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豆搬家

一栋板夹泥的房子，住着十四户人家。房子好长，长长的一大趟子，我家住在西边的第三家。

房盖是草的，墙是板夹泥的，就连屋里的地窖的四周都是土的，那时也弄不到砖和水泥来砌地窖。

这样也好，冬天屋外天寒地冻，我和弟弟逮住家雀，钻进地窖抠些黄土用水拌一下把家雀包上，扔进灶坑里烧，吃起来好香。慢慢地，地窖让我俩抠出个大窟窿。

一天弟弟进地窖抠黄土，说里面多了个窟窿，一只胳臂都能伸进去。我说我没抠，要抠也是他抠的，弟弟不承认，我说弟弟撒谎，给了他一巴掌。

我家的东屋住着老两口，姓李，父亲让我们管他叫李爷爷，因为他比我父亲年长近二十岁。

有一天李爷爷在我家喝酒，喝到高兴处，竟让我父亲管他叫大哥，说那样更近便。从此我和弟弟也长了辈儿，天天叫他李伯伯。

一天早上，我和弟弟还在被窝里做着美梦，就被满屋的浓烟呛醒。烟是从李伯伯那屋窜过来的。

李大娘在院子里喊着：“灶坑昨天晚上还好好的，可今天就是不走烟儿，满屋都狼烟地洞的，准是烟囱堵住了。”

我和弟弟跑出屋外一阵咳嗽，抬头一看，他家烟囱果然不冒烟儿。父亲是个热心肠，他和李伯伯虽兄弟相称，但他没让李伯伯上房，咋说他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真要是从房上掉下来，那还不得摔个好歹。

父亲在房上用杆子捅了半天，弄成了大花脸，可烟囱就是不冒烟。

父亲在房上忙活着，母亲忍着烟呛在屋里做饭，她让弟弟下窖取些土豆，弟弟从窖里伸出个小脑瓜：“妈妈，窖里没有土豆呀。”

“放屁，那土豆都让你吃了？”母亲生气地骂道。

可母亲猫腰往地窖里一看，果然一个土豆都没有。父亲进窖一看，明白了原委，窖里多的那个大窟窿原来是个耗子洞，那些土豆是让耗子给捣腾走了。

母亲心疼得直流泪，要知道，那些土豆是一家人半个月的口粮呀。

父亲转身又去了李伯伯家，他看着灶坑门：“这可真是邪门子了，这大清早的，我家的土豆没了，你家的灶坑也不好烧，这里一定有说道。”

父亲找块儿松明子，把灶坑重新引着，浓烟又从里面冒了出来。父亲挠了挠脑袋：“大哥，你没听说吗？远截火，近燎烟，这毛病一定在炕洞里，不是烟囱的事儿。”

说完，父亲到院子里找来二齿子把炕面子刨开。刚刨一小块儿，里面就露出了黑黢黢的土豆。

父亲高兴地喊道：“大哥，快来看，我家的土豆都让耗子倒腾到你家的炕洞里来了，那灶坑还能好烧？”

两个人蹲在炕上都哈哈大乐。

父亲从李伯伯家的炕洞里掏出四筐土豆，虽然少了些，但大多数还是失而复得了。母亲破涕为笑。

中午，李伯伯家的烟囱又冒出了缕缕炊烟。

              惹祸的猫

狸子是我家一只花猫，一只冤屈的猫。

狸子刚来我家时还是不盈一握的猫崽子，整天蔫头耷拉脑地蜷缩在屋子的一角，怕我们把它扔出去，母亲心肠软，好心地收留了它。

父亲执意要把它撵出去，母亲把猫抱在怀里对父亲说：“一只没有家的猫，多可怜呀，再说咱家的耗子又恁多，养只猫土豆就不会被耗子倒腾到李大哥家的炕洞里去了。”

一提到抓耗子，父亲的语气缓和了许多：“好吧，就收留它吧，不过地窖的耗子太邪乎，怕是猫也奈何不了它们，白屌扯。”

有了家，吃喝就有了保证。不长时间狸子就长成了半大小伙子，浅黄的毛色相间均匀的花点，父亲说它长得像狸猫，于是全家人都叫它狸子。

由于它是贫苦出身，所以狸子在吃的方面从不挑拣，抓起耗子更是卖力，不多日子，我家的耗子被它拿得干干净净，就连左邻右舍也都不再受耗子的气，狸子走在街上也神气了许多。

一天，西院隔一家的老赵的老婆在院子里大骂，说她家的鸡被猫吃了。母亲听后吓得差点昏过去，要知道，老赵的老婆是当时的街长，整天呼朋引类，谁要得罪她，那还了得？

父亲安慰母亲说：“不会是咱家狸子干的，咱家的狸子仁义着呢。”

母亲“唉”了一声：“你说仁义好使吗？那得看人家咋说，咱家本来成分就不好，这下可毁了。”

第三天早上，我们还没有起炕，就听到老赵婆子喊骂：“老夏，老夏，你他妈的给我起来，你看你家障子缝里是什么。”

父亲赶紧跑了出去，在我家的障子缝里确实有一只被咬得血淋淋的死鸡。

“不对呀，我家的狸子一夜未出屋呀。”父亲小声地申辩着。

“放屁，你少装蒜，你家的猫出没出屋谁知道？鸡在你家院子里，就是你家猫咬死的。”

这下父亲没了辙：“那俺赔你一只鸡行吗？”

“鸡你要赔，那猫也要归我们处理。”说着她领人进屋抓住了可怜的狸子，把它五花大绑，投进东边的汤旺河里，飘走了。

夜里，父亲坐在炕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一声不吭。

母亲在一旁自言自语：“不能呀，咱家的狸子多仁义呀，它咋能吃她家的鸡呢，再说了，邻家那么多的鸡，咋就偏吃她家的呢？”

父亲息事宁人地：“别胡乱想了，胳臂拧不过大腿，人斗了，猫也给淹死了，看他们还能放啥屁。”

不多日，老赵家的鸡又被吃了一只，有人看见是“老黄”干的，邻居都说那是报应，不过这次她没有来找我家。

后来听邻居说我家的狸子没有被淹死，他说他在山上砍柴时看见了它，狸子当时还眼泪巴嚓地瞧了他一眼呢。

可怜的狸子又成了野猫。

猪圈里的鼾声

正月十五吃过晚饭，弟弟就不见了踪影。

其实他出去已有多时了，只是父亲喊我和弟弟去门外撒灯时，才发现他不见了。

蹽哪儿去了呢？我琢磨着，他不会走远的，平时他就胆小如鼠，上哪儿去都是我领着，虽然今天是正月十五，天上挂着明亮的月亮，但毕竟是晚上了。

父亲没注意弟弟不见了，我也没敢张扬，自己一人点亮了灯笼，又去柴棚弄些锯末兑上些柴油，撒得满院子亮亮堂堂。一切停当了，可还是不见弟弟的影子。

正月十五于山里人也是个大节，晚饭时母亲把春节剩下的好嚼嗑都翻腾出来，全家人美美地吃上一顿。

父亲自己倒上老白干，又把前几天他徒弟送来的一瓶果酒拿上桌，高兴地说道：“孩儿他妈，你和孩子喝这个，咋说也是徒弟送来的，别瞎了人家的心意。”

“这可是酒呀。”我和弟弟小声说道。

父亲撇了我俩一眼：“尽扯蛋，你们喝吧，那就是糖水儿。”

母亲未抿几口，这下我和弟弟可开了斋。

月亮升得老高，院子里的锯末灯也将燃尽，在寒风里呼啦呼啦地闪着，左邻右舍的伙伴们大多都进屋没了动静，可弟弟还没有回来。

我慌了，赶紧跑进屋里，告诉父母弟弟不见了。父亲去街西头的老叔家，看弟弟是否去了他家，我和母亲走东家问西家，可还是没找到弟弟。

素常沉稳的父亲也慌了神：“都快半夜了，这小兔崽子蹽哪儿了呢？”父亲提着马灯在院子里踱着。

“妈妈，你听，猪圈里好像有动静。”我慌张地喊母亲。

我和母亲蹲在猪圈边细细地听，听到里面确实有轻微的鼾声。

“这里咋会有动静呢？咱家的黑猪年前就杀了呀。”母亲自言自语道。

我大声地喊父亲快过来看个究竟，父亲探头向猪圈里一望，那表情滑稽可笑：“嗨，我的宝贝儿子变成猪了。”

等弟弟趔趔趄趄地从猪圈钻出来时，俨然成了个小醉鬼。

母亲赶紧把他扶进了屋里，心疼地：“大过年的，这孩子咋造成这样了？”

“妈，我喝那瓶糖水儿了。”

“不能吧，你哥也没咋地呀。”

弟弟怯生生地：“吃完饭，我又去外屋偷喝了。”

父亲进厨房找到了那个果酒瓶子，里面空空的，已经见了底儿。

父亲明白了原委，并没有责骂弟弟，只是坐在炕上哈哈大乐。我在一旁振振有词：“小耗子，上锅台，偷酒喝，醒不来。”

父亲下炕装摸做样地踢了我一脚：“滚一边旯去，别他妈的就火烧屁吃。”

破烂儿换钱

“王破烂儿”是我家前院的邻居。他那“破烂儿换钱”的吆喝声常常能勾出我和弟弟的馋神儿。

那时的“破烂儿”真叫破烂。碎玻璃，鞋底子，锈铁丝，破布条都是可以换钱的东西。

我和弟弟不稀的拣那些东西，挎着篮子拣一上午都换不回一根冰棍钱。我俩常去镇子医院的垃圾箱去拣用过的青霉素或链霉素的铝瓶盖。

那东西飘轻儿，几百个都不到半斤，但铝值钱，半斤瓶盖到王破烂儿家也能换回三毛多钱，我和弟弟偷偷买上两根冰棍，在树阴下嗍啦，直嗍啦得舌头发麻，也舍不得大块儿地咬上一口。

剩下的钱我俩小心地藏好，怕让父母知道或是让耗子嗑掉，等到春节好买上两挂“小鞭儿”。

一次我和弟弟正拿着二齿钩子在医院的垃圾箱聚精会神地翻腾铝瓶盖，突然钩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以为是什么值钱的宝贝呢，使劲一钩，露出一个紫青的小脑袋，原来是医院扔出的死孩子，我和弟弟吓得“妈呀”一声跑出老远，从此再没去医院拣瓶盖，那紫青的死孩子断了我俩的财路。

离我家不远就是镇子的农业生产队，那儿的场院是我们小孩牙子嬉戏打闹好地方。

为了拍家雀，我就和伙伴们去生产队的场院偷谷子，由于人多，被看院子的老头发现了，那天也该我点儿背，别的孩子都跑掉了，只有我被他抓住。他给了我几脚，还在我的脖子上狠狠掐了几下，之后才骂吱吱地走开了。

常言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当我捂着脖子，耷拉着脑袋快走到生产队大门口时，突然看见墙根处放着一个铜锣和敲锣的锤子。

那时正值七十年代中期，锣、鼓、镲利用率很高，这面铜锣一准儿是他们搞完活动落在这的。

我看着那面铜锣，血猛劲儿地往上撞，妈的，一不做二不休，扳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凑乎到墙根，猛地把那面铜锣塞进怀里，撒腿就跑，这一跑，我半年多都没敢再进生产队的院子。

回到家里，我用大斧愣是把那面半新不旧的铜锣砸成好几块儿，再用泥巴涂在上面，按现在的说法，那叫“做旧”。

以防不测，我和弟弟把铜锣拿到离家很远的废品收购站，卖了五块二毛钱，并如数交给了母亲。

母亲一脸惊讶：“这么多钱，不是偷的吧？”

我一脸灿烂：“妈，去那儿偷哇，这是我俩在医院拣废铝瓶盖儿卖的钱。”

母亲这才放下心来：“太好了，你俩的书包都破了，我正愁没钱给你俩买新书包呢。”

说完母亲将两毛钱递给我俩：“这两毛钱你俩买冰棍吧。”

锣卖了，新书包也挎上了，可钱却没了。

于是，我和弟弟把手又伸向了西院的刘叔家。

刘叔家是双职工，家里就两个孩子，在当时生活算是上等家庭。刘叔在商业科当个小头头，家里经常来客人，他家的仓房边上就是空酒瓶子的存放地，在王破烂儿吆喝声的勾引下，那些酒瓶子就变成我和弟弟嘴中的冰棍。

因为刘婶在供销社上班，她家的仓房时常就飘出诸如苹果和梨子的香味儿。一次我和弟弟到她家“取”空酒瓶子，发现仓房未锁，我和弟弟就趁机钻了进去，每人“拿”了一个大苹果，美美地造了一顿。

晚上刘婶下班回来，当她从仓房出来时，看我俩的眼神儿有些异样，但未说什么。

后来，我和弟弟再次故伎重演时，发现她家仓房的门口放着苹果、梨或水果糖之类。我俩把东西放到原处，悄悄地溜了出来，脸上火辣辣的。

我和刘婶家的小芳是同岁，并在一个班级上小学，上学的路上常常撒满我俩欢乐的笑声。

长大后，小芳并没有嫁给我，也许那时她就知道我偷她家酒瓶子换钱的事，也许她那时就看出我不是一个什么好鸟儿。当我还挎着破书包上高中时，她的孩子已会喊我“舅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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