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首先是从政治斗争开始写。
东汉末年，桓帝、灵帝宠信宦官张让、赵忠、段珪、曹节等“十常侍”，宦官专权乱政，以致爆发了黄巾起义。朝廷集中全力镇压了这次起义，但是，在“十常侍”的拨弄之下，何太后与董太后之间的明争暗斗、相互倾轧加剧起来。大将军何进下令召外地各镇诸侯入解决。结果，何进先被“十常侍”杀死。
应召入京的大军阀董卓，乘机把持朝政，擅自废立皇帝、杀戮大臣，引发了以袁绍为盟主的十七镇诸侯联军讨伐董卓的战争。然而，诸侯联军貌合神离，各怀鬼胎。孙坚任前部先锋，济北相鲍信恐孙坚抢了头功，暗派其弟鲍忠率军抄小路抢在孙坚之前与董卓军队交锋，鲍信却被华雄斩于马下。袁术则怕孙坚做先锋攻破洛阳，势力壮大，成为自己争权夺利的劲敌，因而不给孙坚供应粮草，使孙坚军中缺粮，自乱阵脚，华雄乘机劫寨，孙坚大败。
孙坚虽自告奋勇担任首部先锋，但也并非真心实意地“扶持王室，拯救黎民”，他进入洛阳之后，偶然得到了传国玉玺，想做皇帝的野心立刻膨胀起来，他藏起传国玉玺，托病告辞，想回江东称王。袁绍得到密报致书刘表，刘表出兵截击孙坚，从此造成了孙、刘世仇。
参加讨董联军的刘备等人，想忠心报国，但袁绍、袁术兄弟十分卑视他们，出言不逊，阻挠关羽出战。曹操认为不应计较出身贵贱，支持关羽、张飞出战，袁术却以退出联盟相威胁。袁绍起兵讨伐董卓，也不是真正为了扶持汉室，只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想趁机扩大势力。董卓西逃长安之后，袁绍拒绝了穷追猛打、一战而定的正确建议，在洛阳按兵不动，使讨董联盟进一步分裂。曹操大骂袁绍“竖子不足与谋”，单独率兵进击，却被董卓大将吕布杀得大败，只好率残部投扬州。各路诸侯见状也纷纷撤军。一场以政治上反对董卓而发起军事斗争，终因政治上的分歧而瓦解。
董卓被王允设计杀掉后，曹操抢占先机，把皇帝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开始了曹操与袁绍、袁术、吕布、公孙康以及后来的刘备、孙权等各大军事集团之间的长期战乱。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对各军阀进行拉拢或讨伐；各军阀则以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相指责。各军阀与曹操之间，以及各军阀之间，今日联合，把酒言欢，明日又反目成仇，兵戎相见。军事与政治斗争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不断转化。许多政治、军事集团就是在这种不断转化的过程中兴起或灭亡。
《三国义演》总是把政治与战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写，这样能写明战争的目的和性质，依此来表达褒贬爱憎。例如，第十四回写汉献帝被李傕、郭汜追杀走投无路，只好采纳大臣的建议，召宣曹操入朝“以辅王室”。曹操应召而来，先派夏侯惇、曹洪出兵杀敌，首战告捷。曹操随后引大队人马入城，对汉献帝表示了效忠之忱和安慰之词，然后，率军出击，一举将李、郭军队彻底击溃，使汉献帝摆脱了被劫持和追杀的险境。作者把曹军应召保驾视为正义之举，所以，把曹操治军、出师描写的威武有致，显示出曹操的非凡才能。但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专权僭越、威逼皇帝、杀害皇后等，干出一连串的忤逆之事后，作者再写曹操作战，或者予以否定、谴责，或者通过各种情节和细节的描写，从政治上、品德上和精神状态上对他进行揭露、批判和嘲弄。对于刘、关、张方面，一开始就通过“桃园三结义”写他们胸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政治抱负，为他们此后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军事斗争立了纲领。紧接着写他们大破黄巾军，为国立功；参加讨伐董卓的正义之战，斩华雄、战吕布，一鸣惊人，显示出了英雄本色。联吕布、依曹操、投袁绍，表明刘备善于在困境中利用矛盾，保存自己，待时而动的机智和胆略。长坂坡之战，在曹操方面，是逆臣进击；在刘备方面，是义臣防守。通过写张飞在长坂桥一声大喝吓退曹兵的情节，长了刘备的志气，灭了曹操的威风。在此后许多战事中，总是把刘备方面写得有理有节，深得人心，值得称赞。刘备因报二弟之仇，置“联吴抗曹”的国策于不顾，兴兵伐吴，作者对此则也作了一定程度的批判。
战争爆发的原因，除了军事冲突外，最根本的原因是政治因素，《三国演义》充分表现了这一点。黄巾起义天下大乱；刘、关、张桃园结义招兵买马；十七镇诸侯誓师讨董，讨董联军又分裂而以失败告终；刘备今日联吕，明日依曹，后日又投袁；曹操忽而要杀刘备，忽而又要给他加官进爵，明令刘备讨代袁术，暗中却又密报袁术提防刘备进攻；孙权继承父兄之业坐镇江东，曹操本想起兵进击，却又被谋士一言，改变了主意，反而封孙权为将军；袁绍听到这个消息却勃然大怒，立即率军与曹操决战；赤壁之战，孙、刘联合抗曹，后来孙权又违背盟约袭占荊州；刘备兵败身死，曹魏约东吴夹击蜀汉，孙权却不乘势进取；诸葛亮受托孤重任之后，不是起兵向东吴报仇雪恨，而是去平定南方的蛮王……这些，都是政治因素在起作用。
《三国演义》写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它们的来龙去脉却清晰可见，这与作者善于揭示错综复杂的政治因素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