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制瓷业，是辽代手工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在技术上受中原影响，所以制瓷工艺与中原北方各窑也大致相似。不过由于地域和民族的差别，还具有某些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

辽代的瓷窑遗址，在内蒙古、东北三省及北京地区发现多处，如林东辽上京临演窑，林东白音戈勒窑，辽阳江官屯窑，赤峰缸瓦窑，北京门头沟龙泉务窑等。

辽代瓷器以白瓷为主，兼烧白釉黑花和黑釉瓷器。白瓷的制作比较好，受邢窑和定窑的影响较大，制品有精、粗两种，精者可与定窑上品媲美。辽白瓷巾有底刻“官”字款的，当系官窑制品，产品胎质莹白坚致，釉色白而微微泛青，十分精致。

辽代瓷器的造型丰富多样，除仿照中原的形式烧制杯、碗、盘等藏品征集：一叁壹〇一柒一叁〇〇肆 秦先生日用杂器，还烧制具有契丹民族传统独特风格的器物，如鸡冠壶、穿带壶、长颈瓶、三角形碟、方碟等。有少量的印花、刻花、划花和贴花制品，花纹简捷淡雅。

金代是我国女真族于北宋末(公元1115年)，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业在前代的基础上，取得不少令人注目的成就，是中国陶瓷史上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环节。

金代早期东北地区瓷器受辽瓷影响较大。绝天多数为日用粗瓷，如碗、盘、瓶、罐、枕等。瓶、罐一类器物往往附有双系、三系或四系(即器耳)，这是金代早期瓷器的特点之一。装饰花纹简单草率，仅见有白釉黑花瓷，与辽代白釉黑花瓷很相似。

北宋末年，宋、金连年战争，使北方中原地区瓷业受到浩劫，但在金迁都燕京(公元1153年)后，中原地区的瓷业得以恢复和发展。

金代钧窑继续烧造，生产范围从河南扩展到河北、山西等地。瓷质比较坚细，呈灰褐色，釉面莹润，有的有开片，釉色仍具有月自、粉青、紫斑等特点，质量不逊于北宋。金代钧窑紫红斑瓶，造型秀美，釉质光润，釉色仿佛在蔚蓝的天空中涌现的满天红霞，给人以变幻无穷的色彩关，显示了金代钧瓷的特殊风貌。

金代定窑是北宋定窑的直接继续。过去认为定窑毁于北宋末年的战火，对定窑的下限划在“靖康之变”(公元1126年)。随着北方地区金代墓葬和江南地区南宋墓葬定瓷的不断出土。以及定窑遗址中金代定瓷的发现，证明过去的观点不正确，从而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北宋末年，宋金对峙，连年战乱，定窑生产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到了约12世纪中期，定窑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所烧瓷器再次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金代定瓷胎质细白，白釉呈乳白色，器物有碗、盘、洗、瓶等，制作规整。装饰方法有印花和刻划花，以印花装饰为突出。例如1974年出土于河北省曲阳县的金代定窑白釉印花缠枝牡丹纹菊瓣盘，盘日呈折沿菊瓣状，盘身也呈菊瓣形，制作精巧，盘心印缠枝牡丹纹，印花清晰生动。

金代定瓷的装烧方法，除一部分产品仍采用宋代的“覆烧”工艺，生产“芒口”瓷外。一部分粗瓷产品则采取砂圈叠烧法，即把碗心一圈刮釉后叠烧，这种新工艺烧制瓷器产量高，成本低，是金代瓷匠的创举。

金代磁州窑仍以白釉黑花瓷器为主，造型和装饰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常见器物有碗、盘、罐、碟、盏托、枕、三足炉等，装饰图案多样，绘画粗犷不羁，潇洒生动。如磁州窑白地黑花鸟纹虎枕，枕作卧虎状，背为枕面，上施白釉绘黑彩芦塘秋禽图，纯然一幅传统中国水墨画的画面。枕底墨书“大定二年六月廿六日口家”(大定二年为公元1162年)，大定为金世宗年号，这是一件具有纪年款的重要器物，可作为断代的标准器。

耀州窑在金代仍以烧制青瓷为主，也有黑釉、酱色釉和白釉黑花等。青瓷釉色多为姜黄，胎质浅灰稍粗。器物以日常生活用瓷为主。装饰花纹由宋代布满器身的风格趋于简单，逐渐变为刻印花卉或圆圈、六长方格式的图案，并有犀牛望月纹、八卦纹、水波纹等。装饰技法以印花为主，刻花少见。瓷器的烧造，大多采取类同定窑的砂圈叠烧工艺，器物内心留有一圈无釉的“涩圈”。

金代除上述地区生产瓷器外，还有山东淄博、山西介休、安徽萧县等地瓷窑，说明在金代统治的一百多年间，北方的陶瓷生产虽然由于战争破坏，受到一定影响，但随后就恢复生产，并取得一定成就，在中国陶瓷史上应占有不可磨灭的一席之地。过去那种“金代无瓷器”的偏见，是应该予以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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