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人的娱乐方式因受到各种主客观环境的限制与束缚，能使城乡皆知、雅俗共赏的就是传奇戏剧，上自帝王将相，下至乞丐贱民，他们最喜爱最能享受声色娱乐的就是看戏听曲。然而在主观上，由于男女授受不亲的文化，以及泾渭分明的两性差别待遇，男女俳优演员在很多场合不能厮混，也不能同台演戏，甚至连男女观众也要分开隔离。至于剧情与主题内容，依然要受到当时伦理道德的规范。比如说，有关同性恋、乱伦的饮食男女，以及伤风败俗之类的题材剧本都不容易存在。在客观环境方面，当时舞台的设备、照明、服装、布景、音响效果（砌头和行头）等，当然还是很原始，很欠缺的状态，因为电灯还没发明，晚间演戏就成了问题，同时没有汽车、火车、飞机等便捷工具，戏班要从茶楼酒馆转到乡村庙台，也不是简单的事，更不用说从江南道江北的城市了。
由于这种困难的时空背景，明代人娱乐的方式主要是靠固定的戏班和职业性的梨园俳优来奉承，明朝文人陆荣在《菽园杂记》写到：“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水嘉，皆有习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虽良家子不耻为之。”在这些戏文子弟背后，懂演技、能唱歌、会跳舞、靠耍武术谋生的女人，更是无法统计，不过虽然明代的良民“不耻为之”，尽管她们已经被编入“乐户”，被贴上贱民的标签，可是如果没有这些优伶艺人的话，明代的人又如何能或者声色娱乐的享受呢？
其实带头提倡戏曲的正是明朝的统治者。明朝皇帝，特别是他们内宫中众多的嫔妃、宫女以及太监，平常最喜爱的娱乐就是看戏。史料记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一个大戏迷，他最喜欢看元代戏曲家高明写的《琵琶记》（讲述蔡邕与赵五娘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朱棣在北平当燕王时，凡是遇到生日、佳节、庆典，照例会请戏班到王府演戏。朱见深当皇帝（明宪宗）时，在内宫训练一队专门演戏的阉人宦官，有一次宪宗皇帝在看戏时故意装着打瞌睡，一会儿突然听到舞台上的演员大声唱到：“皇帝驾到。”宪宗一听，豁然站起身子，正好看到主管西厂的特务头子汪直进场。当时弄的全场观众大笑，让皇帝和太监汪直尴尬不已。
还有，明熹宗朱由校（天启皇帝）特别喜爱岳飞忠武的武戏，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朱由检（崇祯皇帝）则是喜爱《西厢记》的文戏。史料记载，崇祯五年，正值皇后千秋节，皇帝手谕明末最有名的沈香进宫，在御前献演五六十出的《西厢记》。之后，在崇祯十四年，再召沈香进内廷献演两出《玉簪记》。
朱元璋即位之后就设有“钟鼓司”和“教坊司”，专门负责内廷的娱乐演戏。此外，他还特地送给每个儿子各一千七百多种词曲，并且饬令在京城设立十六楼供官伎乐户居住和演练。好歌、好色的朱元璋甚至还让女乐优伶进入内廷演戏。总之，明朝内宫豢养了很多声音尖嫩、半男半女的阉人宦官，他们可以很容易的抹脸“装旦”，男扮女装，演艳妇、装小丑或瘸子去娱乐他们的主人。
在朱元璋众多子孙中，第五子周王朱榡的大儿子朱有燉（自称“老狂生”）和十七子宁王朱权，对于提倡传奇戏剧以及改善南曲、北曲的伴奏，做出了最大的贡献。朱权本人共搜集了六百七十八套元朝到明初之间杂居和散曲。朱有燉成长在开封府，从小就很会书法绘画，长大以后，更是热衷于音乐和戏剧，从1404年到1439年，朱有燉共写出了三十二种杂剧剧本，收集为《城斋杂剧》，其中包括脍炙人口的《复落娼》、《桃源景》、《香囊怨》和《烟花梦》。
朱有燉写的杂剧剧本，不受元代杂曲千篇一律“四幕一唱”的严格限制；他剧本里所用的散文对话，也比元朝杂曲用的诗词更受一般戏迷的欢迎。他不但常把剧本延伸为五幕的剧情，而且每幕主唱的生（男主角）或旦（女主角）也不限制一人。不仅如此，虽然他的剧情配乐仍然依照北曲中所谓的“弦索官腔”为主轴，可是他开始利用箏和琵琶等乐器来穿插南曲的伴奏。一般来说，北曲中主要的乐器是弦，而南曲则用管，因此，大凡用南曲作伴奏时，乐队会采用笛子和笙，再配上琵琶、三弦、月琴、箫、小鼓以及拍板。
多才多艺的朱有燉死后还遗留有两卷的《乐府》短篇散曲以及一百首的《元宫词》诗抄。他被谙熟戏剧的职业演员尊称为“周宪王”。
明朝时期，戏曲传奇的发展更加趋向大众化和平民化，也更加繁华多样，这离不开明朝统治者对此做出的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