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权入关后，集中全力进行统一战争，到康熙即位时，除了台湾，全国基本上实现了统一，但人心还很不安定。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统治，清政府采取了严厉措施，压制一切不利于它统治的言论和各种思想表现。近三百年间，满清政权针对广大知识分子、不同意见者展开了残酷的思想打击活动。于是，大兴文字狱，从诗、文、著作、奏章、言论中，搜索影射攻击、诽谤之语，一经发现，立即逮捕人狱。
比如“明朝期振翮(hé)，三举去清都。”“明朝”本是“明日早晨”的意思，却被认定是指明朝，不说到“清都”而说“去清都”，包含兴明朝弃清朝之意。“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这里的“壶儿”被说成是“胡儿”的谐音，有意诬称满人。“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认为是攻击清朝的蒙昧、落后，不懂文化。“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清”之上，是为诽谤。“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指斥为影射攻击兴起于北方的清朝。“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说“清风”和“明月”是暗指明朝和清朝，其意在怀念故国，不服清朝统治。“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本是咏黑牡丹，却说成是攻击清朝为“异种”，夺去了朱氏的明朝称天下。
诸如此类的诗句，统统给定上“厌清思明”诽谤朝政的罪名而处死作者。有的使用“狄”、“夷”、“胡”等字眼，也被看成是对满人的蔑视和污辱，同样处以重刑。有的使用了皇帝御用的字，如“赦”字、“皇”字，等等，这些字都不准平民百姓使用，如若使用，就是触了忌讳，犯了“大不敬”的律例，判为“僭妄”，罪在不赦。
如此等等，难以尽述。从康熙开始，到雍正、乾隆时代，在长达百余年的岁月里，文字狱屡屡不断，制造了无数起冤案，使大批才能之士、无辜的百姓惨遭杀身、灭门之祸，即使人已死去，也得“剖棺戮尸”，以示惩罚。这场持续不断的文字狱，在清朝历史上却是最黑暗而惨痛的一页，也对我们的民族性格和行为模式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一、清朝著名文字狱案例
1、查嗣庭科举试题案
查嗣庭，字横浦，浙江海宁县人。是康熙时中进士。他的哥哥查慎行，是一个文学名士，受到康熙欣赏，授为编修。他们是金庸的先祖。当时隆科多在朝中执掌大权，查嗣庭和他的关系很密切，因而被雍正授为内阁学士，叫他在内廷行走。但他一直没有得到雍正的赏识。雍正四年春，恰好礼部侍郎缺员，蔡铤积极推举查嗣庭出任这个职务。说来也赶得巧，眼看今年各省乡试就要举行急需一个大员到江西主持考试。因此，雍正就采纳了蔡铤的建议，任命查嗣庭为礼部侍郎，担任江西省的正考官。
查嗣庭到江西后，亲自拟了考试题目，叫“维民所止”。这本是《大学》上的一句话，谁料竟惹下了一场惨祸！
考试正在进行当中，就被人向北京秘密告发，说“维止”二个字，是在“雍正”二个字上斩头而成，因而诬陷查嗣庭是对当今圣上的恶意攻击和毁谤。雍正看了密告信，十分愤怒，立即发下谕旨，将查嗣庭革职拿问，交三法司严审定罪。同时还指示地方当局，说：“今闻江西考试所出题目，已经暴露查某心怀怨望，讥讽现实之意。朕料其居心不轨，平日必有记载。应速派人搜查他的寓所和行李，将他有关文字记载的东西全部没收，以查清罪证。”
圣旨发到江西，查嗣庭惊得目瞪口呆，犹如听到晴天霹雳。但圣旨是不可违抗的。当即递夺冠戴，拿到狱中监禁。因为他临时去江西执行任务，随身行装很简便。差人在他的住处只搜查到两本日记，做为罪证连同查嗣庭一起解往北京。
雍正把查嗣庭的日记展放在御案上，手持朱笔，逐页逐条地看，反复推敲，然后挥笔批驳。他一气之下，写了一道长篇谕旨，厉数查嗣庭的罪状。
经雍正“剖析”日记，又把查嗣庭算到隆科多、蔡铤一伙里，于是罪名不待审问便已问成。臣下看到雍正的谕旨，都感到皇帝已发了雷霆之怒，就都随声附和。这时，查嗣庭得了重病，死在狱中。内阁衙门连忙给雍正上了一道奏折，说：“查嗣庭受皇上重恩，得到提拔重用，却阴怀二心，诽谤先帝，诋毁陛下，臣等认为应照大逆罪凌迟处死，但现在已死于狱中，可改为戮尸示众。其子查沄、兄查慎行、查嗣溧及侄查基、查克念等应斩首。查嗣庭子侄年在十五岁以下，应给功臣之家为奴，查家所有财产，应抄收入官。”
雍正看了这个判决，感到很满意。这个案子的最后处理结果还牵涉到浙江省。雍正断定浙江好出事，特别是这次事件，沾污了考场和考生的名誉，下令停止浙江省乡试。
2、陆生楠论史案
在清朝，议论时政固然很危险，稍有不慎，就会遭到杀身之祸，但是议论古书，评断历史同样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如触犯忌讳，照样招来大祸。陆生楠作《通鉴论》十七篇，竟被定为死罪，成为雍正初年的大案之一。
陆生楠是广西人，中举后被吏部选为江南吴县知县。雍正曾审阅过他的履历表和奏折。有一次，他接见陆生楠,提了几个问题，他答不上来。雍正很不满意，决定暂不任命，把他留在京师考察。不久，分配他做工部主事，进一步考察他。以后又接见过他，雍正仍不满意。不久，有个叫谢济世的，是陆生楠的同乡，在朝中任御史，他因为“诬告罪”被革职。陆生楠也因此事而受到株连，雍正把他们两人发配到阿尔泰去，在顺承郡王钖保手下当苦力，以观后效。钖保离京前，雍正召见他，说:“朕已告诉在军中效力的汉官等人，如果能守法自新，可以免去以前的处分。也可能心存怨恨，私自著述加以发泄。你要及时发现报告。”
陆生楠到了阿尔泰以后，一边做苦力，一边还利用闲暇写了一本书《通鉴论》这本书很快就被钖保发现，他把此书没收，送到北京审查，说:“该书语义双关，愤愤不平的话很多，显然是非议朝政。”雍正得到报告，勃然大怒。但他忍着气，把《通鉴论》一页一页地翻着，拿起笔来，逐条批驳。
雍正翻看书的第一论“论封建”，只见上面写道:“封建之制，是圣人为我们制定的万世无弊病的良规，废除它有害，不遵循它也有害。而至今却害深祸烈不可胜言，这都是行郡县造成的。”看到这里，雍正气涌心头，他觉得这话是针对他说的。因为雍正得来皇位不易。他兄弟不少，这些兄弟，希望裂土封王，以与雍正平分权利。这当 然不 利于统一。陆生楠此论正迎合了他的诸兄弟的要求。所以，这一段话深深地刺激了雍正的心。
雍正又翻开了“论兵制”，醒目的题记映入眼帘，“论历代兵制，唐朝府兵制为最好。李泌曾向唐德宗历述府兵兴废之由,府兵制被废除，国家祸乱便发生了。实行府兵之制，国家无须花养兵的费用，防止大臣专揽军权、掌握军队的后患。”雍正看到这里，下笔写道:“陆生楠此说，正暴露了他怀有叛逆的野心,又郁郁不得遢。所以才以所谓'无养兵之费’蛊惑人心;或者希图我朝更换兵制以弄乱军政。这就是持邪道以乱政，宣扬伪学以摇惑人心，为国法所不容。”
接着，是“论隋炀帝”篇。陆生楠写道:“后来的君臣，倘若不是上天赐给幸运，不得到隋炀帝君臣的恶果那是太少了。”雍正看到这里，便骂了一句:“纯属胡说。”他拿起笔就写;“隋文帝以勤劳节俭治理天下，史书上都称赞当时仓库充实而法令执行无阻。到炀帝骄奢淫荡，自取败之，怎能怪罪于天?后来的君主，不效法炀帝的行为，岂有炀帝之祸?又何必向天乞求运气!陆生楠此论，又指的是什么?”
当雍正看到“论人主”篇时，感到句句是刺他，顿时气得浑身发抖。陆生楠是这样写的:“人主愈尊贵、权愈多，那么他的生命就愈危险，祸乱愈酷烈。他可以让人活，让人死，让人得赏，让人得罚。因此，人们害怕他就更利害，敢怒而不敢言，欲报仇而不敢轻举妄动。故人们内心积蓄的仇恨必然很深，而一旦爆发必然毒烈!”雍正立即为自己辩解：“朕即位以来，日理万机，奉天行道，未尝以己意生杀人，赏罚人!
陆生楠《通鉴论》是针对历史而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现政并无关系。而雍正却把书中句句、条条都和他联系起来，认定是影射朝政，攻击他本人所以，他把《通鉴论》十七篇从头至尾看了一遍，编织了一大篇罪状，打算给陆生楠定罪处死。
于是，他在批驳陆生楠这一长篇谕旨的后面汉写了一段：“陆生楠借题发挥，通篇是猖狂怪诞之说，其意在摇惑人心，扰乱政纪，对天毫无敬畏之意，真是小人之中最肆无忌惮的分子。陆生楠罪大恶极，情无可恕，朕意欲将陆生楠于军前正法处决，以作为人臣之戒！由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议后向朕报告。”
为了投合皇帝的旨意，九卿们根本不必讨论，就照雍正的旨意写了一个奏折：“陆生楠编写通鉴论的心怀愤懑，猖狂妄为，悖逆已极，拟斩首，即于军前正法。”奏章上去，雍正立即批示将陆生楠就地斩首示众。
3、戴名世“《南山集》案
清朝人修明史有个特点，那就是随意篡改明朝历史，说明朝的坏话，朝自己脸上贴金，一个叫戴名世的翰林院编修对此极为不满。通过多方走访前明遗老，参考不少文字资料，戴名世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
书出版后起初也是没事，十年后被人控告书中用南明年号，而且涉及到了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大怒，结果戴名世被凌迟处死，戴氏家族16岁以上的男子统统斩首，女子和15岁以下男子发给满清功臣做家奴。此案同样有不少其他受株连者：
戴名世有个同乡方孝标，曾为他写书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结果和戴名世同罪；戴氏同族人中凡是有当官的一律革职；为《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被杀头；给《南山集》的出版捐款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配到宁古塔充军。受此案牵连的总共达300多人。其中方孝标已死，同样遭“发棺戮尸”。
二、清朝文字狱爆发的原因
清朝之所以出现如此之大之多的文字狱，主要还是和清朝建立政权的过程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清朝是以满族为首的政权，而明朝则是以汉人为首的政权，清朝这个政权建立的时候，也自然遭到了明朝社会百姓的强烈反对。所以在清朝推翻明朝的统治时两族的文化出现了很大的冲突。
这种排斥心理尤其在当时的文人之中有着很强的扩散，就比如当时的学者庄廷陇，作为明末时期的臣子，对于清朝的统治是十分的反对，于是他就效仿左丘明撰写《国语》的事迹，来了一波模仿秀，编著了《明史》，在这本书中。
那些文字有多“荒唐”呢？比如在《制艺序》里，他发现只写了丁亥干支，而没有顺治的年号。对出版人来说，这也许仅仅是个疏忽，但在那时却是“目无本朝，阳顺阴违”的大罪，这个大学士不知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反正如获至宝地立即上疏皇帝定罪，胥庭清、史树骏、缪慧远等发起编书的有关人员一个也没落下，“皆置于法”。
从此以后，清廷制定了一个言论审查制度，经书诗词之类的，必须经过政府指定的官员审查、校阅才准出版发行，其他杂书禁止出版。
三、文字狱造成的危害
古代的读书人喜欢通过文字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前朝的忠诚，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当时社会人们的思想，希望借此方式能够激发人们内心对于侵略者的反抗，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很好的对抗新建立起来的政权。
这样的行为无疑是自掘坟墓，必然会受到新王朝统治者迫害，毕竟谁也不想自己的政权因为这些舆论和文化思想而崩塌，所以也就在历史上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所谓的文字狱。
翻看我国的历史，不难发现历朝历代都有文字狱的光荣传统。早在西周之时，就有周厉王令卫巫监谤、引发国人暴动的事例。秦朝最早开了焚书坑儒的先河，有多少文人学子都惨死其中。曹魏末年，嵇康因写作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令权臣司马昭"闻而恶之"，而被斩于东市。魏晋至明末，著名的像乌台诗案、明太祖的几次文字狱等等，一直在延续和激化这种情况。只是到了满清，文字狱在不断地量变积累中实现了质变，最终让思想控制达到了顶峰。
清初到中叶的文字狱，是清朝统治者镇压人民的一种极其野蛮的残暴手段。它不仅无情地取缔人们的言论、思想而且连肉体也一起消灭。在这方面，它可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等量齐观，甚至更有超过前人之处。可以说文字狱严重地窒息了人们的思想，逼得知识界、学术界不敢触及现状，把头埋到故纸堆里，导致思想、文化的畸形发展，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
满清文字狱严重违背了人的天性，扭曲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鲁迅笔下的中国人的劣根性，很大程度上就是来源于此。文字狱所制造的精英科举内斗、平民极度内卷的社会环境，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重要诱因。
文字狱是主观性最强，也是最不应该出现在历史中的惩罚手段，因为文学本身就是用来抒发情感、记录事实的。如果与政治沾边，那么文学就不再是单纯的文学，文学的表达也会有很多的顾及，如果写篇文章都有杀头的危险，那就没有人愿意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
长达几百年的文字狱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也启示我们，一定要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认清环境的本质，决不能再走了闭关锁国的老路。在思想上决不能站在反人性、反理性的一面，一定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展是人的天性，全面发展是人的本能要求。任何片面的发展，都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