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59年,壬戌年,显王十年。
公孙鞅,对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商鞅。背井离乡来到秦国,无非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扬眉吐气。而方式是什么?那就是变法。改变这个国家的旧的不合理的有害的政策。然而秦国人并不高兴。
公孙鞅对秦孝公庶说,“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如果想要做一些事,不用跟别人商量,看别人的脸色,圣人如果能够强国,就不能拘泥旧法。而甘龙却反对,他认为遵循旧有法令,“缘法而治”,才能实现“吏习民安”。公孙鞅说平常百姓只知道安于旧俗,有学问的人都往往沉溺于自己的见闻,这两种人做官守法可以,但绝对不能跟他们讨论旧法生活之外的事情。有智慧的人制定法策,愚蠢的人受制于这些,贤德的人更新礼法,无能的人被礼法约束。
秦孝公开疆辟土才是他的愿望,拘泥守旧当然不是他的想法。他很支持公孙鞅,封他做左庶长。颁布了变法的命令。把秦国人五户一伍,十家一什,互相监督,一家有人犯法的话,其余连坐同罪。举报犯罪的人与杀敌立功的人同样赏赐。不举报的跟投降敌人的人一样受罚。有军功的人,都根据军功大小封爵。私自打斗的人,按情节轻重获刑。从事农业,种地纺织好收获粮食多的,免除赋役。不务正业因为懒惰而贫穷的人,全家都要收为国家的奴隶。国家宗室贵族不是有军功的话,不能享有宗室的权利。明确上下尊卑爵位的等级。按等级有差别的分配田宅土地,奴仆侍女,衣服器物。有功劳的人要让他们获得尊荣。没有功劳的人就是富有也不能让他们尊荣。
法令颁布前,公孙鞅充分考虑到了可能面对的问题。为了取信于民,他在秦国国都的集市南门立夏一根三丈长的大木头,当场宣布有人能把他搬到北门去,就赏给这个人十金。百姓们没有人敢信,都觉得很奇怪,没有人敢动。最后赏金加到了五十金,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一个傻大胆,半信半疑地扛着木头到了北门。公孙鞅立刻兑现了承诺。秦国人一看,呀,这就是一条锦鲤呀。我也想要!
于是公孙鞅把制定好的法令颁布下来。
变法令颁布满一年,秦国的国都里抱怨新法说对百姓不便的人有数以千计。这时,正赶上太子也触犯了法令。公孙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法令不行,都是自上而下的,天子与庶民同罪嘛。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不能施以刑罚,就对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处割鼻之刑,另一位老师公孙贾处脸上刺字的刑罚,作为惩戒。这件事过去第二天,秦国人都小心翼翼的遵守新法了。
新法施行十年,秦国变得道不拾遗,山中无盗贼,百姓在战争中勇于作战,不敢私自武斗,乡村城市都得到治理。秦国国民当初说新法不好的人,又都来说新法的好处。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公孙鞅说这都是扰乱新法的人,把他们都流放到边地。从此以后老百姓再也不敢议论法律的是非了。
司马光这里评论道,信用是国君的治国之宝。国家需要人民保卫,人民需要诚信保卫。没有诚信不能领导人民,没有人民就不能守卫国家。所以古代的王者不欺四海,不欺四邻,善于治理国家的人都不欺骗自己的百姓,善于治理家庭的都不欺骗自己的亲人。无能的人就不同了,欺骗邻国,百姓,兄弟,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所以就失败了。靠欺骗占的一点便宜,救不了致命的伤。所得到的远远小于失去的。这难道不令人痛心呢。从前齐桓公不背弃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图攻打原地的利益,魏文侯不背弃对山野猎人的约定,秦孝公不背弃对搬木头的人的重赏。这四位国君都不是完美无暇的圣人,而商鞅(公孙鞅)尤其被后世人说为人刻薄,何况当时,处于战乱攻打的乱世,天下人都尔虞我诈,在这种时代,他们尚且不敢忘记用诚实守信来收服民心,何况现在深处四海升平的盛世的我们了。
可惜古代人,哪怕恶人都知道的诚信,在我们极度发展的现代社会却一丝无存。信用缺失,民心不安,我们也需要一个刻薄守信的商鞅来荡涤一下妖风邪气,在这个混乱人间匡扶正道。上哪里去找这样一个人。
回到当时,这一年,韩懿侯薨逝,他的儿子韩昭侯即位。
公元前358年,癸亥年,显王十一年。
秦国在西山打败韩国军队。
公元前357年,甲子年,显王十二年。
魏国韩国在于地会盟。
公元前356年,乙丑年,显王十三年。
赵国燕国在阿地会盟。
赵国齐国宋国在平陆会盟。
今天就学到这里,明天要学的是齐威王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