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有人点评文章《7/70：“九一八事变”与张学良》的时候，提到了张学良错用郭松龄，错杀杨宇霆，不会妥善处理和南京政府关系，“九一八事变”他不可推卸。于是我借着这个机会去对郭松龄，杨宇霆做了些了解，发现了几个历史教科书上没有提及的事情，导致“九一八事变”变成了历史必然。
1、派系斗争严重
东北军内部派系诸多，大体上可以分为“老派”、“新派”。
老派主要指的是跟随张作霖起家的奉系老臣，多为绿林草莽出身，未受过正规军事化训练，缺乏信仰。虽然在东北军中地位高但缺少干劲。以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吴俊升等为代表人物。
新派则是指那些受过新式教育，如出国留学、军校教育等，这些人受过正规军事化训练，有一定的政治报复，并在直奉战争、奉浙战争、镇压郭松龄反奉等大战中建功立业，并逐渐取代老派。以杨宇霆、郭松龄、张学良等为代表人物。
另外，在新派内部也分化成了士官系和大陆系。士官系，指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将领，以杨宇霆为代表。陆大系，指出身于北京陆军大学及保定军官学校的将领，以郭松龄、张学良为代表。
各派之间相互不待见，且多有积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陆大派的郭松龄赫赫战功却未获得奖赏，元老派出力最少地盘最多，郭松龄心生不满。同时，陆大派又长期被以杨宇霆为代表的士官派压制，郭松龄愤然起兵反奉，最后以失败告终。杨宇霆献言张作霖将郭松龄处决，引来视郭松龄为知己的张学良怀恨在心。
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死后，张学良上位，作为陆大派代表的他，由于年纪尚轻，资历尚浅，老派及新派对其并不买账，于是就借老虎厅枪杀杨宇霆之事，敲山震虎，树立威信，扶持自己的人上位。然后自己势力是巩固了，但是东北军的战斗力和政治影响力却在这样的派系斗争中消耗殆尽。
2、军队纪律涣散
1930年9月18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前一年，由于张学良坐镇北平，将东北军大部分精锐兵力都调往关内，而留在关外的基本上是由“老派”率领的守备弱旅，战斗力本身就不强。
最要命的是东北三省军政大员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际，居然全部不在岗位！
沈阳的东北边防代司令、参谋长荣臻正在为父做寿，忙于应酬；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在锦州小岭子为父治丧，吉省事务交由熙洽代理；黑龙江省主席、东北边防副司令万福麟同样身在北平，事务交由其子万国宾代理。
高级官员尚且如此，下面的人还不跟着有样学样吗？
驻守沈北大本营的独立第七旅作为对日一线部队，命令不得夜不归宿，可是“九一八事变”当晚，旅长王以哲不在军中，激战一夜，始终未回军中；三个团长，何立中在北平出差，张士贤当晚回家未归，王铁汉等炮声响起来才临时赶回军中，军中只有参谋长赵镇藩看家。
如此军纪涣散，沈阳如何不丢！东北如何不丢！
3、外交经验欠缺
1929年，北伐战争刚结束，民族情绪日益高涨，年轻气盛的张学良想进一步提升东北地位。此时苏联国内饥荒，人民对苏维埃政权极度不满，而欧美国家也跟苏联存在过节，张学良认为趁此机会夺取中东路主权，欧美国家必定赞成。
于是，张学良向苏联和红军发动攻击，试图收回中东路主权，却在坚持五个月之后败北，最后与苏联签订《伯力条约》，给了张学良当头一棒。从此以后苏联处处提防张学良，不再相信他，也不想跟他合作。所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苏联作壁上观，并不给予任何帮助。
另外，被张学良枪杀的杨宇霆因为在日本留学，擅长跟日本人打交道，原来郭松龄反奉也是由他去向日本人请来救兵，挽回败局。杨宇霆与日本人的关系可见一斑。杨宇霆死后，张学良对日态度强硬，而日本人缺少沟通的渠道，直接导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深知日本实力的强大，但是过于忌惮日本的实力，且对日本的野心没有清醒，认为日本只是示威而已。正是基于对日本后续行为的错误判断，才有了随后不抵抗政策的产生。
从上面几点可以看出，“九一八事变”绝对不仅仅是一次偶然事件，东北军如此，东北军将领如此，东北还能有什么好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