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位于地势低些的村子尾部，即在那老屋的南端。家在客家话里就叫“屋下”，我的“屋下”，是一幢被称之为“横屋”平房。“横屋”是相对与“正身”的，都是当地村民对房屋结构的称谓。客家人喜欢合院式房子，以住 “正身”屋为荣。完整的“正身”是“上厅下落”：三个开间，中间为“厅”，两边为“间”，一般都建成两层，成为“上厅”。“下落”的开间结构与“上厅”一样，不同的是只建一层，与“上厅”形成落差。 “上厅”与“下落”通过天井和走廊连结，厅前为天井，“间”之间有走廊，大门就开在“下落”厅的位置。这样的房子，从大门进入便是前厅，厅前是天井，可以从天井走到上厅，也可以从边上的走廊通过。这样的结构有美学意义，居住也十分舒适，尤其是那天井，保证了房屋的采光和通风，还可供洗洗刷刷之用。而“横屋”原本是“正身”的附属建筑，属偏房或北方人说的耳房。一般是挨在“正身”两边对称而建，通过侧门与“正身”相连，以构成更大的合院。当然“横屋”模式也可放大，建成为独立居住房子。
我家就是独立的“横屋”。原本也有“正身”的房子，但因曾作为“平和暴动”仓库，在国民党军队的一次清剿中，被放一把火烧掉了。“横屋”是在旧址边上建起来的，其主结构为“凹”字形，只是把中间那缺口拉宽了，并在缺口边缘修了个照墙子，也就是“围墙”，使其形状成为一把老式铜挂锁的放大版。在挂锁钥匙孔位置便是门楼，并列的四间房构成了锁身，其一至二间为睡房，第三间为厅，第四间为粮仓兼睡房。与门楼对称的另一端即“凹”的另一端是厨房，而那细长的锁栓就是围墙了。围墙内的天井为长方形，挨近每个房间，保证了每间房子的采光。房子坐南朝北，用溪石砌起了近一人高的地基，然后以泥砖为墙，木条和瓦片为盖，虽不高大，却也温暖实用。
一条引水渠从我家门口经过，并绕过整个房子。小水渠的水引自穿过大片农田的山坑，尽管沟渠不大，但却灌溉着村子更南端的成片土地。清澈的水流中，游着许多小鱼小虾，还有泥鳅、胡子鱼等，颇有几分江南水乡的模样。
一九五八年春的某一天，我在这里降生了。出生时，在家里看到的应是四个人。祖母、父母亲、还有一个姐姐。但在后来有自己的记忆时看到的却只有三人。姐姐在四五岁时因病夭折了，对她的一点记忆，全源自一张与母舅一家人的合照。她剪着短发，穿着花衣，一只手似乎提着或摸着裤子，怯生生地站在大人边上。可惜，这张照片被后来一场大洪水泡毁，仅存的留念也就没了。姐姐早逝，我自然成为家中的长孙、长子，得到一些疼爱是肯定的。尤其是父亲以上已是单传，家人特别期望我能没灾没难、平安长大。这从我名字中就可看出。我的名是祖母起的，在老家话里，恒是表示禾苗长得旺盛的意思，加上“发”字，就是期许生根发芽快点长大了。这名与时下人们常挂在嘴边的发财发达没一毛关系，所以，后来有人说这名字土啦俗啦什么的，我一般都不与置评。
父亲读过一两年私塾，识得一些字，但身体偏弱，抬石头、扛原木等一些赚工分较多的超重体力活是干不了的，但他克勤克俭，总是以更多的劳作来弥补自身体力的不足，一生勤勉，与人无争。母亲姓杨，是几座山外的另一个村子人。年轻时因得疾病，在膝关节上留下病根。虽如此，她也同村里所有女人一样，吃苦耐劳、负重前行，没拉下家里家外的一样活，而且还常为一大堆子女操心。有一阵，她还特别想念早逝的姐姐，也常听过她责怪父亲没及时救治姐姐的话。在后来二弟、三弟出生以后，更是十分期望能有个女孩。可天不遂人意，接二连三生出的老四和老五又都是男孩，她也只能自叹没有女儿命。后来我才知道，母亲特别想要个女儿，是认为女儿贴心，能帮助多做些家务。更主要的是担心儿子太多，要建房子，要有聘金、否则会讨不到媳妇。而有女儿，小时能帮做事，长大出嫁了还可收些聘金。嫁女娶媳，有出有入，就不用那么愁虑了。为解这样的心结，在最小弟弟出生后不久，经人撮合，到广东大埔的一个山村里领养了一个的女儿。当时可能用一些粮食和不多的钱，就把人家七八岁女儿带过来了。所谓领养女儿，其实就是童养媳，这在七十年代的山村，还是很普遍的事情，只是大家不明说罢了。就这样，家里就多了一个女孩。于我们这一支，到我们这一代，就成了一个九口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