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出生的人，从各类票证的出现到消失，父亲亲历了计划经济时期各种票证的使用过程。

1955年国家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对粮食、副食品和各类生活物资实行定量供应，其原因就是国内物资匮乏，对有限的物资进行平衡分配。

父亲自年轻时起，就天天与票证打交道。父亲说，25岁时曾因舍不得轻易使用肉票，致使一枚宝贵的“半斤肉票“不小心过了使用期限而作废了，心里很是唏嘘不已，很久难以释怀。

父亲说，那时候干什么都离不开票,就连买块豆腐也不例外。哪像现在，拿上钱想买啥买啥。

在计划经济年代，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大到自行车、缝纫机，小到针头线脑，都必须凭票证才能从各种副食杂货店里买到，买肉要肉票、买煤要煤票、买烧柴要烧柴票，甚至连卫生纸都要票，父亲去当兵之前新添的一裤子也是凭“布裤票”买的。

而且除了全国、全省流通的票证以外，还有当地发行的各种补充票证。

生活所需的食盐、煤油等，随时可以凭票购买，有时过春节前还给每户发一斤白酒票、一斤红糖票。

粮票更是必不可免的一种票证，粮票的人均标准不但随着粮食生产形势的变化几经变更，而且依照人员年龄和工作岗位的不同还有详细的划分，有工作的和没工作的不一样，打铁的和教书的不一样。

比如7岁以下儿童每月9公斤，13岁以下每月10公斤，中学生每月15公斤，女干部每月14公斤，男干部和工人每月17公斤，重体力劳动者再增加一定数量的粮食补贴。

我家因为女儿多，饭量都不是很大，粮食年年都会有节余，但那时候节余下来的粮食可不敢随便浪费掉了，都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过上二三年之后，在不影响全家饥饱的前提下，很小心地卖上一部分。

那时，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粮本，上面登记着家庭人口的详细情况和粮食定量标准，粮本上的人口和户口人数严格挂钩，没有户口的人是没有粮食关系的。并且如果谁要调动工作，在迁户口的同时还必须办理粮食关系转移手续，以便在新的地方领取粮本。

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票有时候是比钱要管大用的。父亲说，他有一次出差到三门峡，本来按计划到指定粮店换了全国通用粮票带足了一个月的，结果去了情况临时有变学习时间延长，父亲不得不辛苦迢迢从三门峡返回内蒙来换取粮票。

那时候的粮票是定量供应的，也没有人思谋着去借，因为别人的借给你了，人家就得饿肚子。

尽管票证种类繁多，名目细致，但那时候的票证多数时候都是不够用的，尤其是布票。

记得小时候，最好的年景里我们一年四季也只能穿到一身新衣。过年时候做一身新衣服，冬天套上棉袄，夏天就单穿，通常要穿到第二年的过年。

而且这是正常时候，遇上非常时期，比如哪个亲戚结婚，我们的布票就得根据关系的远近多少赞助一些了。

有一年，小舅要娶媳妇，母亲就把家里的布票全部赞助了小舅。这样一来，我们姐妹就只能轮流过年穿新衣了，有时候好几年不穿新衣过年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最紧缺的时候，我家甚至拿不出买块补丁用的布票。母亲也因此形成了爱攒布头的习惯，经年不能改变。

今天过日子，老年人普遍比年轻人懂得节俭，除了素养较高外，过怕了穷日子也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这可能也是票证年代留给这一代老年人最鲜明的时代性格特征了。

因为那时候，没有票证，生活就无法维持，计划票证的使用在心理上逼着人们形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

父亲说，那年头，几乎没有不用票证用能买得到的东西，究竟用过多少种票，恐怕现在已经很难有人能说得清了。但让父亲记忆清晰的是，那时候总也不敢随便把票用光了。正所谓，手里有粮，心里不慌。留着一些心里总是踏实无比。

若干年以后的今天，父亲说，虽然现在买啥都不用票了，但是，坚持那种习惯，就等于省下了钱，省下了钱，就等于赚下了钱。

当然，除了养成节俭的习惯外，当年的计划票证更多地则是给人们留下了辛酸的记忆。过日子节俭在任何时候都是应当的，不应当的是请客的时候也不得不如此节俭。

如今父亲挂在嘴上最经典的一句话是：过日子不得不仔细，请人不得不大方。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更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思维方式，而最为主要的是，带来了物质上的不断丰裕。与此同时，烙满时代印记的各类票证也渐次退出了历史舞台。

今天，票证年代已成为永远不可能逆转的历史，但对于票证年代生活的拮据与困顿，父亲至今仍记忆犹新，回想起来的时候甚至有点不寒而栗。

让父亲略感遗憾的是，那时候遍地都是的票证，没能留存下来一些，那些渐次绝迹的票证背后折射出的是喜人的变化，如今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和此起彼伏的叫卖声，那些能够穿过岁月风尘留存下来的老票证，不正是新中国老百姓生活变迁的生动见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