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阅读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第170-200页。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有点像马尔克斯笔下的《百年孤独》。一个是拉丁美洲的魔幻主义，另一个是鄂温克族人的乌托邦世界。当然，两者在水准上，在艺术高度上，当然不能同等而语。
迟子建笔下的文字，温婉、细腻，像山间的清流，乌托邦式的世界，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在大自然中成长，感受它的滋养、沐浴。可那样的文明，渐已消逝，永远的回不去了。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影响了一大批的中国作家，这本《额尔古纳河右岸》，我想它也有点《百年孤独》的味道。
作品由四部分构成：清晨、正午、黄昏、半个月亮。这样的构思，你想到的是什么？
按照笔者的理解，这其实是一天的组成。从日出到日落，从人物的出现，到他的凋零，从鄂温克的繁荣到它的没落。
小说讲述者是鄂温克族最后一位女酋长。从小说技巧来看，这一点让我想起了《百年孤独》里，庞大而繁杂的马孔多家族。
笔者为什么说，它有点像《百年孤独》？记得读《百年孤独》时，画了三遍人物关系图，才稍微捋清了难记拗口的人名，《右岸》复杂拗口的人名，同样也是。尼都萨满、伊芙琳、伊万，等等。
《百年孤独》里，有神秘的吉普赛人，离奇的故事。出走、归来，失踪、多年后遇见。不得不说，相似的东西，异曲同工的地方，实在太多。
有人说，《百年孤独》里，看到了拉丁美洲的历史，而这部《右岸》，你会看到什么？笔者想，我们看到的是乌托邦的渐逝。看到的是游牧民族的兴衰、跌宕、消匿。
尼都萨满神奇的救术，起死回生的能力，像极了《百年孤独》里，占卜的吉普赛人。山林里，游荡的鄂温克族人，不习惯住在夜晚看不到星星的激流乡。他们习惯了大自然。
书中，读到一个细节，作者说伐木的人，破坏了森林，那些密密的车辙，像极了大自然抹不掉的伤痕。鄂温克族人，与大自然和谐的相处，顶多算是森林中的浮水蜻蜓。想想，不就是那样嘛。原生态的游牧，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不就是我们眼里向往的乌托邦，桃花源。
那么这部《右岸》，缺点、不足在哪儿呢？
一是叙述者角度的问题:
一部好的小说，有时书中人物的驾驭是作者控制不了的。说实话，《右岸》这部小说，算不上强故事性，也算不上习俗平常的精彩。中国的作家，有些作品中，放荡不羁，譬如莫言。读他的小说，你能感受到作者写作时的汪洋恣肆、勇猛、放荡，天不怕地不怕的那种猛勇。读迟子建的小说，你能强烈的感受到一种克制、诗性的美。如果，你读过阿来的小说，你会更加的理解，笔者所言的这种成长环境渗透进作者，渗透进作品的美感。
《右岸》中，故事的推动，完全由作者，也就是鄂温克年纪最大的一位女酋长讲述。全本小说，开头与结尾，写的相当不错，唯一让笔者觉得不满意的是，中间冗长、拖沓的故事叙述。有些苍白，有些刻意的想象，它不够自然。人物不够立体，刻画不够细腻。
我们都有这样的常识，识别并记牢一个人，通常是看脸，还是通过一件事情来了解一个人，答案很明显，通过一件事，去立体的了解一个人，更加的全面，更加的容易。
当然，在这本《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人物确实不够立体。读完后，有种还未曾相识，便潦草消失的感觉。
二是年代感缺失，刻意模糊的记忆:
小说中，其实描写的年代跨度还蛮大的。从老酋长的不断离开到新生儿的不断出现。百年的跨度，一个游牧民族的兴盛、衰亡、凋零。笔者不知道作者是刻意去模糊掉年代感，还是小说所传达的思想与我读到的不一样。
中国的很多作家，一流的、二流的、三流的，都有一个通病——写作时，驾驭不了的历史观。这是一个相当宏大的工程，当然，也是个庞大的话题。一部世界级的大作，它一定是有历史观的。其作者思考纬度、深度，当然更不用说。可显然，迟子没这样的宏大观念。
一部好的作品，它一定是赋予历史，其作者，也一定是站在历史长河的角度，去审视，去动笔的，可遗憾的是，当下许多的作家，心有余而力不足。
笔者的观点，伟大的作品，一定带有它独特的历史观，这样，才可能留存于历史长河。当然，在笔者看来《额尔古纳河右岸》可能会留下来，但它绝不会称之为伟大。
当然，伟大与否，笔者说了不算，读者说了也不算，它属于时间，时间说了算。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和余华的《活着》也有着非常相似的结构，都是一个年长的人讲述自己一生的故事。这个年长的人主要讲述他年轻时候的故事，这些故事非常丰富，占据了书籍很大的篇幅。越往后故事越简略，直到最后变成了几句话的粗线条描述。而且在后期的故事中，往往伴随着许多人物的死亡，长辈、同辈，甚至晚辈的死亡都被着重讲述。
这与人的回忆是相符的，年轻时总会拥有许多印象深刻的经历，这些经历塑造了人格，而越往后这样的经历便越少。随之而来的便是曾经朝夕相处的人们一个个地离去，最后孑然一身。这便是人生都会有的经历，活得越久这样的经历便越多。
当然本书与《活着》还是有些不同之处。《活着》中的“我”并不是故事讲述者福贵本人，而是一个“民间歌谣收集者”。这个收集者遇到了福贵，听他讲述自己一生的故事。而本书中并没有这样一个角色。但我们其实可以从文中许多地方看出这个隐藏叙事者的存在。鄂温克女人“我”并不是主动将自己的故事讲出的，而是在隐藏叙事者的循循诱导下才愿意一点点把故事讲出来。隐藏叙事者带走了鄂温克女人的故事，再将它呈现给读者（中间可能有不少润色）。这才是这个故事原本的叙事逻辑。
我们不妨将这一类小说称为“口述史小说”。口述史是一个历史学的概念，不少社科都有使用这一概念。“口述史以历史重建为目，建基于对过去事件亲历者的采访，更强调访谈对象的平民性、边缘性。”本书的叙事角度与口述史有很强的相似性。而且作者本人也有像学者那般进行调查研究。在本书的跋中迟子建提到，自己在鄂温克人聚居地调查过一段时间，又花了三个多月阅读鄂温克族的资料。这其实已经有不少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味道了。
这让我想起一部人类学著作《妮萨》，这是一部讲述博茨瓦纳昆族女人的民族志。在许多方面，它其实比《活着》更像本书，尽管它们属于不同的两个学科。《妮萨》中的叙述者“妮萨”是一名年长的昆族妇女，在作者到昆族聚居地调查的时候，妮萨总是喋喋不休地缠着作者，之后作者才决定将妮萨的故事写成一部民族志。这本书里同样有许多普通妇女该有的经历，出生、成长、玩耍、性意识觉醒、结婚、生子、孩子的成长以及死亡。
当然人类学家要比小说家更“诚实”一些。他们做的是讲述故事，挖掘真相，文学的润色是不允许的（至少是不能过分修饰的）。在这方面，《妮萨》比本书要粗糙许多。但我们很容易体会到两本书的相通之处，那些经历、那些情感，那些欢乐与苦闷都在不断地重复。我们很容易看到相同的东西，也会为同样的内容而感动。
文学毕竟允许虚构。本书中的鄂温克女人“我”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她与故事中的其他人物共同构成了整个鄂温克族群的生活史。但《妮萨》也未尝不是如此，“妮萨”并未叙述者的本名，她的故事也远远不止关乎她个人，也是关于一个族群的故事。拿掉那些表面的区别，拿掉学科的隔阂，拿掉地域与种族的区别，拿掉叙述方式的不同，拿掉真实与虚构的区分，还剩下的是什么？是一个原原本本的普通人的一生，是我们习以为常，时常忽略的那些真实情感。
从这个方面来说，笔者大约只是喜欢这份情感，喜欢这份本初的动力。无论是本书还是《妮萨》都能带给我这般感受，尽管它们都与我非常遥远。我不曾，也不可能拥有她们的经历，可这份直抵心底的触动却终究难以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