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发自简书App
《左传 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不君”，“不君”就是不行君道，不像个国君。比如灵公“从台上弹人，而观其避丸也”，就很不像话，完全是泼皮无赖恶作剧的搞法，哪像个国君呢？这样的国君被诛是意料之中的事。
晋国有个正卿叫赵盾，再三进谏，惹得灵公多次设计害他，均因赵盾平时广结善缘而幸免。后政变猝发，动乱中赵盾出逃，未越国境而灵公为人所“弑”，遂返。太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一把将“弑君”的屎盆子扣在了赵盾头上。孔子对此评论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
平心而论，赵盾并未“弑君”，董狐所记并非事实。那么孔子为什么要肯定董狐是“良史”呢？
正卿者，相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董狐看来，身为正卿的赵盾，对于匡谏国君、保护国君理应义不容辞。即使国君“不君”，臣子也应谏死为止，赵盾不仅没有“死谏”，反而死里逃生，此为一错。赵盾逃离宫廷斗争的漩涡，以致灵君为人所弑，回来后也没有组织力量“讨贼”，是为见死不救，更不像个臣子了，此为再错。用今天的话来说，一把手出了问题，二把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董狐以“曲笔”记载“赵盾弑其君”，是对正卿赵盾未尽“臣道”的谴责，也是对后人的警戒。董狐的良苦用心，与孔子的君臣之道不谋而合。孔子赞董狐明为“书法不隐”，实为宣扬儒家意识形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服务。
当然，孔子没有以逻辑的真实来混淆事实的真相。赵盾不仅未以权势压人，反而以牺牲名节为代价，换取君臣之义，孔子还是很感佩，故又称赞他“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也就是为了成全道义而背负恶名。
董狐与赵盾，在这一事件中本是一对矛盾，而孔子均加以赞赏，看中的是他们身上均体现了儒家“重道”的价值。《论语》也好，《春秋》也罢，孔子在宣扬儒家意识形态的问题上确是孜孜不倦的。胡适说过一句看似玩笑的话，“历史就像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么说未免把“历史”看得很不严肃，但是，历史要不含倾向又怎么可能呢？如果稍稍挪动立场和位置，所谓“客观”“公正”就会顿时失衡。所以，作为历史的记录者，秉笔直书固然可贵，但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又是何等重要，需要何等智慧！
不管孔子的“君臣父子”对不对，但是，他老人家对待意识形态毫不含糊的态度确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图片发自简书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