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订婚
六、七十年代的人对于当时的婚姻状况都有深刻的感触，在灾荒或战乱中，人们的生活只为生存，没有太多的愿望或理想，家家一贫如洗。生存之余，便是“婚姻大事”。
到了十八九岁，便要开始张罗婚事，找一个贤淑的媳妇，嫁一个精明能干、勤快的男人。一再强调要“勤快”，好像对于婚后“能否幸福”并不是太重视，能够维持生计就可以考虑。
由于封建思想的影响与重重阻隔，媒妁之约只能靠“媒人”去传递、完成。男女双方当事人碍于各种礼教的制约不便直接面对，婚姻的起初必是一个媒人反复奔波的身影，这位“媒人”便是当地人际关系与社会信息左右逢源的人，由他去联络打听，成功便容易些。这个角色在当时也曾举足轻重，是民生延续的重要纽带，尤其是男方更要依赖他去疏通、走通婚姻的全部过程。
男方先要托媒人前去女方家打探是否同意联姻，既不失尊严又要显的虔诚，需要中间人精巧的拿捏。倘若女方稍有意向，便要开始调查：男方是不是勤快？男方家是不是富裕？弟兄几个？有没有经济拖累？男方家所在的村子的井里是不是缺水（因为很多村子缺水，生活极不方便）……等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要调查清楚。
甚至要在与男方同村的亲戚或朋友家住上几天，明察暗访。这时，男方家的口碑便极其重要，甚至，有一些失败的婚烟，就是源于“中间人”的“传达”。
女方如果不愿允婚，就找一个委婉的借口推脱，通常的托辞是：孩子年龄还小、谈婚论嫁还早……已成当时拒婚的流行格式。看似借口但又的确是理由。于是，男方另择她人。女方若要同意结亲，那么便通知中间人准备婚事。
于是，男方开始筹划为期两、三年的婚姻长跑。
联姻的第一个程序是“探话”。
由媒人带领男方去女方家商讨各项事宜，自然要带一些礼品，那时的礼品很简单：钢花烟、水果糖、羊腿之类。但是，已经是当时的奢侈品，很昂贵，逢年过节才有。到了女方家要大方一些，将羊腿交给未来的丈母娘收下，然后从“提包”里抓出一大把糖块，洒在女方家的炕上，（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是面积辽阔的土炕，兄弟姐妹也多，分布在炕上的各个角落，各自玩儿其杂耍，若有号令便纷涌而来）瞬间被“丈母娘”家的孩子们哄抢一空。
再拿出钢花烟抽出一根，先毕恭毕敬地递给未来的“老丈人”再依次分发给现场的人。接着，开始互相问候、聊天、吃饭。这一过程看似不经意，但却是一场暗流涌动的棋局。都在称量、考核、探试对方，比如：对方是不是精明活泛、是不是为人忠厚、有什么喜好、星座合不合（那时候不说星座，讲究生辰八字）……等等，最后再回到经济问题上来。
双方接下来要谈“订婚”的相关事宜，自然要由女方“出题”，男方来答，方方面面包罗万象的出阁规矩，都要拉成一个账本递给男方，看看男方是否有意承接。
订婚彩礼的随意性较大，可在民俗的范围再行拓展、延伸，一般增多减少。对于女方确是一项建设性工程，极其重要。三大件 (上海生产的自行车、蜜蜂牌缝纫机、西铁城名牌手表) 必须要有。新铺盖、新衣服、新狐帽……等等酌情再加，写一张长纸递给中间人，再由中间人讨论、协调后转交男方，其实，这样的合约男方一般均无条件接受，很少有争议。
和和气气、唯唯诺诺的订婚仪式落定之后，双方开始正式建交，当然是男方的礼仪、经济方面的全位展示与跟进，需要时不时地来女方家走窜、帮忙。遇到春种、夏忙、秋收时，更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逢年过节更是要带上厚重的礼物前去看望。
还有，岳父家族中的一些近亲、长辈，也要去“以礼相待”，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周到。
从订婚到迎娶一般需要两年之久，那时的人们订婚早，订婚之后需要耗一耗年龄，再者，彩礼也需要一段时间来付清。
也有的婚姻会因种种原因中途“夭折”，退婚比订婚还要复杂，需要双方结算清楚前前后后的帐目。由女方将使用的男方的钱物退还，必然是一个面红耳赤充满争执、怨恨的场面，最终退掉，耗时伤财，两败俱伤。
即是健康发展的婚姻，也要经历很长时间的拖延，方方面面的往来接触都是男方一家的积极表现，也是一项巨大的经济支出。所以，男方希望早早结婚迎娶，而女方则喜欢拖一拖。
二 嫁娶
等到男方将新房盖好，家里装修完毕，便由媒人与女方商议迎娶事宜，经过几次三番的调解、协商，方才得到了女方的首肯。
于是，男方开始“择日”、“下茶”……又是一番周折。送上极好的礼品，又是羊腿、香烟、喜糖、茶叶之类。女方要在迎娶之前清点男方应允的彩礼是否够数，确认男方的承诺是否兑现，商议亏缺的彩礼如何弥补，并做了一系列完善的后期安排，然后答应。
这样的谈婚论嫁看上去冠冕堂皇，实则面合神离，毫不民主，有的甚至导致双方结婚后关系冷漠、僵化。
迎娶的时间一般要定在冬三月或正月，早期的娶亲只是由一匹马或一头驴，銮铃声声驮着新娘姗姗而来，形单势孤。
到了七十年代有了马车，为迎亲队伍壮大了声势，升高了规格，气派多了，通常用两辆马车：一辆迎亲，一辆送亲，如有鼓匠就再加一辆。马车上搭一个拱形的车篷，用红棉被包起来，里面再铺上厚厚的新被子，有点像皇帝的行宫。然后在车辕、马尾巴上拴一些红布条，赶车人用的马鞭和其他一些地方也要拴，走动起来彩带飘扬。新房的门口和窗户上要贴对子，一片红色，非常喜庆。
到了娶亲的前一天，亲朋好友如期而来，拖家带口，人山人海，非常热闹，东家和村里帮忙的人开始安排各项工作——厨工、帮忙人、代东、娶亲彩礼……所有的事情都要细致的梳理一次，以防疏漏。
次日一早，套好马车、拿好聘礼、规划好路线，然后，鸣炮奏乐、策马上路，前往迎娶。
一般男女两家都相聚不远，就在附近或邻村，却要回来走上一个上午。因为，大多数男方都很难备齐聘礼，而这天却又是必须要兑现，所以，这天因为聘礼不足被新娘拒绝“上轿”拖延时间的比比皆是，不足为奇，也有的通情达理早早上轿。
娶亲时也有很多风俗和说道，新娘子的兄弟姊妹们将前来娶亲的新郎形式多样的戏耍一番，新郎需要拿一些糖块或香烟来打点，耍笑之后，要給新郎吃“下马饺子”，新娘家人一般都要在饺子里放一些别样的调料，多为辣椒，新郎担心“有诈”，又不得不吃，不幸吃到了，也皱一皱眉头咽下去，假装无事。
新娘的妹妹或弟弟要为“姐夫”戴上胸花，然后拿走鼓鼓的红包，或者新郎与新娘之间互戴。临近上轿，新郎亲自躬身为新娘子穿上缘定终生的婚鞋，再盖上盖头，转身背起新娘，冲破耍笑人群的重重阻挡，来到娶车上，迅速启程。
临近中午，早有人在村口打探，气喘吁吁跑来报告：回来了！回来了！男方家人赶紧准备迎接。隆好旺火、摆好鞭炮，所有人都来到门口，村里的人也来看热闹，人山人海、欢呼雀跃。不多时，娶车浩浩荡荡回到了男方家门口，男方家人只有这个时候才长长的舒一口气，总算娶回来了！心里踏实了。
大门两侧各点一堆旺火，炮声齐鸣，新郎官的母亲拿着一只碗和小勺挤过簇拥的人群向旺火上洒油，一边洒一边念：“一勺勺，两勺勺，明年生个胖小小”，然后，把碗交给别人，赶紧跑去迎亲，引得周围人一阵嘻笑。
马车依照预先占卜好的方向停下来，卸了马、放倒车辕。这时可以耍笑新人的人一拥而上，抢夺鞋、帽，还有随身物品，新娘顿时慌了神，不知该全力保护还是半推半就交给他们，瞬间被“抢夺一空”。
这时有人过来请新娘下轿，上轿时有上轿钱，最早十几块，后来涨到了几百块到近千元的八百八十八元，下轿当然也要下轿钱，几乎与上轿一样，可能因为周折、程序几乎一样，就收费也相同。
婆家自然愿意突破黎明前的黑暗，高高兴兴递上一沓，那时时兴一句话：媳妇到了门前还要一个牛钱，大家都遵守规则。新娘子笑嘻嘻地接过来，由新郎官背着，在众亲戚打闹嬉笑之间回到了新房。
上炕、揭盖头、洗脸、净手，都有相应的喜钱给新娘。而婆婆则急迫不待地拿了盛有红糖的碗，来到新媳妇面前，笑盈盈地捏起一撮，放到新媳妇嘴里，然后问：“甜吗”？媳妇马上说：“非常甜”！婆婆顿时心花怒放、喜上眉梢。
这一举动，足见婆婆的苦心和当时伦理的天真，这个环节的意义在于：希望将来媳妇能够甜甜地喊公婆为“爸、妈”，能够和睦相处。而吃过糖的新媳妇不知道明白暗示的寓意没有。但是，那时婚后称“婆婆”为“妈”的人很少，而且，甚至有的人家还有一些“婆媳风云”。
那时没有象今天一样的庆祝程序，全凭婆家人现身说法地去一个一个完成风俗。
到了晚上，要“闹洞房”，大家挤在“新房里”，再将两位新人耍笑一番。低级的、高雅的、文明的、粗俗的，各种别出心裁的耍笑法让新人出丑、难堪，让大家开心欢乐。有的节目新人不愿履行就要拿烟或糖来过关。
玩至尽兴大家散去。
第二天，吃过早饭后，两位新人收拾停当再回到娘家办宴席，叫做“回门”。“回门”结束后，娘家人再将两位新人送回到男方家，叫做“小送”。之后，两位新人还要分别到男女方家各住七、八天，称为：住七、住八。道道程序、每一个环节都进行的隆重、认真，按部就班。
全部娶亲过程需要将近一月之久，然后，这段美满烟缘也便圆满礼成。
进入九十年代，逐渐开始实行民主，允许婚姻自由自愿，也不再迫逼，信息也流通了很多。一些贫困人家在当地娶不到媳妇，便托关系或人贩子到四川、云南领个媳妇回来，合法的、非法的、不合乎情理的，情况各异，有的尚在闺中、有的正要嫁人、有的竟是已婚之人，也有的为了“钱财”而来，过上几天找个机会溜走，再也找不着。
三 后记
一时间贩卖婚姻成了另一种风尚，当地找不上就去往远方，即是被骗也甘心上一当。于是，关于婚姻天天有奇闻，日日有怪事，外地娶回来的媳妇难以安顿下来安心过日子，有的人家甚至要将提防媳妇跑掉作为功课来做，派专人寸步不离的“看护”，但稍有不慎还是跑了。
现在回想起来，两个语言不通，思想各异，目的不一的人却要为“婚姻”日日一起生活、融为一体，那种痛苦、不安连我们局外人都颤栗。一件终身大事、人生大事却被时代、社会操控，挤逼的轻描淡写无足重轻。
那个时代单身男子并不少见，称为“光棍儿”，家庭中子女超过三四个男孩子的，就很可能产生几位单身。
单身是一种社会现象，甚至在六十年代有两个儿子的便只能有一个成家。婚姻实在太艰难，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儿女推到“水深火热”之中，所以，要选了又选。
现在看来，早年的婚姻程序都是一个“巧立名目”的“索要”过程。过程越长，男方负担越重，越是靠近六、七十年代此风俗越盛行，男方家物质基础越差，越被挤压、逼迫。现在回想起来，当年那个定亲时甩出一毛钱八块的喜糖时的动作和几毛钱一盒的钢花烟时，会觉得很幼稚和难以想象，但在那时这个场景却是让很多人望尘莫及，甚至有人一辈子也没有这样的机会。这个动作或许在暗示或传达男方家的一些信息。
每个时代都有它特定的理念和时代语言，在隔代看来是笑话的行为，而在那时却极其庄重、必要。那时的结亲仿佛是一场已定输赢的较量，男方毫无招架之力，只能退让、承受，而女方则是赢家。
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结束了这种怪象。当然那时也有“爱好结亲”的事列，女方比较宽容、开明，甚至忍让，但这种“高抬贵手”也许却是为日后女婿家无条件支援、帮助做了铺垫。
媒人的丰功伟绩被人传诵，美满的姻缘叫人羡慕，而这种冗长繁重的过程却让人担心和恐惧。允婚之前要有一个全面的考察，不是哪个主体的意愿，谁家的儿女出嫁都要先看男方的经济条件、生活状况。至于成亲双方的意见几乎很少考虑，而且，婚姻主体也很少有感情，甚至有的在迎娶之前还没能见上几面，等到娶回家里再慢慢熟悉。我们很难猜测那时的婚姻观是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和风貌。
曾经是单身和险些成为单身，或现在依然是单身的人，除了有残疾之外，其他人中很多人还是一些社会精英，有的弟兄四人只有大哥成家，其他兄弟直到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才成婚，但他们现在的生活却非常美满。
所以，我们以前看到的由于婚姻造成的各种人生缺憾，并非当事人的原因，而是时代的责任，多少英雄豪杰本该有自己的幸福人生，却被贫穷落后取替了，有的远处娶来媳妇的人非但没有成就自己的人生，却给男方雪上加霜，最终人财两空陷入更艰难的境地。
我们为那种失去自我的婚姻惋惜、遗憾，但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却表现的极其麻木，他们不抗争、不抵触，只认命、顺从，没有自主的婚姻观。
农耕文明导致大家闭塞、守旧、因循、贫穷，造成时代畸形风气盛行，直到九十轨代末才走出这种阴影。
新旧时代的过渡也造成了不同的婚姻状态和观念，人们从水深火热的年代中走了出来，婚姻也步入了正轨。
原创作者：陈树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