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的父亲安广禄，字荣泽，生于1890年。我家的名字排列为：庆、广、玉、德、生、天、下、永、太、平。我家这一支在我太爷时已经很贫穷了，房可能有住的房，地已无一垄地，我的爷爷奶奶曾以讨饭为生。我父亲亲哥仨，他居中。在他十三岁时在家乡学习了“冬仨月”的私塾后，便经人介绍到关东西安县（今吉林省辽源市）德庆隆百货商店“站栏柜”学生意。这个商店的东家是东丰台镇谢家，后来因开商店发了财而迁到北京。

我父亲这位穷孩子，以他尊长、勤奋、好学而博得同事、店东的赏识和提拔。在他二十五岁时被提升为“小份子掌柜”，增加了收入，也就是在这一年迎娶了家乡只有十四岁的妻子苑氏——我的母亲苑景芬，这是解放后户口登记时父亲才给母亲起的名字。

我的母亲更是一个苦孩子，她自幼丧母，由婶娘抚养长大。那时候女孩子都要裹脚，只有“三寸金莲”才能成为美女，因为母亲怕痛，婶娘也没严管，所以母亲是个“半大脚”，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缺陷，是很难嫁出去的，而且母亲长得不美，眼睛小、鼻子平。一个是大龄青年，一个是贫穷难嫁的小姑娘，不知是被何人撮合而结成了夫妻。父亲很疼爱年轻的妻子，父亲在关外谋生，母亲在家乡侍奉公婆。据母亲说，她嫁到安家时看到家里还有公婆讨要来的饭食。父亲要三年才有一次“探亲假”，所以我们兄弟三人年龄相差很多，大哥比我大十岁，二哥比我大七岁，在我和二哥之间死了一位姐姐。

母亲不识字，但很聪明，记忆力非常好。可能是她在出嫁前或婚后闲暇时听人讲评书，她全能记住。我在幼年时，晚饭后常常缠着妈妈讲评书，她连评书中的诗词都能背出来！我的智力好，肯定是继承了妈妈的基因。妈妈给我讲的评书有两部：《马乾龙走国》和《十粒金丹》。《马乾龙走国》是一位王子受到迫害，经历千辛万苦而重登王位的故事，《十粒金丹》是讲受到继母欺凌的年轻人，遇到一位仙人给了他十粒金丹，让他解救受苦受难的穷人，教育人们要做好事，不做坏事，好有好报，恶有恶报。

父亲的嗓音洪亮，会唱驴皮影。每当他回乡探亲时都恰逢过年时节，父亲就和会制作并会演驴皮影的连襟——我的姨夫，一起边演边唱驴皮影。驴皮影的唱腔都非常高吭，要用假嗓唱，这也是我大哥和我都有一付好嗓子的根源吧。

父亲亲哥仨，一直没分家，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分的家产。伯父个子很高，伯母个子很矮，但有一双“三寸金莲”和一张巧嘴，经常挑拨母亲和公婆的关系。虽然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母亲却不受公婆的待见，还常给气受。伯父母生有三男一女，都比我大。

我的三叔娶的三婶一直不生育，后来三叔娶了一位小三婶生了两男两女。

在我全家迁到关外西安县前，奶奶已经去世了，据说是死于“噎食”即食道癌，这可能同她曾经讨饭食吃发霉的剩饭菜有关系。因为父亲哥仨没分家，爷爷及伯父，叔父全家是否一起被父亲接到关东西安县的，我一无所知。在西安县，三家不住在一起，但生活费用都是我父亲供给的。后来父亲为我大伯在县中心的十字街开了个水果店，维持他家的生活。父亲曾积攒了一笔钱交给我叔父让他回家乡买房买地，可是这位叔叔乘车到唐山后，竟用这笔钱娶了一位小老婆，在唐山生儿育女，并吸上了大烟，直到把钱花光才带着小老婆和儿女回到西安县，把父亲气的火冒三丈却无可奈何。大老婶无处可住，就搬到我家成了管家婆。

父亲所在的德庆隆百货店是当地最大的商店，它的掌柜一直被推举为县商会会长，这一名誉父亲也接了班。在日伪时期，八路军进驻时期和国民党占领时期，他都得出面应付。听他说在日伪时期还被日本人打了两个嘴巴。

由于我父亲担任商店经理后收入增多，家乡的亲友和老乡也纷纷前来找他谋生。首当其冲的是我母亲家的亲人，从我的外祖父及母亲的哥哥嫂子、两位堂兄弟全家都来了。父亲为我一位堂舅开办了一个理发馆，为另一位堂舅安排了工作，又为一位周姓乡亲开了糕点店（其子周玉璞，还有一位朱效周和我大哥是干哥们）。

我父亲还为一些公益事业投了资：县电影院和浴池。我去看电影不要票，我最爱看的是：“千里送京娘”、“十字街头”和周旋赵丹主演的“天涯歌女”，我很喜欢里面的插曲。父亲带我去洗澡不要钱，父亲去泡热池子，我怕热，去洗脚池洗澡。

父亲还在老家八门城买了一处叫“盐店”的大房子，一共有十六间。可能是父亲为了退隐后带全家回归故里时居住用的，可是自家人一间也没住过，解放后都分给了外姓人家住了。

大约是在1944年，德庆隆百货商店有一位乡下商贩赊购了大批货物不还钱，却要以低价为诱饵用他的山地抵账，无奈之下，父亲联合商店四、五位大小掌柜以薪金换购了那些不知什么样的山地，一家可折合二、三十亩吧。谁成想就是这些地，父亲为子孙们埋下了一颗大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