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从水里上来，二芬好像好多了，自己能够走路了，但长青还是尽量搀着她，两个湿淋淋的人留下一串足迹。我在他们后面，脱下裤衩，拧拧水，又穿上。我想起了下马的事儿，强烈的好奇心使我连饭也顾不上吃就去了队场。
队场在村外东头的一片高台上，紧挨着我们三队场的是二队场，再往东过一条道和两个水坑并排着六队场和一队场。每当从水坑边经过，总有岸边的青蛙噗通噗通的蹦到水里，很多蜻蜓以及红蜡芊、鬼蚂蛉绕着坑边飞来飞去，偶尔还会有一条浅褐、浅黄或浅绿色的水蛇摆着S形的曲线快速游来又戛然停止，使得人们的心里有些不快。队场的房子都是简易的砖瓦房或土坯房，除了饲养员住的房子有窗户有门，其他房子几乎都是敞篷的。牲口棚就更加简易了，土坯围子、木架椽梁、草顶，前面一溜石槽。白天，趁着牲口们都不在，我和大庄经常到这里来找马尾(yǐ)，就是马尾巴上的长毛。优质的马尾有足够的长度和很好的韧性。夏天的午后，慵懒的蜻蜓遮着翅膀落在黄瓜架上，一个小男孩手举长长的麻杆儿，麻杆的另一头系着一个马尾做的套。他屏住呼吸，慢慢接近目标，当马尾套从蜻蜓头部套入，到达两排翅膀之间时，就迅速一甩，他看到被俘获的蜻蜓努力地飞舞，可就是不能摆脱马尾的束缚，那挣脱的力量甚至通过麻杆传递到了他的手上。到了晚上，收工的牛、马、骡等被栓在石槽上，它们吃料、饮水，或立或卧，或咀嚼或摆尾。牛虻们也早饿急了，一下叮上去就不再动弹。不时听到那马的喷鼻儿和牛的哞叫，或许这是它们对悠悠岁月的歌唱。
我喜欢的枣红马就要下马了，它几天前就被牵到饲养员住屋隔壁的饲料棚，开始享受特殊待遇。这里相对干净，平整，没有牲口棚里的屎尿坑，再铺上干净的稻草，喂上精致的饲料，俨然就是个舒适的产房。由于有难产的迹象，下午，二芬的叔叔尹士平被招呼过来，他配的药给枣红马灌了下去，等我到的时候，一个小马头和一只前腿已经钻了出来。二姥爷让我爸慢慢地往外拽，过了一会儿，当另一条前腿也出来的时候就快了，当只剩下屁股和后腿的时候，突然哗啦一下，整个一匹小马就掉在了地上。二姥爷用一条白布将小马驹剪断的脐带兜着绑在它的腰上，我爸拿来一条破旧的褥子盖在母马汗水湿透的背上，它便顺势疲惫地卧了下来，朦胧的大眼似乎噙着泪水。
这时长青突然急三火四地跑来了，他的到来使我突然一阵紧张，因为我把一件重要的事儿给忘了。临来在坑边，我妈问了我一句：“你干啥去？”我说：“去队场！”“你不吃饭啦？”“不吃了。”“那你赶紧把你二姥爷叫来，他肯定在那儿呢！”
长青瞪了我一眼：“咋这么半天呢？！”
二姥爷听说侄女跌得不轻，连手都没洗就跟着长青走了。我爸和另一个饲养员尹来宝听我讲完二芬的事情，都说：“没事儿啊！待几天就好了，肯定没事儿。”听了他们的话，我立刻轻松下来，顿觉饥肠辘辘。尹来宝蹬着凳子摘下来悬在屋顶上的箩筐子，拿出了中午刚烙的大饼给我吃，那油酥的、柔软的、带着黄嘎嘎的大饼，可以说，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吃过这么香的一顿饭了。
说起烙饼，不由得又让我想起一件事儿。那时候细粮少，甚至孩子多的家庭，连粗粮都不够吃。我家倒是从没断粮挨饿，但也只有过年、八月十五以及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才会烙饼、包饺子、蒸馒头。当然，偶尔下顿噶瘩汤，夏天吃顿凉汤打卤还是有的。或者就是家里有人生病了，做一碗热汤面，放点儿姜末，趁热喝出一身汗，病就好了一半了。那年三秋种麦的时节，村头搭起了指挥棚，村里村外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一派热闹景象。电线杆上的大喇叭喊着“不许打鱼摸虾，不准走亲访友”。公社派来了工作组督导指挥，中午各家轮流给公社干部派饭。那天轮到我家的时候就来了一个干部，我妈炒了一盘鸡蛋，一盘豆角，烙的油饼，熬的大米粥。个头像小号盘子口那么大的油饼一共烙了六张，给奶奶留了一张，剩下五张端了上来。爸爸陪着干部边吃边聊，眼见着一人一张，又是一人一张。当公社干部拿起最后一张烙饼的时候，一直盯到眼蓝的我突然大喊一声：“别吃了，给我留点！”妈妈气的拿起笤帚疙瘩就追着打我：“你个生馋痨！”我在门槛上绊了一下，踉跄着跑到院子里，蹲在猪圈旁边的桃树下，妈妈也并不再追，回屋跟干部说话去了。这时我听到猪的叫声，“哼哼”地拱着猪圈门子，看来它跟我一样，也是饿的待不住了。
尹来宝总是把好吃的挂在高高的屋顶，这是防鼠、防猫、防小孩的好办法。村里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个自私、个性、怪癖的老光棍。的确，他长期吃住在队场里，牲口们才是跟他日夜相处的家人。我感觉，他很心疼牲口，对牲口比对人要好。每年评工分的时候，社员们聚到队里，他住的屋子便挤满了人。人们为了工分吵吵嚷嚷，有的甚至争执起来。早就不耐烦的他就在窗外骂街，这一骂还真管用，屋里的争端立刻就会平息，因为怕他越骂越难听。不服你跟他对骂，他会把你家所有的女性全“糟蹋”一遍。你能打他吗？你打他他就躺你家去，再说你打一个老光棍，不怕人家笑话吗？但我爸却是他的好朋友，所以他对我家人总是格外的友好。
尹来宝的伙食一向不错，还有一段不愁嗑呢：
不用琢磨不用愁，
一年很快熬到头；
一天三顿吃的好，
老鼠跟着饿不着；
炕头塌了炕角挪，
兜里有钱打酒喝。
但他不会包饺子，包了几次全变成了片汤，后来想吃饺子了，就让我妈给他包，有时还端着面拎着菜过来。
小马驹试图站起身来，试了几次终于颤抖着可以迈步了。它靠近母马，母马慈爱的站起来，小马驹便钻到妈妈肚皮底下拼命地吃奶。看那母子情深的劲儿，看那小可爱的样儿，心想，牲畜与人又有多大的区别呢？
等我看了一会儿小马驹回到家的时候，二芬的伤都处理完了。处理脱臼对二姥爷来说，小事一桩；大胯墩了一下，骨头没大碍，软组织损伤，敷了膏药，需要静养。之前，是我妈帮二芬脱的衣服，重新洗了身子，然后又换上新衣服。生产队给按“工伤”处理了，每天给二芬记6分，半个月以后，二芬就可以干点儿清闲活儿了。这期间，长青经常来看二芬，其他邻居、亲戚、一般儿大、好不错的也都来看过。只有花屁眼子他妈，这个始作俑者却一个脚印儿没送。
其实，对于二泉他妈，人们都不愿意提起她。连我们这些小孩子，每当从她家堂屋经过，也是唯恐被她抓住似的快速跑了。人们都知道，她打孩子是出了名的。她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大泉那阵儿还好点，二泉、三泉挨打的次数最多。起初人们以为她脾气不好，后来，觉得她一定是有病。只要孩子有一点儿过错，或者她干活回来，累了、饿了、气儿不顺了，往往就是一通疯狂的发泄。什么炕扫帚、鸡毛掸子、擀面杖甚至炉钩子，逮啥使啥，非打你个鬼哭狼嚎，皮开肉绽。有一天上学的路上，小生恶作剧地从后面突然拉下二泉的裤衩，大家笑到一半就愣住了。只见他的屁股蛋儿上横七竖八的黑的、红的痕迹，有的仿佛还渗着殷殷的血。你可能不相信天下会有这么狠的亲妈吧？但老花，花屁股，叫白了——花屁眼子，这个外号的确是这么来的。当这个外号被人们叫响，当发生了把二芬撞伤的事件之后，二泉就辍学了。而我，一直在上学，跟他碰面的机会就很少了。后来，我们都长大了，听说他在三十几岁娶上了媳妇儿，也有了一双儿女。但不幸的是，他四十出头就得了肾病，发展为尿毒症。听说人肿的不行，脸黑黑的，得病不到一年就死了。还听说，他的老婆也是那种凶凶的，并且，丈夫刚一得病就不学好，早早跟别人勾搭上了。唉！他这一辈子活的！当我听到他死了的消息，着实感到难过。我仔细挖掘他在我心中的印迹，还记得那年我回老家，在村里碰上了他，我在车里，他正扛着锄头下地回来，我按下玻璃，他跟我微笑，问我啥时候回来的，我正要下车跟他攀谈，后边一辆农用车“滴滴”的请求让道，他便说了声“走吧、走吧！”，我们就这样匆匆而别了，没想到，这也算是一次永别。我记得，他的脸是沧桑的，他的笑还如小时候，是卑怯的，但又是真诚的，尤其对我，我们小时候是那样的关系密切。我仿佛看到了几十年前的冬天，一群孩子在大罐屋门口撞拐，只有他在一旁看着，脚上穿着单鞋，棉裤是去年或前年的，一段脚脖子露在外面；棉袄也小，两手仍在胸前使劲地揣着。但他一直维护着自己的尊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叫他“花屁眼子”。他妈是在1976年那场大地震中砸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