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背着儿子，傻傻地站在门口，一群穿白大褂的人把母亲的床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身上穿的白大褂晃得我眼睛生疼，疼得我想流眼泪，可是流不出来，于是我的眼睛更疼。我的脑袋也嗡嗡的，停止了思考，好像眼前的一切也停止了。

一只大手拽着我把我往外拉，我如梦初醒地看着她，是一位阿姨，她骂我：“看热闹嘛远点嘛，怎么背着孩子看这种热闹？要不得的。”

我用力甩开阿姨的手，冲进病房，正看到医生拔下母亲身上的监护设备，摇着头，走到大姐身前说：“我们尽力了。”

我愣愣地站在原地动弹不得，母亲就在眼前，我想叫醒她，可是叫不出来。就在刚刚，一个小时前，母亲还在和我说话，她说：“快回去吧，不要守着我了，怕瑞麟（我儿子）哭。”

我说：“好，等大姐来换我了我就回去。”

如果知道是现在这种情况，我就不会走，我会一直陪母亲说话。

母亲真的走了！

大姐来的时候给母亲带了早餐，几个小笼包子，我看见它们躺在病床旁边的小柜子上，那包子，怎么会有母亲做的好吃呢？要论做包子馒头，母亲在这个世上是没有对手的，一般人做的包子馒头根本就入不了她的眼。

我对着大哭的大姐说：“姐，你看好妈，我去给她买两个好吃点的馒头来。”

我急匆匆地往外面走，走到护士站的时候忽地停下来，看了护士几眼，问她：“昨晚上班的医生呢？”

“下班了。”护士说。

“我叫了他几次，他为什么不来？昨晚……我两三点的时候就反应过了，我妈不对劲，他为什么不来？下班了？为什么下班？”我反复问那护士，又像是在反复自言自语。

“节哀。”护士看着我，我也看着她，半晌，我木讷地转身，又木讷地走回病房。大姐还在哭，父亲站在一旁，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我好像被人点了穴一样，瞬间清醒过来，走过去抱住大姐，任她的眼泪在我肩上流。

我不知道老公什么时候出去的，他再进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袋东西，他说那是给母亲买的衣服，叫我和大姐给她穿上。

我终于清醒地认识到，母亲走了，永远地离开我了，我却还像在做梦一样，我们必须马上给她穿好衣服，送她回家。

穿寿衣有讲究，老公想到了，他特意交待寿衣店的老板把寿衣全部投放好，我们只需要给母亲套在身上就可以了。

我用剪刀剪掉了母亲身上的衣服，再把寿衣给她穿上，最后穿鞋子，我掀开脚下的被子：“姐……”

“嗯？”

“姐……”

“嗯？啥子？”

“呜……袜子，呜……”我一下子跪趴在母亲的脚下，那早该流出的眼泪就像绝了堤的洪水，一下子奔涌而出。

“呜……呜……”大姐走过来和我抱哭在一起。

过了很久，一个阿姨拍了拍我的肩膀：“孩子，人已经走了，先把衣服穿好，送她回家吧。”

我和大姐止住哭声，从地上爬起来，准备给母亲穿袜子，可是眼睛刚往脚上看，那没被袜子包住的脚后跟就像一把锋利的刀，扎得我的眼睛痛！扎得我的心痛！扎得我全身都痛！我边脱袜子边哭：“您这一辈子那么辛苦为了啥子嘛？呜……穿几双袜子都是烂的，呜……”

我再一次哭倒在地，我知道母亲一直怕冷，衣服要穿五六件，裤子要穿两三条，袜子也是两三双一起叠穿，但是我不知道，她的袜子脚后跟全是烂的！我也不知道，她曾经给过我的钱，够买多少双漂亮的温暖的袜子！那露在外面的光光的脚后跟啊，是母亲的节俭善良，是我的悔恨遗憾。

好痛！

十二年过去了，我经常想起母亲的脚，母亲的脚后跟，她一生辛苦勤劳，护得我们四姐妹周全，却没能护得自己脚后跟的温暖。母亲的伟大，刻在她的血液里。

“要尸检吗？”一个护士进来问。

“人都走了，让她安安静静地走！”一直没说过话的老公抢在我和大姐前面斩钉截铁的回答。

母亲的离开，医院是有责任的，我到护士站反应过几次她的情况，没有医生来看过。作为她的女儿，我也难辞其咎。但是，为了求得一个答案，为了追究谁的责任，就要牺牲母亲的身体，我没有想过，如果母亲还在的话，她也不会同意。完整的身体和入土为安，这是对她离开后最大的尊重。

我们联系了殡仪馆的车送母亲回去，三个小时的车程，有一辈子那么长，母亲生前的点点滴滴在我脑子里浮现：她被父亲打，打人的打累了就去休息了，被打的马上爬起来去干活；她被父亲冷落，还自我责怪没能给父亲生个儿子延续香火；父亲没把她当人，她却在我们四姐妹心中极力地树立一个好父亲形象；她省吃俭用，每年的“六一”儿童节一定给我们买身新衣服；她等到父亲睡觉，带我们偷偷溜去别人家看电视；她为了给我们挣学费，点着油灯熬夜蒸馒头；她终于熬不过苦难的生活，两次选择自杀；她说“快回去看瑞麟，怕他哭！”这是母亲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母亲的最后一口气，依然是用来关心她的女儿的！

大姐夫履行了他做上门女婿的责任，由他出面给母亲举行了葬礼，我把欠母亲的五千块钱给了大姐，我没有脸说那是借母亲的，我告诉大姐，母亲生前放了五千块钱在我这里，是拿给父亲住院用的。

我为母亲准备的一千块钱新年红包，再也送不出去了，就当是牵挂吧，我怕一辈子太长，长到有一天我会忘记母亲的恩情，那份牵挂，住在我的心里，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