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9月1日，我上小学了。

学校就在机关的后面，从机关大门出去，往右一拐，走上三五分钟，就能到。我家住的那栋楼与学校只隔着一道围墙，叫“麻园岭完小”。我在这里一直读到小学毕业。

开学的第一天，是母亲领着我到学校去的。那天，老师发给我们两本书，一本《语文》，一本《数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本数学书，足足有一公分厚，封面上许许多多的公式。我除了能认识几个阿拉伯数字外，其它对我来说，就像是在看天书。

也许这是当时的一种尝试吧。后来，这本书让我们用了两年。欲速则不达，让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学数学，在当时肯定是过“快”了一点。不过，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还是庆幸当初给打下的好的数学基础。在以后的学习中，我受益匪浅。特别是“文G”打断了我和许许多多孩子正常地学习，我靠自学补上了初中代数、几何的许多内容，应该说，小学的基础打得好是个重要原因。

我的个子并不高，但奇怪的是，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坐在最后一排，而且基本上是和女同学坐在一起。读高中时，靠着记忆和小学同学见面，我回忆并记下了从小学到高中全部同学的名字。小学最后一期的同桌叫肖燕燕，也是机关里的孩子。小学毕业后，我和绝大部分小学同学被分配到了长沙市十中，在同一个排（“文G”期间，所有的年级班全部学部队，改为年级排了。），但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初中毕业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妹妹读书却绕了点弯路。小小的年纪，不知什么时候戴上了眼镜，二、三年级时，还在民办学校读过半年，后来才转过来。记得我小学刚毕业那一阵子，在家等分配，无所事事，便常趴在窗口，望着妹妹在教室里上课或与同学一起排练“语录”歌曲的节目。不过这日子没过多久，妹妹也和我一样呆在家里了。

机关里有好些与我同龄的孩子都进了这所学校，让我感到羡慕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到学校后不久，就戴上了红领巾，成了一名儿童团团员，到了三年级就又加入了少先队，一个个特别的神气。这其中的为什么，我只能懵懵懂懂地感受到一点，似乎幼儿园里那样的“歧视”，又在小学校里重演了。

应该是三年级的下半期，我终于戴上了梦寐以求的红领巾。我不是班上最后一个，但却是机关里所有的孩子中的最后一个。在入队仪式上，我特别高兴，以至于在辅导员给我戴上红领巾后，忘了回队礼，而是给辅导员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惹得同学和老师哈哈大笑。

从那以后，每天上学前，我都要从枕头底下将睡觉前叠好的红领巾拿出来戴上，特别要将那个结打好，打得很规整。我对红领巾还是比较爱惜的，只是自己从小有个坏毛病，喜欢不停地咬手指甲，进而咬其他东西。第一条红领巾的垂下来的两个角都被我咬坏了。后来，妈妈往我手上涂碘酒，甚至还打我，要我改掉这个坏习惯，并答应给我买一条新的红领巾。坏习惯直到读中学才基本上改掉，而我也一直保存着一条红领巾。不过，多次搬家和参加工作，这条红领巾现在究竟在哪，已经无从知晓了，反正再也没找到过。

在整个小学阶段，我的学习成绩基本上稳定在中上水平，算术成绩最好，而语文成绩最差。而我特别喜欢上音乐课，老师一般在上完正课后总要留点时间给我们讲故事。那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那绘声绘色的叙述，甚至比听音乐课还来劲，这对于我后来的阅读和写作能力的提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的。

奇怪的是，语文课则让我头痛，作文成绩大多在60来分，字词句的练习更是让我无所适从，特别是造句，常常闹笑话。记得有一次造句，老师出了一道这样的题：“…不但……而且……”我是这样造的句：“我的书包不但漂亮而且是人造革做的”。这的确是事实，是妈妈带我上街时买的。只是我没有搞清楚在这个练习中，“漂亮”与“人造革”之间并没有“递进”的关系。于是，让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讲了老半天，以至于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怕“造句”这样的练习。

加之当时“人造革”还未普及，大多数人对这种产品了解不多，老师也没有作过多的解释，因此，同学们见了我，总是“人造革，人造革”地对着我喊。到了五年级，那时学校都在搞教改实验，我们学校也组织了一些课外学习小组。我就是在课外学习小组学会了装矿石收音机的。这个神奇的家伙，让我一下子就着了迷。后来，我又学会了装晶体管收音机。父母给我的零花钱，大多买了元器件。应该说，当时的这种尝试是有成效的。如果不是“文G”，也许我可以考上大学，也许我能成为科学家，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