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冬天，北京蓝天明显多了。
2017年10月1日至2017年12月18日，北京仅1天重度污染、5天中度污染、10天轻度污染，其余天数空气质量均为优良。回想往年，京津冀地区一到冬季就时常连续重度污染。短短一年，空气质量就有巨大的扭转。
据媒体报道，环保部12月15日通报了北京、天津、石家庄等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市今年10月至11月的环境空气质量。北京PM2.5浓度在28个城市中最低。10月1日至12月16日，河北全省PM2.5平均浓度为63微克/立方米，较2016年同期下降了32.3%，达到五年来最好水平。
谁能想到，仅仅4年时间，中国人就完成了西方人用了40年时间才完成的空气治理任务。华北空气污染治理取得了明显实效。
雾霾的形成有两个必要条件，即污染源和大气环境。华北地区的大气环境是无法改变的，治理华北雾霾只能从污染源角度下手。科学研究表明，重工业排放、冬季燃煤取暖和汽车尾气，是华北地区雾霾的主要污染源。
据媒体报道，河北省提出，从今年起到2020年，将推动67家城市工业企业“退城搬迁”，促进城市工业与城市发展、居民生活相协调，进一步改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这些企业主要涉及钢铁、石化、医药、水泥、玻璃、纺织、火电等行业。北京、天津、石家庄等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市均将严格执行关停重污染企业、大力推行煤改气取暖、限制“国三”以下排放标准的机动车的政策。
可以看出，这些政策确实是在对症下药，并且药到病除。不过，关停大量工业企业，强制推行煤改气，是否会给当地居民的就业、生活和地区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呢？在华北蓝天保卫战节节胜利之时，我们也要问，治理空气污染的代价几何。
值得注意的是，关停的工业企业都属于钢铁、石化、医药、水泥、玻璃、纺织、火电等行业。这些行业不仅是高污染行业，同时也是产能过剩行业。这就带来了供给侧结构性矛盾。
人们通常用国民生产总值（GDP）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GDP确实能够衡量一个国家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但是，GDP不能反应经济发展的质量。清朝时期中国的GDP占世界30%，但是还是积贫积弱。这就是因为即使生产再多的粮食、丝绸、瓷器，也无法和英国的钢铁、煤炭相提并论。一言以蔽之，经济发展的质量也非常重要。
对于现在的中国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在过去十几年，全国各省只要不断加大钢铁、石化、水泥等产业的产能，产量一年比一年高，GDP和就业数据就可以非常好看。可是，当产能扩大到超过市场需求之后，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没人要了。无论价格再低，也不会有人闲得没事买一堆玻璃、水泥、钢铁玩。
这种情况下，产量的增长不会带来GDP的增长，进而不会带来这些产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增长。同时，这些高污染行业越发展，负外部性越明显：对于空气、水资源的污染就越严重，危害当地居民的健康，造成工作效率降低，医疗支出增加。
所以，无论从宏观经济还是微观经济的角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势在必行。而改革的措施，说白了就是把这些过剩产能的企业都强行关掉。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所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强制关掉这些高污染工业企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精妙之处。
首先，市场需求不会因为减少供给者的数量而发生变化，只不过原有的需求会由更少的企业分摊。这些工业行业中，不同企业的技术水平不同，关停污染重的保留污染少的，不仅不会改变GDP总量，还会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其次，河北人一直抱怨北京把自己不愿意要的污染产业转移到河北，现在正好满足河北人民诉求。实际上，受雾霾影响华北地区两亿人无论贫富都能获益，因为空气质量提高有利于居民健康状况改善。并且，环境改善可以产生巨大的正外部性。河北是低端产业聚集地，这些行业的从业者以体力劳动为主，健康改善，劳动效率必然提高，收入增速也会加快。居民使用天然气取暖增加的经济负担，很快就会被收入增加所弥补。
再次，关停高污染企业，可以腾出宝贵的工业建设用地、增加劳动力供给，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创造条件。
最关键的是，华北的雾霾已经严重影响了京津冀对人才和外资的吸引力。没有人才和资金，就不可能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更何况，雄安新区所在的保定一带一直是中国污染排名前三位的地区。怎么会有高端人才愿意生活在雾霾笼罩的地方呢？别忘了，十九大报告中还要求，“高起点、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
由此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就是“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在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中，实现产业向高附加值行业转型，实现居民收入不断增长，同时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最难的不是经济上的统筹，而是坚定地从全局利益出发，与这些落后行业的既得利益者作斗争。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有动力、有能力将治理雾霾的措施持续推进。从“阅兵蓝”、“APEC蓝”到天天蓝，人民群众的期待正在成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