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第一篇《学而》，第一句话便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这句话虽说国人尽知，小学语文课本里便学过，但理解的未必正确。这句话最常见的注释是：学习而时时温习，不是很快乐的吗？以这种解释敦促学生好好学习，时时温习，自然没有问题，但恐怕已不是原意，甚至也不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里的意思了。

学什么？

有必要在这里对儒家的源头作一个大致的交待。

《周礼·大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薮，以富得民。”

《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

《汉书·儒林传》：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

刘向、刘歆《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从《周礼·大宰》中可以看出，牧、长、师、儒、宗、主、吏、友、薮并称为九两，可见儒在周代即有，“以道得民”语焉不详，但结合《汉书·儒林传》的说法，儒应当是通晓六经，即《易经》、《尚书》、《诗经》、《礼记》、《乐经》、《春秋》的人。明天道、正人伦则是说明古代儒者对自然的天道和社会的人伦都有研究。也因此，汉代刘向、刘歆才认为其功能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

我们从儒家经典中的记载和孔子的知识结构也能看出孔子时代前后的儒者在做什么？

习什么？

孔子教习礼乐

儒的前身，在夏商时以主管祭祀为主，还兼管一些政治典籍。《书》云：国之大事，在祀在戎。祭祀在信鬼神的夏商两代，是仅次于食、货的政事（洪范八政）。

在古代，神职有太祝、太宗、太卜（卜正）、太史，这些官职名有些延续到很晚，宋时仍有太祝，汉时仍有太卜。祝代表祭者向神致辞，他要有对于神的历史知识；宗管理宗庙祭礼的一切，他要有对于氏族宗法的历史知识；卜掌管观兆的宗教事件（有的兼掌筮）；史观察天象，制订或修订历法，并记载重大事件。这些职业均有巫的性质，因此有巫祝、巫史等说法，卜筮更是和巫天然相通，先民的政治知识和自然知识均充斥着鬼神信仰。

周公把前代野蛮蒙昧的祭祀演化成了文明的礼乐，儒的工作内容便有了礼乐的意义。由祭祀化为礼乐，这在世界各地应该是一致的。现代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也认为，音乐和舞蹈的起源，便是蒙昧时代祭神时的仪式。这一现象今天仍能观察到，毛利人的战舞本是原始人的祭祀仪式，现在已成为新西兰的国家文化符号。因此祭祀和礼乐有着天然的关系，负责组织这些祭祀礼乐仪式的人便是儒者。

这些祝、史、卜、宗便是夏、商、周三代的“王官”，根据钱穆等民国时大师的说法，儒道的学问，便是由三代时的王官传入民间，其代表人物便是老子和孔子。三代王官负责的是国家或君主家（春秋前的家国一体，实在难以区分）的祭祀礼乐等事务，但到了老子和孔子的年代，流落江湖的祝、史、卜、宗们便成了术士。所以《说文解字》才会称儒为术士。孔子给子夏说：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可见那个时代儒已经分化。

孔子幼时俎豆礼容，便说明了孔子与祭祀礼乐有着很深的渊源。《礼记》里有大量关于“祭”、“葬”、“奔丧”的事例和规范，更是证明了礼乐的来源，也证明了孔子教学充满了实用性的内容。更有“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的语录，说明孔子与老聃已经以此为业了。但孟母三迁的故事却又说明，丧葬服务业在后世并不光彩，与一般术士无二。

但丧葬服务业与政治却是相通的，君主家的自不必说，百姓家也是如此。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宗亲在一起送走亡者，追思祖先，人民的道德风气会变好。在儒家这里，葬人的仪式，祭祀祖先不是为了取悦鬼神，而是用礼乐教化人民。这一风俗绵延千年，《白鹿原》里白嘉先修祠堂、敬祖宗既是为了祈福，也是为了凝聚同宗。今天的修家谱或寻根活动，同样也有着深刻的政治意义，可以凝聚台湾同胞，可以凝聚全球华人。

孔子办不同于公办的大学庠序的私立教育，除了教祭祀礼仪，还教习什么？

孔子不是泥古不化的礼学家，“礼从宜，使从俗。”，“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与时偕行”。

“时之圣者”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充满了自我革命的味道。

孔子教祭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却也在教“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因为孔子要搞教化，要开民智，鬼神可以使民德归厚，也可以使民性愚昧。这也无怪墨家要说儒家“无网下鱼”，又不信鬼神，又要搞礼乐祭鬼神。刘向《说苑·辨物》里的故事不一定是史实，但却很好的说明了儒家的矛盾态度。“子贡问孔子：‘死人有知无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不葬也。赐欲知死人有知将无知也？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其实儒家虽然强调祭祀礼乐的繁琐，但同样强调节用、节葬，因为这体现了“仁”的需求。礼乐上的过度繁琐或过量支出，是和“八佾舞于庭”一样的僭越。

孔子教祭祀礼仪，是为了生存，“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虽为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孔子教的其它内容也都是实用性课程。

孔子教习政事

《礼记·王制》上说的：“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

有很多资料证明，在孔子创办私学以前，贵族的课程只有“诗、书、礼、乐”四门，比如孔子创办私学之后，就把易和春秋公开了，孔子的伟大正在与此，因为易学是占吉凶的，春秋是断兴亡的，孔子把他们公开以后，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传承就不再是天子和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专利了。一个介于贵族与贫民之间的阶层——“士”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在“士”走上历史舞台之前，政治传统是“亲亲尊尊”，这也是当代对儒家政治伦理的巨大误解之一。在周代典型的亲亲尊尊的政治安排下，周天子是正统嫡传，分封出的诸姬姓国都是“亲”，为了褒奖功臣或为了存亡继绝而分封的非姬姓国便是“尊”，《礼》里讲周天子对诸候国君的称谓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天子对国君以叔、伯、舅相称，正像农村里讲“长房辈份低”一样，嫡长的天子虽然政治地位高，但辈份更低。所谓家国同源，家国同构便是如此。

儒家一方面讲家国同源同构，因此孝这种人伦也成了政治原则。但儒家另一方面又在积极以外臣或士的身份，积极参与政治。

家臣参与政治，历史非常悠久，伊尹以奴隶的身份辅佐商汤，权力极大，成就也为后世赞颂。（臣之本意就是家仆，家国同源，大臣本就是管家之类，小臣就是一般奴仆）。这也无怪乎后世那些家国不分的君主要重用自己的家臣——太监，来抗衡外戚或朝臣。

在家国不分又层层分封的春秋时期，孔子自己也做过家臣，《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孔子的学生也有大量的家臣。比如那个只顾主家利益的子有。

可见孔子并不反对家臣参政，但孔子又特别反对家臣专权。如他的老对手阳货或阳虎，便是季氏的家臣，阳货把持了季氏，季氏又把持了鲁国，春秋时的政治制度的确让人费解。

孟子认为国君应当重用异姓之卿，而不是贵戚之卿。同宗的贵戚谋反在春秋时屡见不鲜，孟子所举的《春秋》弑君三十六，全是同宗贵戚所为（此处存疑，后面详解）。而使用异姓卿使国家强大例子很多，如举于士的管夷吾，举于海的孙叔敖，举于市的百里奚。但后世也证明，重用异姓卿的国家发生了“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这样的政治事件。

通读《春秋》，儒家认为自己应当在维护国君权威的基础上，打通自己阶层的政治道路，实现仁政的政治理想，所以行在孝经，志在春秋。家庭伦理衍生出的忠孝，可能要让位于政治理想的春秋大义。

孔子教习心性

孔子教习自然科学

良知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