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国史大纲》的一大特色是对制度史的研究和探索。比如隋唐这一段，他花了不少篇幅讲述唐代的宰相制度和地方政治，还讲了唐代的贡举制、租庸调制、府兵制，以及租庸调制到两税法的转变，府兵制到藩镇体制的转变。
再比如，安史之乱是唐朝的一个大转折。看《国史大纲》，视野似乎相对是在中国史的范围内。而到了孙英刚的笔下，则是在更广阔的亚洲史的视野下考察的。当然，《国史大纲》毕竟是通史，篇幅有限，不太可能铺开来写，而《隋唐五代史》是断代史，有的问题相对而言可以讨论得稍微深入一点。
因为是教科书，很多地方写得很简略。但即使简略，也有简与繁、轻与重的分别。对照着同主题的教科书、历史论文来读，就很有意思。比如，钱穆写隋代，他似乎就不喜欢隋炀帝，一上来就说隋炀帝是个“夸大狂”。而在孙英刚的笔下，隋炀帝也没有那么坏，简直是为隋炀帝“平反”：“历史上真实的隋炀帝跟我们在书本上读到的隋炀帝实际上是两个人。他往往被描述成末代昏君，被描述为奢侈、昏庸、沉迷女色、荒淫无道的形象。但是他的一系列做法，包括对高句丽的战争、修建运河系统、修建东都等等，实际上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举措，而且也被后来的唐王朝继承。他的皇后萧氏是个非常正面的形象，她从未被隋炀帝所抛弃。”
钱先生的议论也有很值得注意的地方。比如他说，隋炀帝受到南方文学的影响，而这种文学风流对政治风气也有影响，并最终导致隋炀帝走上了秦始皇的覆辙。钱先生接着说，能把南方的文学与北方的吏治、武力结合起来，处理得恰到好处，造成更高的政权的，则是唐太宗。这是很特别的历史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