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电视
文/张守权
村里有电视了！是包工头赵大爷家。这个爆炸新闻立刻像一阵风般传遍了整个村子，我们这帮熊孩子兴高采烈地跑到他家去看那台没有打开的电视机，仿佛自家购买了电视一般。电视机很大，竟然是当时不是很多的20吋的。我们急切的盼望夜幕降临，因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除了周日白天电视台是不播放节目的。
在村里有电视之前，只有公社和邻居“王电影”（公社的电影放映员，因职业得此称号）家里有电视。公社的电视平时锁在柜里，由专人保管，基本不对外开放，只有在春节期间才允许平民百姓去观看，正月初的那些日子里，公社放电视的那间大屋子里炕上地下每天都挤满了人，长长的炕席上经常被人踩得满是泥污。我们这些小孩子们不是想方设法站到窗台上，便是拼命的向人堆里挤，个别待遇好的则被大人抱在怀里或背在背上，十分享受的看着似懂非懂的节目。没有春晚，没有直播，那时候的电视台只是在春节期间零散播放一些平时录制的相声、革命歌曲、杂技等文艺节目。虽然那20吋的黑白电视在大多数人的眼里近乎一个稍大些的白点，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在那个文化生活极度单调的岁月里，能于春节期间在看秧歌之余看上一会儿电视，则是最高级的精神享受了。
王电影家里的则是12吋黑白电视，算来它仅仅比今天的大号平板电脑稍大些。高高的电视天线杆顶，大大的铝制电视天线呈“王”字型傲视云空，似乎在向这个村镇的人宣告：主人姓王。王电影家孩子成群，这样也导致他家整天客流不断。某个春天的某个周日上午，我们这帮小孩子听说电视台要播放电影《红色娘子军》，便十分兴奋的来到王电影家。王电影家正在收拾门前的粪堆，他说只要我们帮他家把这堆粪抬到指定地点，便允许我们进屋看电视。我们十分愉快的答应了，在大家大公子的指挥下，一个个争先恐后的抬着沉重的粪筐，忘记了脏累，很快便把活干完。之后，手也没洗便一身臭粪味的挤坐在他家的炕上，双眼紧盯着那小小的荧屏，开始欣赏期待已久的节目。这部电影有许多伙伴都看过，但他们还是饶有兴致的为我们做义务解说员，度过了一个童年里超爽的周日。
王电影家搬走后，我们这帮小孩子陡然失去了看电视的好去处。赵大爷家添置电视恰恰及时弥补了这个空白。那些日子里，我们每天在完成作业后，便都不由自主的来到他家附近玩耍，在他家的那几棵老榆树下，我们或是藏猫、抓瞎，或是弹琉琉、扇啪叽。好容易挨到天黑，我们便三三两两地走进赵家的大门，或坐在炕檐上或坐在硬邦邦的木凳上，津津有味的欣赏着或是爱看或是不爱看的节目来。没过几年，也就是八十年代中期，赵大爷家的电视由黑白升级为彩色，这在当时的屯子里可是绝无仅有的，每天晚上去他家看电视的人日益增多了。我在他家看了《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花仙子》等日本动画片以及《上海滩》《万水千山总是情》《霍东阁》等流行一时的香港电视连续剧。在我们的眼中，那几年的赵大爷家简直变成了儿童乐园。
邻居孙老宝家也在彼时购置了电视，老宝的爸爸在粮库上班，妈妈虽有足疾，但却十分能干。早在八十年代初很多人家没有“四大件”中任何一件时，他家便已是一应俱全了。记得有一次我在与伙伴们玩藏猫时偶然藏进他家，他妈妈说还有半个多小时广播便播讲刘兰芳的《岳飞传》，我便选择坐在他家的炕头呆望着里外屋小小墙窗上的那台硕大的老式凯歌牌收音机等待着评书的开播，忽略了外面寻找我的伙伴们没好气的大呼小叫，虽然那段评书是重播......老宝家的电视机也不大，每天除了几户邻居外还有他的伯父家的哥哥姐姐们及队里的一些人。记得一天晚上，电视里播放歌曲《金梭和银梭》，伴舞者是一对男女芭蕾舞演员。彼时，看惯了东北大秧歌的农村人哪里见过芭蕾舞这等西洋舶来的高雅艺术？荧屏里那两位穿着紧身舞衣凹凸有致性感十足的演员，让我们看得目瞪口呆，一个个大气不敢出。而我却感觉身边一位少女不停的努力压制自己的笑态，直到节目结束，她终于忍不住大笑了出来，边笑边大声说：“那个男的光腚呢......”我清楚的记得，全屋的人们对她的这句话毫无反应，都是满脸的茫然。
时光荏苒，三十多年后，虽然这三户人家俱已离开郭家，但王电影、孙老宝家那看上去经常有些雪花的小小黑白电视以及赵大爷家那令人爽心悦目的彩电却深深印在我的记忆深处，那些精彩的抑或不精彩的电视节目也成为我儿时难得的文化娱乐，让我儿时的回忆也如赵大爷家的彩电一般色彩斑斓......（未完待续，敬请关注）
201807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