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一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人们向来把自杀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分析。而我则正相反，我认为问题首先是个人思想与自杀之间的关系问题。自杀的行动是在内心中默默酝酿着的，犹如酝酿一部伟大的作品。但这个人本身并不觉察。某天晚上，他开枪或投水了。人们曾对我谈起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自杀了，说他是五年前失去了女儿，从此他就完全变了，人们说他的经历早已为自杀的行动“设下了伏雷”，人们还没能找到比“设下伏雷”更准确的词。开始思想，就是开始设下伏雷。社会在一开始与自杀并无关联。隐痛是深藏于人的内心深处的，因此应该在人的内心深处去探寻自杀。这死亡的游戏是由面对存在的清醒过渡到要脱离光明的逃遁。我们应该沿着这条线索去理解自杀。

       就像在情节剧中那样——自杀，就是认可，就是承认被生活超越或是承认人们并不理解生活。我不必把这种类比扯得太远，还是回过头来用一些通常的用语加以说明。自杀只不过是承认生活着并不“值得”。诚然，生活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还继续着由存在支配着的行为，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习惯。一个人自愿地去死，则说明这个人认识到——即使是下意识的——习惯不是一成不变的，认识到人活着的任何深刻理由都是不存在的，就是认识到日常行为是无意义的，遭受痛苦也是无用的。

　一旦世界失去幻想与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陌路人。他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且丧失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就像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谬感。”

节选二

        “ ......于是，我想再谈谈舍斯托夫。他的一位注释者曾引用过他的一段极有意义的话：“确切地讲，真正的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世人眼光看不到的出路。若非如此，我们何以还需要上帝呢？只有在要求得到不可能得到的东西的时候，人们才转向上帝。至于可能得到的东西，人们对之已满足。”如果确实存在舍斯托夫哲学的话，我完全可以说，这段话就可概括它的全部内容。因为舍斯托夫在进行了一系列引人入胜的分析之后，揭示了任何存在都具有的荒谬性。他并没有说：“这就是荒谬。”而是说：“这就是上帝：我们应该信赖他，即使他并不符合我们的任何理性范畴。”

　　为了使他的思想不致引起混乱，这位俄国哲学家甚至暗示说这个上帝可能是充满仇恨的而且是令人憎恶的，他是难于理解的又是矛盾的，然而，一旦他表现出最丑恶的面目，他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舍斯托夫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这种不合逻辑的特点。他论证的正是上帝的非人性。应该飞跃到上帝那里去，并且凭借这种飞跃摆脱诸种理性的幻想。这样，在舍斯托夫看来，承认荒谬的同时本身就意味着荒谬。评论荒谬，就是承认荒谬。而且从逻辑上讲，舍斯托夫的整个思想都致力于揭示这种荒谬并使荒谬引发的无限希望同时迸发出来。我要再重复一遍：这种态度是合乎情理的。我在这里坚持要对某种问题及其全部结果进行单独考察。我并没有考察一种思想或一种信仰活动的悲怆情调，我还有一生的时光去考察它。我知道，舍斯托夫的立场激怒了唯理主义者。我还是感到舍斯托夫反对理性主义是有道理的，而我只是想知道他是否始终忠实地服从荒谬的指挥。

        然而，如果认为荒谬是希望的反面，那人们就会看到，对舍斯托夫来讲，存在的思想预先设定了荒谬，但只是为了消除它才揭露它的。舍斯托夫思想的这种微妙之处就是运用了悲怆的手法。当舍斯托夫把荒谬与通常的道德和理性对立起来的时候，就把荒谬称作真理和救世主。因此从根本上讲，在这荒谬的定义中，包含有舍斯托夫的赞许。如果承认这个概念的全部权力都寓于它用以冲击我们最原始的希望的方法之中，如果人们感到荒谬为了维持下去而要人们不要同意它的话，人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它已经失去自己的真实面目，失去其人道的和相对的特性，为的是进入一个既是不可理解的又是令人满意的永恒之中。如果说存在着荒谬的话，那它就是在人的世界中。一旦荒谬的概念改变成为通向永恒的跳板，这个概念就不再与人类的明晰性相关联。只有在人们不赞同它而评价它的时候才具有这种明晰性。于是斗争就被回避了。人与荒谬融合为一，而且在这种结合中，人使得荒谬和对立、分裂和离异的特性消失殆尽。这种飞跃是一种逃避。舍斯托夫特别乐于引用哈姆雷特的话：“时间是混乱的，”他是怀着一种完全特殊的狂热希望说这句话的。因为哈姆雷特并不是这样用这句话，莎士比亚也不是这样用这句话的。非理性的陶醉和入迷使光明的精神离开荒谬。舍斯托夫认为，理性是无用的，但存在某种超出理性之外的东西。

　　 这种飞跃至少能够更加清楚地表明荒谬的真实性质。我们知道，荒谬只有在一种平衡之中才有价值，它首先是在比较过程之中产生，而不是产生于这比较过程的各项之中。而舍斯托夫恰恰是把重点偏向其中的一项并且打破了平衡。我们对理解的渴望，对绝对的思念只有在我们能够理解和解释许多事情的范围内才是可以解释的。绝对地否认理性是徒劳无益的。理性有其范畴，它在其范畴内是有效的。这就是人类的经验。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弄清楚一切的原因。如果我们弄不清楚，如果荒谬在这时产生了，那就恰恰是碰到了这种有效而又有限的理性，碰到永远产生着的非理性。然而，当舍斯托夫愤怒抨击黑格尔的主张：“太阳系是按照永恒的规律运转的，而且这些规律就是太阳系的理性”的时候，当他狂热地冲击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的时候，他恰恰得出了“理性是虚伪的”结论。通过一个自然而合乎情理的转折，他就由这个结论出发肯定了非理性的优先地位。然而这个过程并不十分清楚。因此在此，限制和规范的概念可能参与进来。自然的种种规律能够成为有价值的直至能到达某一界限，超过这界限，它们就会转过来反对自己以使荒谬得以产生。或者，这些规律还可能在描述的范围内使自己合乎情理，而并不因此在解释的范围内成为真实的。在此，一切都奉献于非理性，而由于回避了对明晰性的要求，荒谬就随着比较之中一项的消亡而消亡。与此相反，荒谬的人并不进行这种更新。他承认斗争，并不绝对地轻视理性，并且承认非理性。他的目光扫遍所有经验的根据，并不准备在知道之前就起跃。他仅知道，希望在这个专注的意识中已不复有希望的地位。”

                         ——選自加繆《西西弗的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