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元旦后的第八天，我的父亲最终还是走了。他走得并不安详，甚至说有点痛苦。在ICU插管治疗了几天后，他的喉咙里、嘴巴里、鼻子里都是血。通过尿管流出的尿液也是带血的深红色。脸上身上还残留着多处在ICU治疗过程中留下的伤。不过，唯一让我们略感欣慰的是，在了解到了插管的痛苦与生还的渺茫后，我们坚持将他从ICU转了出来。他养育了这么多子女，人丁兴旺，我们不想让他一个人在ICU里孤独而痛苦地死去。虽然主治医生坚持认为，他离开ICU后活不过5、6分钟，更遑论与我们对话聊天。但他却结结实实的挺了两天。让我们可以陪在他身边，握握他的手，摸摸他的额头，帮他翻翻身盖盖被子。而他也能在急促而困难地大口呼吸中，间或清醒过来，看看我们，用混沌不清的声音呼喊着母亲或我们的名字，与我们简短交流。病房的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一个血氧饱和度只有七八十的老人，竟然还能坚持这么久，但我们知道，父亲的生命力意志力是多么顽强。
我父亲一生起起伏伏，经历坎坷，就是靠着这样的顽强意志走过来的。
父亲出生在江汉平原中部的一个小乡村。但他从小就没有想过在这乡村的田间地头过一生。他人生的帅气，读书也聪明，后来考进了县城一中，成为了当时村里有名的文化人。高中毕业，他也顺利地拿到了南京航空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录取通知。但在那个读书要审查家庭成分的年代，他因为所谓出生于富农家庭的背景而被剥夺了上大学的资格。
一个青春年少，意气风发的青年，遭遇到这样一记闷棍，内心的痛苦和彷徨，是可以想见的。但父亲在后来偶尔给我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却并没有太多抱怨。他也并没有就此消沉，他说，当时国家就是那个政策，一个人在时代的洪流下，太过渺小，只能想下一步怎么办。
虽然没能上大学，但那个时代，高中毕业也算高级知识分子了，再加上父亲写得一手好字，也能写文章，很快就进到了镇里的供销社工作。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月，供销社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负责一个地方几乎所有生活物资以及餐饮食品的销售供给，是一个很多人都想进的好单位。父亲也非常珍惜这份工作，他既做销售，同时也帮社里做文书，整材料，他的才华和能力，很快就让他在社里崭露头角，成为风云人物，而他也意气风发，想做出一番成就。年少毕竟多少轻狂，再加上耿直的性格，得罪人或者被人嫉恨，在所难免。如果在正常的年月，也没什么。但很快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风潮也吹到了我们这个小镇。在那个黑白颠倒，怀“才”是罪的年代，父亲成为批斗审查的对象。他没有办法正常工作，整日关在屋子里写那些子虚乌有的自我反省材料。几经折磨，无数次检讨后，他依然被残酷的当权者强制下放到了农村老家。瞬间从万众瞩目的好单位的骨干才俊，变成了需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改造分子”，父亲的职业生涯仿佛从火热的盛夏跌入了酷寒的严冬。可怜一介书生，根本不会农活的父亲，不得不拿起来锄头、挑起了粪桶。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走过那段时间的。我曾经问过父亲，他也不愿深谈。但我知道短时间内这样的巨变，带给人最大的问题，可能不是收入的锐减，也不是体力的付出，而是精神上的打击。可以想象，那时的他该有多么的苦闷与绝望。
不过始终有朋友和领导对他的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抱不平，同时也怜惜他的才华而为他奔走协调。在勉强干了几个月农活后，在好心朋友帮助下，进入到了镇里的搬运站工作。那时公路运输并不发达，很多生产生活物资都是通过镇里的河运码头来进行的。这个搬运站实际就是负责码头货物的搬运。父亲就是在30岁的光景，用书生般羸弱的身体拖着板车一趟趟在码头与仓库间来回，刚开始手在车把上都磨出了水泡，继而流血，慢慢成茧。除了拖，有时还要肩扛手提，他说，通常他那些膀大腰圆，身材结实的同伴可以一人扛起两三袋大米而他只能扛一包，还非常吃力。当他这样跟我说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总是会浮现出一个瘦弱而倔强的年轻人，弯腰扛着一袋大米，缓慢而又坚定的向前走的背影。我也曾经问父亲，为什么要干这么重体力的工作，他赫然一笑地说，当家里都快没米下锅的时候，你能有什么选择？我知道自己问了个傻问题。在我仅存的一些孩童时代记忆中，确实是与饥饿与缺吃少穿相联系的。现在没有多少人能明白在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农村养活5个子女有多难……好在搬运站的站长看他是个文化人，而且干重体力活的效率确实也不高，在几个月之后就调他到办公室从事文职工作去了。而他凭借着自己的勤奋与聪颖，也在这里完成了从基层搬运工人向企业管理者的转变。从父亲的这段职业经历，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的机会是干出来的，不管起点多么低，多么难，坚持下去，就有改变的可能。当我20年前研究生毕业，一个人到深圳时，就是遵循着他的思路，坚持下来的。
在我少年时期的印象中，父亲总是在出差。他作为镇办乡镇企业的主管者，一年到头不是在跑县里地区要钱要项目，就是在考察外地市场外地企业。在他手上，相继建立了服装厂，家俱厂，棉纺厂，禽蛋厂等好几家企业，镇里的经济也因此大为改观。家里经常有各家厂的负责人过来讨论工作，我也是在那时开始听到很多企业经营管理的名词。家里书柜上摆放着父亲的各种荣誉证书，还有在企业和镇里开会讲话的照片也越来越多。那时是乡镇企业的黄金时代，也是父亲职业的高峰时期，在这个小镇上，走到哪里，说我父亲的名字，好像都有人认识。我以为会一直这样下去的，但突然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父亲不在，只有母亲一个人在无助地痛哭。在母亲断续地哭诉中，我间或的听到了一些词，“检察院传票”、“贪污”、“要坐牢”……虽然那时的我还并不完全懂这些东西，但是我突然生出了一种可能再也见不到父亲的恐惧。那些天里，母亲终日以泪洗面，我们这些小孩子也处于一种惶惶然的状态中。不过，大约在十来天后，父亲又回来了。对我们这个家来讲，好像是漫长的几个世纪。很多年后，听父亲的讲述，我才大约知道，因为下属企业的一笔物资采购，他被人举报贪污公款，好在后来找到了关键的采购票据凭证，证明了他的清白。而举报背后的原因还是利益。企业红火了，经济利益大了，自然也有了冲突与争斗，父亲作为镇办企业的主管负责人，自然也成为一些人眼中钉。父亲说，养一大家子人，确实很难，但我没有搞过公家一分钱鬼，我抽过下属厂长们的烟，喝过他们的酒，但在钱的问题上，我是非常清楚的。
无妄的牢狱之灾虽然化解了，但父亲耿直的性格，确实得罪了很多人。这也是他不少同事和下属，相继提拔到了镇里或县上更高的职位，而他的仕途却一直停步不前的主要原因。母亲后来也常常以此来说他或者教育我们，做人要圆滑，但父亲却总是不以为然的。他的耿直，一方面得罪人，但同时也让他义无反顾的帮助过很多人。有家境穷困的亲戚，因为拿不出小孩上学的学费，他毫不犹豫支持的；有能干的下属企业负责人被诬告而免职，他仗义直言保护的；有朋友因为家庭事业经营不善，生活无着，他给解决吃解决住的……母亲总是会抱怨父亲，太大方，而且很多人帮助了，也并不念好。父亲总是说，有能力帮一下，是我们的事，念不念好，是别人的事。不过，他也并不总是如此大度，在很多年后，他也曾跟我抱怨，过去帮助过的某几个人，却毫不感恩，让他心里也是很不舒服。我不觉得父亲的抱怨有什么不对，毕竟我们都是普通人。
父亲是一个传统的大家长，对我们几个子女管教非常严格，在我们面前甚少笑颜，我们也很敬畏他。不过他虽然严厉，但其实很少真正动手打人。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唯一一次重手打我，是因为我把家里一个刚刚买回来的柜子门钥匙拧断了，那是他和母亲积攒了很长时间才买的一个新家具，我现在也能理解在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情况下，这个家具对他的重要性。现在回想起来，在父亲严厉的面容下，其实满满的都是对家庭和子女的爱。我还记得，父亲把我们从老家农村户口转为镇上城镇户口时，拿着户口本给我们翻看的激动；也记得在那个买米买面还要凭粮票的时代，解决了我们全家吃商品粮问题时，他的自豪；更记得他去学校拿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为赶紧回家，手被好心帮他关车门的朋友重重的夹击了一下，他却全然不觉，回到家，用两个肿得发亮的手指拿出通知书时的那种喜悦……
虽然父亲这两年身体确实不太好，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这么快离开我们。当最后两天他躺在病床上，偶尔清醒过来时，坚持要我们给他穿上衣服，因为有女儿们在，他第一时间还是顾及着孩子们的观瞻和自己的尊严。同时还反复说，不要治了，浪费时间，孩子们还要上班呢。这就是我的父亲，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想着做人的体面，想着不要影响孩子们的生活。
父亲是平凡的，但在我心目当中又是不凡的。他才华出众，却屡受多次无妄的打击，人生道路坎坷，但他从未消沉。他通过自己的艰辛努力，给我们兄弟姐妹创造了一个温暖的可以依靠的家，同时也给我们创造了更好的学习和工作的机会，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带给我的所有东西将永远伴随，他的顽强意志、耿直正气，也将一直激励我。
父亲走了，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对他的哀思和感谢，就写一点文字来纪念吧。以免有一天自己不小心把他和那些事都忘了。
二零二二年腊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