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认了赵、魏、韩三国的诸侯身份，史称三家分晋。以此为节点，中国开始了战国时代的统一战争。
在此之前的古代中国大地上，或者为了方便理解，我们也可以把那时的中国看作是一个类似于现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最强大的霸主晋国，已经陷入了六卿内战互相兼并的局面近百年了。
晋国已经逐渐走向衰落，这个世界的单极体系正在奔溃。其实也很像现在的美国衰退，这个世界的格局在这百年里，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到三家分晋后，战国七雄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从这时候开始，各国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以期在未来更加残酷的竞争中，先把自己变的更壮实。
第一个变法的是处于这个世界中心位置的魏国，他的位置以三门峡地区为核心，占有河南西北部、陕西东部、山西南部，河北西部各一块，处于秦、楚、齐、赵等国的包围中。
四年受敌的危险境地，逼着魏文侯任用李悝率先开始了：从古老的封建贵族社会向军国主义国家转变的变法运动。
推动这一变革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科技进步，虽然发现铁已经有几百年了，但是含碳量过高的生铁太脆，只能铸造成简单的形状，不能锻打，不适合制成工具和武器。
到春秋战国之交，工匠们终于找到的降低铁含碳量增加柔韧性的办法，铁合金出现了。这一科技进步，直接把中国带入了铁器时代。其意义不亚于现在的四大未来科技的出现，即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和量子计算。
有了硬度和韧性兼备的铁器，它带来的不仅仅是把青铜用具换成铁器用具这么简单的改变，在生产上的进步就是牛耕终于出现了，这带动的是整个社会形态的改变。
以前的农业生产是这样的，比如：晋国第一代受封的侯爷叫姬虞，他是在很小的时候从他哥哥周成王那里得到分封的。周成王的摄政周公旦抱着姬虞，来到一个大号的牛皮地图前，指着现在山西运城附近的一个小圆圈，微笑着告诉姬虞：“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封国啦。”
姬虞开心的拍着小手，小脸上满是纯真无邪的笑容。
然后，周公旦从周国的国人中，挑了几个家族作为姬虞的属民，护送着姬虞去了山西运城。到了地方大家就开始要开垦耕地，建造房屋和城邑了。
那时候只有木制和青铜的农具，木制的不够锋利，青铜虽然够锋利但是又太软。这时候是用不了牛耕的，牛的力气太大，如果给它套上木制、青铜的犁，让它拉着走，走不了几步就把犁给整断或者整变形了。所以当时只能是人工开垦，遇到结实的地面要慢慢刨。
一个人一天开不了几亩地，得靠一个家族的全体劳动力协同合作，才能慢慢开垦出一百亩地。这样的协作模式开出来的土地，就没办法确定所有权了，只能是属于整个家族的。
比如晋国建国时的一个家族，我们就叫他魏氏家族吧，有八十户人家，他们在族长魏老大的带领下花了好几个月，开垦出九千亩土地，为了公平起见，后面的耕种是这么分配的：
每一百亩是一块，交给一户人家耕种，每九百亩是一大块，最中间的一百亩叫公田，外面围着的八百亩叫私田（其实我觉得叫口粮田更合适）。八户人家要先种中间的公田，再去种自己的私田。魏氏家族一共有十大块这样的田地，这一片土地就是魏氏家族在晋国的封地，族长就是贵族首领，卿大夫。
公田的产出，理论上是属于整个家族的公共基金，搞个水利、修个路什么的公共事业，就是这个基金里出，由族长支配。
私田的产出，算种的人家的收入，但是这个人家只有这块地收入，没有这一百亩私田的所有权，这是整个家族的不是你私人的，当然也就不能买卖。
晚上没啥娱乐活动，大家早点回家上床睡觉制造下一代，当族里的下一代长到成年，族里又会开垦新的井田分配给年轻人，家族越来越壮大。这就是古代著名的井田制，也就是古代的公有制计划经济。
虽然是公有制计划经济，但是族长的优势太大了，族长家的饭食也是公田负责，这个嘛，也就难免族长家占点便宜啥的。八十户要种一千亩公田，归族长家支配，八百户一万亩、八千户十万亩，族长和族里普通人家的贫富差距随着家族人口的增长越来越大，封建贵族就是这么来的。
如今发明了既锋利又坚韧的铁合金农具，以前只能拉车、吃和做甲具的牛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犁，这个农业名词，这个时候才刚刚出现，以前耕地是没有“犁”这个方式的。
牛拉着铁质的犁，一个人在后面扶着，只管破土开石的向前走。可能以前一个家族八十户人家，好几天才能开垦出一百亩地，现在一户人家一上午就干完了。如果家里的孩子长大了，需要耕地，现在再也用不着依靠族长组织大家来干了。
这个时候，井田制就维持不下去了，一个稍微富裕点的家庭，买头牛，买套犁，自己就能找片荒地开垦出一大片足够自己家生活的土地，凭啥还要花力气去种那一百亩公田，白白把族长家养得肥头猪脑的？
实际上在二百年前的鲁国，这种对公田制的不满情绪已经出现，现在该彻底告别了。以后没有公田了，国家和贵族的税收是按私人田地的亩产收取一定比例，一般是十分之一。
私人家庭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由的开垦土地，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土地也可以自由买卖了，计划经济变成自由经济，国家的财政大幅度增长。
魏国法家改革的时候，第一个政策就是取消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制。到这个时候，中国延续了近二千年的古代封建制度，开始瓦解，这一时期是中国的帝国时代萌芽时期。
然后根据这一土地私有化政策制定了军功奖赏制度，战场上的表现直接和经济利益挂钩，魏国改革时的奖赏制度查不到，但是基本可以借鉴后来记载比较详细的商鞅变法里的奖励制度。
商鞅规定获得一颗敌人首级，赐予国家二十级爵位的第一级，公士。可享有岁俸约五十石，同时奖赏田一顷，三十步见方的宅一处和仆人一个。
以前的经济体制是没办法这样大规模奖励战士的，因为如果把一个战士提升为贵族，国君就得拿出一部分属民和土地，去分封给新贵族。这也是国家的君主家族越来削弱的原因，几百年下来总有不少新贵族需要封赏。
魏国的新政策奖赏制度应该和后来的商鞅变法差不多，凭借这一军功政策，魏国打造了战国时代第一支纯地主组成的军队，世称魏武卒。由魏武卒组成的步兵方阵，在当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能不拼命吗，都是一群新政策的既得利益者，为了保护自己家庭的美好生活而战，一人拼命全家获利，个个都是视死如归的勇士。
随着魏国通过改革获得了强大的国家竞争力，在战国初期，成为第一强国，这引起了其他国家的争相效仿。
到了四十多年后的公元前356年，落后封闭的秦国感到了巨大压力，也开始了自己的改革运动，即商鞅变法。
（这里稍微说一下秦国封闭的原因，陕西关中平原和河南中原之间由于地理原因，只有一条被称为二京古道的山路。这条路是在秦岭和黄河之间的一条峡谷，路的西端是潼关，东端是函谷关，长度大约六七十公里。东南去湖北也是一条山路，也有一座名关――武关。南面则是通往汉中四川的山路，有一座大散关。西面的甘肃宁夏当时太落后，还没有威胁，通往西面的山路里还有一座萧关。这就是陕西关中的四大名关。）
由于相对封闭安全的地理环境，秦国在铁器时代到来后的反应，比其他国家晚了几十年。到秦孝公决定改革时候，处于一种追赶状态。
这时候留个商鞅和秦孝公的时间不多了，落后了一个时代啊，如同我们现代人在即将到来的这场技术革命，带给世界巨大变化的前夜，国家错过机会将永远处于追赶之中，甚至是迅速灭亡。不夸张的说，那时候的秦国实际上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
为了迅速完成改革，跟上时代的步伐，保住自己的国家。秦孝公和商鞅没有时间去和国内的各个家族商量研究，找到最符合各方利益的改革方案。
在取得几个重要家族和国家重臣的勉强同意后，商鞅变法急匆匆的正式上马了。
划时代的改革，最难的是对传统思想的突破，秦国的大多数重臣们知道现在的国际形势，不改就是死路一条，哪怕自己家族在某些方面要为国家整体利益做出牺牲，也不得不支持改革。
但是老百姓们绝没有这么高的觉悟，大多数人不到魏国突破潼关防线、楚国突破武关防线，把战火烧到自己家门口之前，他们是不会感觉到危险的。
尤其是以前在国家中属于特殊阶级的国人小贵族群体，承认土地私有化，以贡献论待遇的新政策，冲击最大的就是他们。
二千年来贵族阶级的优势就是世袭制，族长家庭永远是族长，公田收入保证了他们不用劳动就能获得最多的收成。不管文化素质、军事素质怎么样，他们从出生起就是国家干部和军队军官的垄断者。
下面的普通民众哪怕能力再强，贡献再大，要达到他们的地位，只有极少数幸运的人能做到。社会的阶层流动停滞，带来的就是整体国民没有进取心和竞争力。
现在他们要失去自己的优势了，和这些小贵族讲道理是没用的，商鞅变法必须强制推行，已经落后了四十年，秦国没有步步为营的条件了。
商鞅把改革条令公布在秦国首都的城门，国民们都来研究新政，首都民众大多都是国人小贵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对新政表示不满。少数人则看到了契机，觉得在改革中主动响应国家号召，会为自己获得更好的晋升机会。
于是大家在城门口议论纷纷，吵吵闹闹，有说新政好的，有说新政坏的。商鞅派人在一边观察，把说好的和不好的人全部记下来。
商鞅拿到名单后，交代给首都警备司令部一句话：“言便于不便者，皆乱民也。”全部流放。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空让你们在这里对新政评头论足，等你们研究出问题来，魏武卒的长戟都架到你们的脖子上了。
身为普通国人最在乎的自己眼前的利益，处于青铜时代的人民有几个看清楚了这跨时代时期的机遇和危险。
没时间讨论，也绝不允许对国家政策的质疑和抵制，绝不允许煽动反对新政的声音，现在需要的是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大刀阔斧的把新政尽快推行下去。
在割了秦孝公哥哥的鼻子后，大贵族们的思想统一了，底层民众是直接收益者，也没有反对的声音。主要的反对声来自中产阶级小贵族，属于少数方，因此秦国改革还是顺利推进了。
在这之后十几年里，新政的成效显现出来，对魏国几次战争的胜利，秦国收回了河西之地，大批军队战士得到封赏，形成秦国新的中坚力量，这个改革的成果被固定了下来。
以后的秦国又顺应潮流的成了思想最开放的国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思想讨论最自由的国家，也是政府高层任用外国人最多的国家，因为秦国再也不愿在以后的国家竞争中处于落后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