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1、历史学的功用
简而言之，它能帮助你解决三个深刻的哲学问题，“你是谁”“你从哪来”“你要到哪去”
只有你搞清楚自己从哪里来，也就是理解过去，理解历史，才能搞清楚自己当下所处的位置，进而弄清如何规划未来（理解过去认清当下规划未来）所以一个越需要规划未来的时代，也就越是一个需要回顾过去的时代。历史的真正功用，是帮助人们通过过去看到未来，从工具学的意义上说，历史学才是真正的未来学。
2、什么是中国
“崖山之后无中华”是个伪命题。命题成立，则你我都不是中国人，讨论没有意义。
命题不成立，宋亡前后，中国的确存在着巨大的不同。这个观点本身就将中国等同于汉人（偷换概念）在中国古代，能够稳定可持续同时统治长城南北的都不是汉人王朝，而是草原征服王朝，例如北魏、唐、辽、金、元、清。
在中国古代，中原地区一直是先进文明的代表，它可以代表中华文明，但不能等同于中华文明。
中国是指其疆域内部的中原、草原、海洋、西域、高原的地区，这些地区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形成了一个深刻有机联系的体系。
从内部而言，中国一直是一个超大规模、多元互构的体系。
从外部而言，中国在近代逐渐成为世界秩序的枢纽。(中国与世界的边界与演化过程)
而整个中国是中原，草原，海洋，高原，绿洲互相作用构成的一个体系。
在古代，中原和草原的互动是秩序的创生线，而中原与海洋的互动是秩序的传播线。
到了近代，中原与海洋互动成了秩序的创生线，而中原与草原的互动则成了秩序的传播线。
3、什么是历史
历史不仅包括历史的基本事实，还应包括对这些基本的解读。历史上的事实和对事实意义的解读完全是两回事。历史是座大厦，事实是砖头，解释是蓝图。对史实的研究可以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活下去，对史实的解释的研究可以告诉未来我们活成什么样子。史实与历史解释有着相互独立的逻辑，同时又深刻的互相影响。因此研究历史我们可以搁置价值判断努力分析历史的深层逻辑。
历史本身（内在的运动逻辑）是各个行为主体不断博弈的过程。
博弈的内部动力机制——欲望
博弈的外部约束条件——博弈当中可用的资源，以及人们彼此之间的结构性关系——秩序欲望与秩序，即历史的第一性原则。
不同博弈主体不断变化结盟关系并调整他们的行为策略，这取决于它们彼此之间相对位置关系和相对力量关系，以及它们所掌握的资源类型以及气候变化和技术关系。
4、中国历史的时空坐标
（1）空间坐标系
中原，草原，海洋（主线）——主体
西域，高原（副线）——催化剂
古代中原，草原---秩序创生线 中原，海洋---秩序传播线
近代中原，草原---秩序传播线 中原，海洋---秩序创生线
（2）时间坐标——社会转型时期
1 商周之变---商朝至周朝
这次转型之后，开始出现了“中国”的概念。中华文明出现了普世主义理想
2 周秦之变---周朝到秦朝
中原由分封割据进入大一统局面，中国历史开始超越中原之上。中原与草原的相互对抗，相互塑造成为中国历史的大脉络。
3 唐宋之变---唐朝到宋朝
中国社会结构由豪族社会进入到平民社会。自此中国再无长期的分裂，大一统成为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过程。宋代，中国文化迎来了一次大爆发，这次文化爆发不仅决定一千年来中国的文化气质，也决定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儒教国的文化气质。
4 古今之变---清朝末期至现在
中国由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艰难转型，转型过程直到今天仍在继续。
一、商周之变---中国概念的产生（普世主义观念）
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何铸以纪念周成王定东都洛阳，上面有一段重要的铭文“宅兹中国”——《宅兹中国》葛兆光（复旦）
中国代表着文明意义上的中心，文明发展水准最高的地方，因此中国文明中心不一定是中原地区。文明应该是所有人的共同精神财富（普世主义价值）。例如《马关条约》签订时，日本反对大清自称中国，坚称自己是中国。可见近代东亚人仍以文明角度来理解中国。
天命观是古人的核心概念（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 商颂 玄鸟）
商人认为天命降于商人（商人高于其他人），以活人（羌人包括周人）祭祀。
周人主张天命降于周主（周人与其他族人平等），周王为天下共主，从而动员天下人推翻商王朝。
以下是我本人查找的资料，以证明这一观点。
有学者指出，商代虽出现“天”字，但其语义与后世的“天”有所不同。此时“天”与“大”字混用，词义相同，没有后世“天”的神秘色彩。在商代社会中，代替“天”占据支配地位的是其祖先神和至高神“帝”或“上帝”。因此商代的“天人关系”可以视为以“帝”为代表的神人关系。人完全受“帝”的支配，人们只能通过占卜和祭祀的方式消极的影响“帝”对人世的干预。因此人们非常重视祭祀活动，经常以活人（其他部落的战俘）献祭，以体现商人高于其他族人。
在商人看来，商王的权力来自于历代先王与“帝”的亲密关系，因而商的统治地位是恒定的。这也是纣王曾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的根源所在。这种强烈的自信一方面在当时神权占据绝对的权威的原始宗教氛围下，为商政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保证了商统治的稳定。另一方面也造成商人在观念上的故步自封。面对新兴周族的挑战无法及时调整政策，仍坚持认为“天命降于商”。最终被周族与其他部族的联军所推翻。
西周政权在继承发达的文化同时结合自身的文化与历史建立与商代迥异的礼乐文化。周人认为“天”是超越“帝”的主宰，“天”不是其祖先神而是带有至高神色彩的特殊存在。
一方面，周人相信自己的统治得自于高于“帝”的“天”为其政权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弱化了商人的至高神的权威，巩固自身统治。
周人也认可“天命”为政权合理性的重要因素，因此“肩受天命”“受天有大命”等字样在周人的金文材料经常看到。但周人认为天命并非恒定不变而是无常的，而争取天命不仅限制于占卜，祭祀，更重要的是德行，是“民”的评价。因而“以德佩天，敬天保民”等观念正是这一认识的体现。因此周人在敬天法族的同时，也更关注现实生活，更关注“人”的事务。而这一观念进一步推演就“天命降于周王”而不是“降于周人”，这就为周人联合其他部族推翻商王朝的统治提供思想观念上的理论支持。
周王室为了实现统治而采取分封制，即封建制。“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封建（feudal）相当于西方的分封采邑制。
封建社会的特征是最高统治者无权干涉诸侯国内部事务---类似合伙人式管理（王之王上，并非我王，臣之臣下，并非我臣）。秦统一之后，这种管理方式发生了改变。
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自秦至清的社会形态是郡县制社会，是中国历史所独有。
正是由于封建制的统治方式，诸侯会因实力逐渐发展而威胁周王室。周王为增强实力，首先从强化内部管理开始，而这种强化必然遭到内部传统势力的阻止，因此出现了“道路以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等典故。而最终周厉王被传统势力击败，历史上称其为“国人暴动”（BC841年)。短暂的“周召共和”之后，周王室地位逐步下降（周宣王，幽王），平王被迫东迁，中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而封建社会也自此走向了末路。
二、封建社会的陌路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间的战争逻辑发生了变化。春秋前，战争的礼仪性远大于实用性，不以杀伤为目的。而春秋中后期，战争的实用性远大于礼仪性，以杀伤对方为目的。正是这种战争逻辑的变化把中国引向大一统。
要弄明白逻辑变化的原因，我们要先弄清战争礼仪性的意识。
贵族最早的来源都是军事征服者，周王派遣他的宗亲去各地进行军事殖民，这些宗亲就成了军事贵族，而当地人成为了平民。
作为征服者，贵族就有这强烈的等级和秩序意识，以区分他们和平民。而这种意识也被延伸到了战争，体现在两方面。一，他们认为战争是高贵的，只有贵族才有资格进行战争而平民没有。因此才有《左传》的“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二， 他们重视战争的礼仪性。这种礼仪作为一套秩序给所有人规定了上下尊卑，而这种礼仪有利于贵族对于平民的统治。
这种战争方式能够运行下去的一个大前提是所有贵族都要遵循这套礼仪。一旦有人违反，这套程序就会崩塌。
不巧的是在春秋时代“异类”出现，它就是楚国。楚国作为“南蛮之国”并不是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国，因此不会重视这套礼仪。
而作为商朝王族后裔，位列春秋五霸之一的宋国国君宋襄王一心要教育一下这个蛮夷之国。因此双方发生的泓水之战（BC638）。摆明车马的宋国遇到不按套路出牌的楚国，结果大败。
不按套路打，这种方式是有传染力的。这也就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各诸侯国开始纷纷无底线。战争的实用性也就超越了礼仪性。因此孟子才有“春秋无义战”之说。
当战争最终发展以杀死人为目的时期，人数的多少也必然成为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而贵族也会把平民拉到战争中。但事实是春秋中后期平民并没有被更多的卷入战争之中。那么这是为什么？是贵族坚守战争的道德底线吗？显然不是。是因为此时贵族还不具备大规模的战争组织动员能力。
这是与各个诸侯国内部结构有关。周王室平定天下分封诸侯，贵族诸侯建城以驻守。而随着人口膨胀，一个城市无法承载过多人口时，必然要建新城，进而再次分封下级贵族。这就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逐级分封体系。而在这个体系中每级封建领主只对自己上级封建主承担义务。所谓“王之王上，并非我王，臣之臣下并非我臣”。
随着社会的发展，正如周天子无法控制诸侯一样，诸侯发现自己对下级贵族也丧失控制力。例如“崔杼杀齐庄公，赵盾弑晋灵公”。因此诸侯国的战争动员能力只局限于自己控制范围之内，战争总体规模不大。但到了春秋战国之际，战争的规模发生了变化，而这与两个新技术的出现有关。正是这两项新技术的出现使诸侯国的控制力提升，战争的组织动员力增强，战争规模进而扩大。
这两项新技术一个是铁器牛耕，一个是竹简的使用。
铁器牛耕的出现破坏了以旧有生产力水平为基础的井田制。一部分诸侯率先调整政策以顺应形势。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吸引不愿意受井田制束缚的平民，从而壮大自身，削弱对手。
另一方面，诸侯要强化内部管理，就不能再由贵族处理政治事务，必须依据自身的人事班底。因此就需要一大批在贵族之外的知识分子。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学的传播载体之前是龟甲兽壳和鼎，这些传播工具的形态与成本也意味着文学与文化只能在贵族内部传播。竹简的出现适时的解决了这一问题。竹简相较于鼎更轻巧，便于携带和复制。而传播成本的降低也意味着传播范围的扩大。(2018/1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