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仕鲁期间，要说他最为重大、也最能体现他的政治理想与人生追求的行动，当是“堕三都”。
三都即实际控制着鲁国政权的“三桓”各自割据领地的城堡。前面已经提到，“三桓”是当年鲁桓公三个儿子的后裔，其中孟孙氏为司空，叔孙氏为司马，季孙氏为司徒，是为鲁国三卿，分享着鲁国政权。其中又以季孙氏势力最大，掌握着鲁国国政。这“三都”有季孙氏费邑领地城堡，叔孙氏郈邑领地城堡，孟孙氏成邑领地城堡，其中又以季孙氏费邑领地城堡最大最坚固。
这三大领地城堡，都曾经是鲁国“三桓”向鲁国国君闹独立、争权力、搞割据的据点和资本，当然也是他们明目张胆搞分裂的证据，也反映着春秋末期列国的基本状况。
到了孔子仕鲁的时候，“三都”发生了复杂的变化。曾经是“三桓”向鲁君索要或夺取权力与土地的三大城堡，又成为“三桓”的家臣向三桓闹独立的据点与资本，并一度给“三桓”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当时的“三桓”全都住在鲁国国都曲阜，这三大城堡实际上全被他们的家臣所盘据，有地有兵有粮。家臣利用所控制的这三大城堡，不仅一次次地侵犯欺凌自己的主人“三桓”，甚而至于越过“三桓”而直接干预甚至操纵鲁国国政，也就是为孔子痛心疾首的“陪臣执国命”的状态。如鲁昭公十四年，季孙氏的家臣以费邑领地城堡反叛季孙氏;鲁定公五年，阳虎利用领地城堡囚禁季桓子，定公八年又挟汶阳之田叛鲁奔齐;定公十年，侯犯又以郈邑领地城堡反叛等。可说是家臣们以领地城堡屡屡闹独立、搞反叛的行动，已经严重地威胁着“三桓”、尤其是季孙氏、叔孙氏的集团利益，甚至已经成为他们寝食难安的一块心病。
面对当时鲁国定公虚位无权、“三桓”擅权(特别是季氏)、“三桓”之家又是家臣垄断的混乱局面，孔子审时度势，认为正是他实现政治理想与人生追求的难逢的好时机。用雄心勃勃来形容当时孔子的心情一点也不为过。我们不妨来体会一下孔子心中的治国平天下的蓝图——
加强鲁国公室、在当时当然就是加强鲁定公的实际统治权力，削弱、抑制“三桓”、特别是季氏的领地与权力的扩张，贬斥、剥夺“三桓”家臣膨胀的私欲，从而使鲁国君臣父子按周礼及贵族等级制，各复其位、各守其职，用仁政德治将鲁国治理得国富民安。至此，也仅是孔子蓝图的一半、甚至还不是最为重要的一半。他更要以鲁国为基础、为蓝本，扩大影响，最终达到尊天子、服诸侯、以仁政德治统一天下的大同世界。
孔子这次“堕三都”的主张与计划，核心的东西是剥夺季孙氏以及孟孙氏、叔孙氏所获得的非法政权，并以此重归于鲁国国君。
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虽然有着极大的风险甚至危险，但是孔子经过仔细地分析“三桓”的具体情况，他也从中看到了成功的可能。首先要考虑实际掌管着鲁国国政的季孙氏的态度与支持的可能性。经过了昭公时家臣南蒯的反叛、定公时家臣阳虎的屡屡作恶，全都是以费邑领地城堡为据点为后盾为资本。虽然阳虎之乱已经平息，他也出奔已经三年，但是与阳虎曾经有过勾结的公山不狃(就是那个曾经召请孔子前去帮忙的人)，现今仍然占着费宰的位置，并凭借着费邑领地城堡使季孙氏有些无可奈何。而叔孙氏的郈邑领地城堡，在前一年就曾因为侯犯的叛乱而归齐，现在虽然齐国已经归还郈邑，却还空着邑宰的职位。孔子甚至分析得更为细致，他还看到了叔孙氏不仅有家臣叛于外，还有同父异母的儿子叛于内。这个同父异母的庶子叫叔孙辄，因与叔孙氏有矛盾，曾经借助阳虎的力量想夺取叔孙氏的权力。
惟一不能确定的，是孟孙氏孟懿子的态度。他没有季孙氏与叔孙氏这样的外叛内乱、惶惶不可终日的忧患，他的家臣、也是守着成邑领地城堡的邑宰是公敛处父，对主人十分忠诚。但是孔子也认真分析了孟孙氏赞成“堕三都”的可能性，如孟懿子毕竟是自己的学生，应当更能从高层次领会老师的理想与追求。况且阳虎之乱的时候，阳虎曾经有过杀孟懿子而自代之的企图，不是也会给孟懿子敲响警钟了吗?
同时，大哉的孔子想，我的那个最终以鲁国大治国富民安为基础、从而达到尊天子服诸侯统一天下的蓝图，不也是在为着你“三桓”子孙们最终的利益着想的吗?如果任其这种无礼无序的争斗战乱愈演愈烈，你“三桓”不是时刻都有被倾覆的危险吗?
当然，智慧的孔子也知道他正处于一个最为有利的时刻，那就是夹谷会盟的胜利，已经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威望。而夹谷会盟之后，齐国所归还的汶阳之田，正是季孙氏的领地。这也就更加加重了鲁定公、尤其是季孙氏对于自己的信任与依重。
终于，经过缜密思考与计划的孔子，于公元前四九八年(鲁定公十二年)，大胆地向鲁定公与季孙氏提出了“堕三都”的行动计划：“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今三家(三桓)过制，请皆损之。”(《孔子家语·相鲁》)
果然如孔子所料，这一计划迅速得到了鲁定公与“三桓”的赞成与响应。
第一步就顺利地拆除了叔孙氏的郈邑领地城堡(今山东省东平县)。如前所述，从齐国归还不久的郈邑，还没有任命邑宰，只要得到叔孙氏的赞同，拆除起来当然也就十分顺当。
第二步拆除季孙氏费邑领地城堡时(今山东省费县)，却遇到了激烈的反抗。费邑宰公山不狃，当然知道“堕都”的厉害，而且是双重的厉害。一重是季孙氏肯定知道了自己的叛乱之意，一旦费邑领地城堡被堕被拆，自己也就失去了所有的自卫自保的屏障。另一重厉害当然来自孔子。他知道孔子“忠君尊王”的坚决，那年孔子的拒绝就曾让他领教过孔子的态度。如果不能抵抗住这双重的厉害，结果也许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公山不狃不遗余力地进行猛烈地反击，并趁鲁国国都曲阜空虚之时，率费人突袭曲阜。情急之下，鲁定公与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匆匆躲入季孙氏住宅。此时的孔子没有慌乱，人们似乎又见到了那个郰邑大夫叔梁纥的英勇的身姿。他迅即命令大夫申句须、乐颀率兵反击，并于姑蔑(今山东泗水县东)打败公山不狃。没有退路的公山不狃只好逃向齐国。随之，最大也最坚固的季孙氏费邑领地城堡，也被拆除。
一切似乎都在向着成功的方向发展。
但是，孔子在拆除孟孙氏成邑领地城堡的时候(今山东省宁阳县东北)，却遇到了无法逾越的障碍。这个障碍，看似来自“三桓”之一的孟孙氏孟懿子，实则来自整个“三桓”。
起因于孟孙氏家臣、成邑邑宰公敛处父对于孟懿子的忠诚和远见(孟孙氏一家利益的远见)。公敛处父将堕毁成邑领地城堡对于孟孙氏的不利看得清清亮亮。他紧急地对孟懿子说：“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左传·定公十二年》)公敛处父是个智慧的人，他看到了孔子“堕三都”的实质，并为孟孙氏孟懿子想好了计策：你不是孔子的学生吗?你又同意过“堕三都”的计划，总不能轮到自己就出尔反尔吧?那好，不要紧，你就装作不知道，我来抵抗好了。孟懿子不仅对于公敛处父的忠诚坚信不移，而且他还对于公敛处父的救命之恩永铭在心。那是在阳虎准备杀孟懿子以取代其位置的时候，是警觉的公敛处父发现了他的阴谋，并及时采取措施，才使孟懿子幸免于难。
果然，孟懿子照计行事，表面没有任何反对堕城的表示，暗中却全力支持公敛处父的反抗。从夏天一直拖到冬天，成邑领地城堡安然无恙、毫发未损。眼看着“堕三都”的计划就要毁于一旦，着急并感到危险的鲁定公于这年的十二月，亲自出马带领军队围困成邑城堡。让孔子想不到的是，就连季孙氏、叔孙氏也采取了观望消极的态度。鲁定公的出马，终因“三桓”的消极而告失败。
堕成失败，意味着孔子“堕三都”计划的失败。这对孔子仕鲁，几乎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孔子更从“三桓”的态度由积极转为消极，清楚地感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正是强大的、在鲁国当道也决定着自己政治前途的“三桓”，尤其是当政的季孙氏。
不仅是公敛处父的想法与孟懿子的态度的改变，让季孙氏警醒过来。我想，“三桓”甚至会有过一起的沟通与商议。他们彻底明白过来，孔子的“堕三都”看似帮助他们削弱甚至是剪除家臣的力量与威胁，而实质却是最终削弱“三桓”强大鲁国公室。他们清楚地看到，这个在夹谷会盟中大智大勇的孔子，在“堕三都”的时候，已经成为他们的对立面、甚至将来还有可能成为水火不容的敌人。季孙氏当然还记得孔子的一系列对于自己不满的言论，最为大家传播的，当然是那句“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八佾其实是一种舞蹈，是当时的中央政府的周天子举行国家大典时，用作典礼开始时的礼乐，八佾便是八个人一排，共有八排，诸侯之邦只能用六佾，也就是六个人一排的舞蹈，大夫只能用四佾，即四人一排的舞蹈。对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我们一般的解释都是：假如这件事情我们都能忍耐下去，那么还有什么事不能忍耐他季氏去做呢?!而学者南怀谨先生则认为应当作如是解释：像这样的事情季家都忍心做了，还有什么事情他不忍心去做呢?言外之意是要告诉大家季家的野心大着呢，叛变、造反，取代鲁君甚至周天子，他是都敢于干的。
仕鲁的孔子面临着不可回避的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主张(也即放弃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屈从苟安;要么坚守自己的主张，辞职离鲁。
孔子并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仕鲁不过四年的孔子，当然还记得自己与鲁国的主政者季孙氏的“密月期”，虽然短暂，却还是让人难忘的。“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公羊传·定公十二年》)，不正是说的他们俩相互尊重对方的意见、有着很好的配合吗?
心里装着天下的孔子，当然也有委曲求全的时候。身为大司寇，是与鲁国的世袭三卿同列为上卿的。但他心里明白，要想办成事情，必须要与掌握着鲁国实际大权的季孙氏搞好关系，他表面上是要向鲁定公负责，而实际上必须要向季孙氏负责。以“克已复礼”为已任，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孔子，却要向一个乱礼的权势者让步，这对孔子是十分痛苦的。但是孔子曾经掩起心上的痛苦，作出过让步。有一次，孔子去见季孙氏季桓子，或许是意见相左，或许是正好碰到季桓子不悦的时候，孔子想办的事情就没能办成。但是孔子没有赌气，紧接着又去登门求见。连自己的弟子都看不下去了，对老师表示不满。如弟子宰予不高兴地提意见说：“从前我曾听老师说过：‘王公不邀请我，我不去见他。’现在老师做了大司寇，日子不长，而委屈自己去求见季桓子的事已经发生多次了。难道不可以不去吗?”这个时候，内心痛苦的老师，不能不向自己的弟子剖白深藏于心的想法了。他说：“不错，我是讲过这样的话。但是鲁国‘以众相陵，以兵相暴’的不安定局面，由来已久，而负责当局不去治理，必将大乱。危乱的时局需要我负责办事，这岂不比任何邀请都更郑重和紧迫吗?”
一个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天下人而将自己的利益甚至屈辱置之度外的孔子，就这样站在了我们的面前。
如今，他又面临着一个更大的考验与一个更难的抉择。孔子会怎样办呢?
如果按照我们当下的习惯，对于上级的指示或者意图，要么“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么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主动迎合上级的意图——不管如何，反正要将领导侍候得舒舒服服、高高兴兴，这样自己的仕途当然也就会一帆风顺，也就会各自获得相应的利益。
本来孔子也有第二条道路可走，那就是放弃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向鲁国当政者季孙氏妥协，或者干脆迎合季孙氏的意思。这样，孔子肯定会做稳了自己的高官，甚至说不定还真的能够“摄相事”，代理宰相的职务，“风光”无限。况且孔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为了求得财富，就是做市场上的守门卒都愿意——真是率真、性情、本色——何况是上卿之位?
但是孔子就是孔子。支节问题上可以妥协的孔子，在关系着自己理想与追求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毫不退让，挺直了一米九一的身子，宁可不干这个官也不能在原则问题上向季孙氏为首的三桓妥协。
季孙氏当然等待着孔子的妥协。他也需要孔子这块金字招牌为自己装扮门面，况且孔子处理国务的能力也是鲁国所需要的。只要孔子不再坚持削弱“三桓”而强公室的主意，其它都好商量。他等待着曾经屡次主动上门的孔子再次找上门来，那时，他会和颜悦色地与其话旧碰盏。
但是孔子没有再去登门。
我终于明白了孔子另外的话。“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我的主张不能实行，那我就乘个筏子漂于海上好了，但是想让我同流合污绝对不行。还有，“饭疏食饮水，曲肱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正直、道义、原则)，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当枕头，都没什么，我照样乐在其中。但是违背原则与道义取来的富裕与尊贵，我却看得与浮云一样轻。再有，“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国家政治清明，做官领俸禄;国家政治黑暗，还去当官领俸禄，这就是耻辱。
这就是孔子，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他真是为中国的官员做出了一个好的榜样，一个让人向而往之的榜样。我们应当常常想起他来，即使做不到他那样好，起码可以少一点钩心斗角，少一点卖官鬻爵，少一点厚颜无耻，少一点腐化堕落，少一点鱼肉百姓，少一点羊头狗肉，少一点自吹自擂，少一点对上的奴颜媚态和对下的专横跋扈。
恰在这时，鲁国又发生了一件让孔子气愤不已的事。齐景公依大夫犁鉏的计策，挑选了八十个盛装美女，外加一百二十匹披挂彩衣的文马，送给鲁国国君。齐国的美女与文马到了鲁国国都曲阜城南门外，不敢贸然进城，而是先派人谒见季孙氏季桓子。季桓子心有所动，穿上老百姓的服装前去观看，看后又去汇报给鲁定公，鲁定公又以察看民情为借口前去观看，然后就全部收下。收下之后不要紧，鲁定公是“往观终日，怠于政事”，疏远孔子。季桓子也是“三日不听政”，连祭天这样的国事都不去参加。
急性的子路忍不住了，对老师说：“我们还是离开鲁国吧。”早生退意的孔子似乎还对治理鲁国抱有着难以割舍的留恋，并对季孙氏存有着一丝幻想，希望他的悔悟，甚至重新出现“三月不违”的和谐局面。他在作着最后的等待，对子路说：再等等吧，鲁国就要举行郊祭了，如果季孙氏仍按礼将祭祀的烤肉(燔)送我一份，我们还是可以留下来的。
但是，一心要让孔子离开的季孙氏，没有把他应得的一份烤肉送来。
仕鲁已经四年的孔子终于弃官离鲁。
这是在公元前四九七年(鲁定公十三年)，孔子五十五岁。
作者简介：
李木生，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讲师团成员。写过300万字的散文与300多首诗，所写散文百余篇次入选各种选本，曾获冰心散文奖，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首届泰山文艺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