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日子过的一塌糊涂，不顺心的事儿十之八九，越是掂量，越难以突破。
魏忠贤握着赵靖忠的手，说“心存侥幸之人，赌徒是也。”
赵靖忠推开手，走了两步，准备出门之时，回头说了一句:“那我就赌一把。”
生活里，我们所有人都是赌徒。有的拿钱赌，有的拿岁月赌，更有甚者拿命赌。
孤独迷茫的日子里，赌，是一件多么富有神奇色彩而又倍带韵味的事情。有机会，谁不想轰轰烈烈的闹一场，
陆茜说，来世上走一趟不容易，不折腾不闹腾，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抛开赌的贬义，其实每个赌徒的心里都是忠于冒险的。只是将唯美的情怀用到了错误的途径上。
（一）
就好比喝酒，有些人醉生梦死无所事事。而有些人金樽对月，却写出了千古情怀。同样是拿着酒，同样嗜酒如命，最后的结局却花开两半相去千里。
古龙是爱酒的。不然也写不出如此洒脱的江湖故事来。忘年交蔡澜先生曾说，古龙就像是一个浪子，嗜酒如命，喝起酒来从不过喉直接下肚。爱流连红尘之地，喜红尘女。
古龙对蔡澜先生说，红尘女虽世俗，却比其他女子要真实要懂情趣。
很多人人前人后各一套，人前能看到的永远都是识大体优雅的一面。红尘女不一样，她敢将世人最为不耻的势利眼坦诚于你，不藏不掖，不造不作。
当然也有比较高修养的红尘女，比如李师师。
所以前面提到的情趣，并非大家所理解的床上的情趣。而是精神修养上的一种情趣。
古时的红尘女，琴棋书画是要懂的。虽然这也是当时所有富家女必修之课，但在家在野，指法再高，没有半点精神上的情趣修养，也是无趣的。
（二）
昨天看了一篇关于中国人性格历史的行文。从春秋开始直至明清，文化的断层使国人的奴性日益加深。春秋秦汉时期的先民尚武且极具侠义精神，救死扶伤、知恩图报各种优良传统貌似与生俱来。
转至明清，各种封建制度的加深，精神思想上的禁锢，直接将王朝之下的百姓奴化。就好像主人养的一群宠物，开心了让你蹦哒，不开心你还蹦哒就得拉出去宰了。
开始还有三二英雄可以跳出来，但死的英雄越来多，前赴后继的人就越来越少。旗人治下的江山慢慢地也越来越牢固。
倘若没遇上外敌侵扰，估计这会你我还是大清子民。
因此便有了这么一段讽刺的故事: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旅行，来中国前他有一个想象，中国人应该都像诸葛亮、李白、杜甫、辛弃疾、苏轼、文天祥那样，个个光明伟岸、个性分明，讲气节、懂礼貌。但到中国后，芥川龙之介发现他看到的中国人却像《金瓶梅》中描写的西门庆、陈敬济，用他的原话来说“换言之，现代的中国并非诗文中的中国，而是小说中的中国，猥亵、残酷、贪婪”。
写这句话前，他正看到一个中国男人当众脱下裤子朝美丽的湖水里撒尿，现实中国和他在书里读到的中国相去甚远。（摘自张宏然《从春秋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史》）
（三）
先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管生于盛世还是乱世，均常怀此心。这就像是一种无上的荣耀与信念，纵不能治国平天下，但修身齐家总是要占其二。
然而明清之后，猥亵、残酷、贪婪渐成常态，所有传统优良的讲究全成讽刺的笑话。
柏杨先生说，国人的素质可归为三字，赃乱差。
国内一群人聚一起闹哄哄，也许没有太大的感慨。但一出国门，此种现状便会凸显出来。
国民的嗓门是出了奇的大。其实这也是有原因的。
清廷之后，汉人的地位极速下降。满人的地铁极速提升。满族人分为正黄旗、正蓝旗、正白旗、正红旗、镶黄旗、镶蓝旗、镶红旗和镶白旗八旗。此八旗均列为贵族，而汉民则为下等。
好比蒙元时的国民等级。
元朝统治者把全国各族人分成了四等：
第一等是蒙古人，地位最高；
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西夏人、回回人和畏兀儿人等；
第三等是汉人，指原金统治区的汉人、契丹人和女真人等；
第四等是南人，指原南宋统治区的汉人和其他各族人，南人社会地位最低，生活最穷苦受到多重压迫和歧视。有的南人和汉人也能做官，也压迫别的人，可以说，只要是穷苦人，都要受到压迫。（百度问答）
其实说白了就是奴隶。一个在满人统治下奴化了数百年的先民，早已无任何侠骨可言。
同为底层奴隶，居然再无侠骨，那么剩下的便是生活中的邻里斗争。
口角之斗，历来以声论理。声大者，多占优势；声逊者，则处劣势。故而嗓门越开越阔。
（四）
由此可见，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管面临多么窘迫的状态，只要精神上得到拯救，所有的问题，都是小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