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革命是人类第一次迈向万物灵长的一大步，从何时何地怎么获取都不确定到都可以确定的能量来源，人类为了确定的东西可以付出巨大的成本，以及确定的能量来源可以养一小部分闲人专门思考“形而上”的可用来凝聚共识的东西。
中华文明的地理形态、尤其是脾气暴躁的母亲河黄河，让生活在这边区域的族群可以发展农业但不得不应对持续不断的水患，在应对灾难的过程中，演化出来最适合的、崇尚集体的生存策略，这也导致人口可以稳定且确定的攀升。
中华民族的先贤思想家们立足点全是人伦和组织关系，怎么让越来越多的人口形成有效的合力、如何凝聚更大规模群体的共识，百家争鸣争的就是很现实的人伦关系，只有两个例外，就是老子和公孙龙，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是比较纯粹的逻辑思辨，在战国时候并没有什么发展空间。
《老子》或《道德经》的文字、思想、以及行文风格，都跟春秋末战国时期的其他诸子有很大不同，“老子”可以说是唯一一个脱离于人伦关系、关于天道宇宙深入思考的先贤，而且论述方法是亲女性视角，我认为《老子》、至少是里面相当的内容形成于母系社会和氏族部落，更贴近天然和大道。
这也是《老子》作为一部“形而上”学在西方最被接受的原因，我们做个合理的推断，人类最早都是偏母系社会，所以思想源头是相近的，受生存策略的限制，西方在人口上一直不如中华民族的发展，所以西方就在“形而上”的哲科思维上发展至今，中国在务实的人伦关系上演化，几千年来，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甚至从根上互不兼容的文明。
那两种文明如何相处，《老子》可能有答案，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阴阳转化阴阳相济，如何发展成一整套可以让双方都能接受的新认知系统，是全人类都要努力的方向。
当人类走向数据时代，如果形成新的法系，那么两大文明可能会联合互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