛佳卻與他們的背景完全不同，他已經通過“關係”在莫斯科外交學院預定了學位，將來註定成為一位冉冉升起的外交新星。而他們此行的目的，就是按照瓦洛佳的策劃，要伊蓮娜老師交出裝有數學考卷的保險櫃鑰匙，讓維佳和巴沙將白卷換成做好的答卷。他們堅信：伊蓮娜老師一定會答應的；如果老師不願意，瓦洛佳將會使出一系列的策略，無所不用其極，直到老師屈服。
九年劇場選擇這樣一出滿含著“惡意”的戲劇，相當有見識。演員對節奏和氣氛的掌控，也相當精准。瓦洛佳精於算計、維佳粗魯直爽、巴沙懦弱而不甘心、拉拉自我懷疑卻期待救贖、伊蓮娜老師“過時”的執著與純真，種種人性的細微轉折都令觀眾心驚。
不過，我想指出的是，在前半場中，劇作所討論的核心議題是：不傷害他人利益的“惡行”是否構成“惡”？一如瓦洛佳所宣稱，“老師，我們換了考卷，沒有哪一個數學天才的道路因此而受傷，但他們（維佳和巴沙）卻擁有了美好的前程，這難道不是您希望的嗎？我們並沒有傷害任何人啊！”
如果生命只是簡單的利益算計，瓦洛佳的理論其實完全沒有錯。或者可以說，瓦洛佳搞不好還是功利主義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的忠實門徒呢！根據邊沁的理論，簡單來說：道德的最高原則就是幸福的最大化，就是追求快樂扣除痛苦的最大總和。凡是能把功利最大化的，就是正確之舉。
根據這個理論，學生們偷換考卷，沒有人因此利益受損，只有他們自己幸福增加，有何不可？不但沒有錯，反而是正確之舉——伊蓮娜老師固執己見，真是頑固不化！難怪瓦洛佳在劇作前半部中，一直苦口婆心地勸說老師，甚至開出了兩個極有誘惑力的價碼：一、讓老師的母親轉到著名醫生的證所接受治療；二、老師獨身多年，自己可以娶老師為妻（是受法國總統馬克龍的啟發嗎？）。但是，稍有見識的觀眾，當然都隱隱感覺這其中有什麼不正確之處。原因在於：我們的道德不能簡單地以功利原則來加以計算，也不能簡單地為功利的行為定出一個價碼。哈佛大學的哲學課教授邁可·桑代爾在他的《正義》和《錢買不到的東西》中對這個課題有非常深入而犀利的探討，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己研究。
顯而易見地，伊蓮娜老師是從前蘇聯的教育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這一代人和中國的“共和國同齡人”一樣，充滿理想主義的信仰，相信真理的存在，相信真誠，對人充滿善意——可憐的老師無法想像自己成了年輕學生的獵物，而分數是可以用現實利益來交換的。她尤其無法接受的，是瓦洛佳關於不傷害他人的“惡行”就不是“惡”的理論。事實上，我們不妨也問問自己：如果一個行為不傷害任何人，但是卻違背了我們的基本道德，而我們會因此獲得巨大的利益，甚至對社會有相當大的貢獻，我們會如何抉擇呢？
二 人類之“惡”，底線能夠低到什麼程度？
回到劇作的後半部分，年輕人看到老師無論如何不願意交出鑰匙，於是決定轉換策略，開始將“惡”的另一張臉孔顯露出來。
他們先是宣稱絕不離開老師家，繼而對老師的信念侮辱；之後，在瓦洛佳的指使下，維佳搜老師的身；最後，他們暴露出更加醜惡的面目，開始搜查老師的家。當四個年輕人將老師的檔潑潑灑灑丟向天空之際，他們之前所宣稱的所有的偉大人生目標也被擲向了虛無之中。
這一幕，不能不令人想起很多歷史上熟悉的場景。九年劇場的四位演員，在這一幕中將人性的醜惡展現得淋漓，亦讓觀眾感到似曾相識的恐怖。當人性喪失了基本的底線，那麼只有作惡的程度的輕重之別，在本質上已經沒有了差異。
現代史上最大規模的“惡行”，當屬納粹在奧斯維辛進行的猶太人大屠殺。事實上，根據學者研究，奧斯維辛在建立之初，“只是在犯人在被送往帝國其他集中營之前暫時關押他們的場所，”是一所“隔離營”，但是在1941年7月對奧斯維辛的犯人進行第一次毒氣處決之後，它筆直地走向了人間地獄，並在1944年成為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屠殺的發生地。關於這些史料和分析，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己閱讀英國學者勞倫斯·裡斯（Laurence Rees）所寫的《奧斯維辛：一部歷史》（Auschwitz: The Nazis & the “Final Solution”）。值得注意的是，在奧斯維辛的指揮官魯道夫·霍斯的自傳中，他堅持認為滅絕猶太人只是一個“策略上的失誤”，這或許才是最可怕的地方。我們身為人類，卻在極端的情況下，能夠被一些觀念所驅使，忘卻自己身為人的最基本的德行，將屠殺自己的同類視作僅僅是“策略上的失誤”——人性的黑暗到底有多深呢？我們生存的情境是如何能對人性進行長久地塑造，以至於最後發生這樣劇烈的改變呢？
在觀看《青春禁忌遊戲》時，黑暗中的我聯想到另一個著名的實驗：1974年義大利的那不勒斯，女性藝術家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的行為藝術《節奏0》。她麻醉了自己的軀體但保留著大腦的清醒，然後把自己交給一群身份不明的人，有男人也有女人，任由他們處置。活動現場的桌上放著各種工具，有無害的鮮花口紅，也有極度危險的剪刀鐐銬甚至手槍等等，這些都是可以使用的。實驗的結果讓我們目睹人性可以“惡”到怎樣的程度。而這些前來觀看展覽的觀眾，最後演變成劊子手的一群，在現實中也許是衣衫得體、文質彬彬的同一群人。
這個實驗的結果，和瓦洛佳、維佳、巴沙對葉蓮娜老師所做的事有什麼本質的不同？或許沒有。當維佳決定搜老師的身體之前，他曾經猶豫過，也許他曾經質問自己“這樣是對的嗎？是否應該就此收手？”，但是，為了“自我”的欲念戰勝了他的人性，而一旦他進入“惡”的迴圈，那麼誰都無法再控制情勢的發展了。“惡”的達成並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次只走一小步，逐漸累積而成一個巨大的深淵，而當我們意識到自己已經跨過了某一個界限之後，剩下的就是只有程度的區別，而沒有任何本質的不同了。
三 相對美好的結局，是一種救贖嗎？
當四個年輕人的惡行走到了一個極端，葉蓮娜老師選擇了回到臥室，但是她不知道，“惡”是不會自我毀滅的。瓦洛佳提出了更為邪惡的計畫，他要以假裝強暴拉拉為代價，徹底摧毀老師的價值觀。
觀眾在這裡看到的是一個邪惡的個體，但是我們也都清楚：事情發展到這一步的時候，一切都不是一場遊戲，而是一場較量。衝突的發展可能導致一下的兩個結果：其一，葉蓮娜老師屈服了，她以犧牲自己的原則為代價，換取拉拉不被侵犯；其二，葉蓮娜老師堅持不屈服，那麼，結果就是拉拉真的被強暴。比較這兩個結果，我們得到的第一印象，是無論如何瓦洛佳都會贏，因為他的“惡”可以沒有任何底線，可以發展到罔顧任何代價，因為魔鬼不會有任何道德感。但是，我們不妨換一個角度思考：葉蓮娜老師犧牲自己的原則交出鑰匙，是否確實意味著“惡”的勝利？未必。當她為了一個更高的道德原則——即保全一個人的清白甚至生命——而犧牲較低的道德原則時，並不意味著“善”的缺席。
現在我們考慮衝突的第二個走向：葉蓮娜老師無論如何都不屈服，以至於拉拉真的被瓦洛佳強暴。此時，巴沙由於對強權的恐懼而躲在一邊瑟瑟發抖，維佳則出於對自己行為的羞恥，不能採取任何行動。那麼，瓦洛佳是否會將惡行推到一個更加激烈的高度？例如，如他之前提到，將維佳，或是拉拉從樓上丟下去，讓老師背負縱容謀殺的罪責與良心的自我譴責；或是，去強暴葉蓮娜老師，將惡行轉變為徹底的獸行？如果真的這樣發生了（歷史上不是沒有過），葉蓮娜老師是否背負的罪責更大？在付出如此之大的代價之後，她堅持的正義是否還有價值？
這取決於我們對於自身信仰的堅持程度，以及我們認為“善”的價值有多大，或者可以說，我們認為生命的尊嚴是否高於某些其他的道德原則？這是一個頗為複雜的道德問題。正向那個著名的火車難題一樣：一列失控的火車即將撞向前方鐵軌的六個工人，身為司機的你突然發現有一條岔道，只有一個工人在那裡工作——這時，你將如何選擇？對此，哲學家們的解釋見仁見智，同樣地，邁可·桑代爾教授的《正義》或許可以幫助讀者更深入地思考這一點。但是，針對《青春禁忌遊戲》這齣戲劇，我只能說：幸好這樣的場景沒有出現，不然，或許我們將要面對一個開放式的結局，雖然那或許也是很大膽的嘗試。
關於人性之“惡”能夠在特定環境下發展到什麼程度，我們可以看看名為“斯坦福監獄實驗”的例子（近年似乎對此實驗有一些質疑，但是我們姑且引用）。1971年夏天，斯坦福大學心理學教授菲力浦·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和同事們在大學地下室搭建了一個模擬的監獄，並且徵集了24名心智正常身體健康的志願者，12個人充當員警的角色，另外12個充當囚犯的角色。據說，最後這個實驗中的所有人，都被深深捲入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無法自拔，不管是虐待者還是受虐者，甚至於主持實驗的教授也被捲入其中，成了維持他那個監獄秩序的法官形象。關於這個實驗的後期爭議相當多，不過，有一點似乎是可信的：人毫無疑問在特定的（例如完全類比監獄）情況下，確實會產生對自己的行為失控的現象，至於失控到什麼程度，我們只要回想一下奧斯維辛就會知道。
事實上，所有在奧斯維辛的党衛隊隊員，也並非天性邪惡，或是面目猙獰，他們大多數人都像奧斯維辛的最高長官魯道夫·霍斯一樣，是一個面目平凡，行為普通的“人”，走在大街上甚至都不容易辨認出來。但正是因為他們是這樣的普通人，奧斯維辛才更加可怖。
我一定要說，在《青春禁忌遊戲》結尾時，瓦洛佳勝利地拿到了保險櫃鑰匙，堂而皇之地走開的瞬間，許多觀眾一定很想狠狠揍他一頓，因為“惡”居然獲勝了（當然也因為演員的演技太好）；而當巴沙和維佳都沒有那拿把鑰匙，我們一定是不約而同地松了一口氣；當最後拉拉舉著鑰匙嘶啞地哭喊“老師，他們沒有拿鑰匙”，我分明看到演員臉上的淚水，我也聽見自己內心的哭泣。
是的，這樣的結束，無疑是一種救贖，至少，三個年輕人，巴沙、維佳和拉拉在最後完成了自我的救贖，在這個意義上，無疑這是一個相對美好的結局，讓我們多多少少回復對於人性的希望，對道德感的信心。但是，我也不無遺憾地想到：這真的是某種道德的勝利嗎？還是導演和劇作者對觀眾期待的一種自我安慰式的回應呢？畢竟，在我們的切身體驗中，當代社會也好、近代或者古代社會也罷，抑或是未來社會，所謂“正義”，不正是應該出現卻常常缺席的那一個嗎？
在觀劇之後的對談會上，謝導演說到“關於‘惡’的話題，我們可以說的有很多很多”，而我回想電影《辛德勒的名單》結尾時由黑白變彩色的瞬間，想要回應他的話卻是：
非常遺憾，關於“善”，我們能做的實在遠遠不足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