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七、八年前我读到一本叫《艽野尘梦》的书，这是本私家笔记，薄薄的大约六万余字，是一个叫陈渠珍的人记述了他在1909至1912年进出西藏的一些人和事。
这本书的推荐语是这样写的：“《艽野尘梦》是一本蒙尘已久的历险奇书，一部刻骨铭心的爱情经典，一份清末民初西藏实况的珍贵史料，‘湘西王陈渠珍’以其戎马生涯和旷世才情，写下最为惊才绝艳的文字，谁读过它，谁将终身铭记......”
好奇心使我翻开了这本书，真的难以忘记。
1909年的7月，陈渠珍二十七岁，是一位生于乱世却胸怀大志的年轻军官。时逢西藏局势动荡，陈渠珍所属川军奉命援藏，他们从成都出发，经雅安、泸定、康定、道孚、炉霍、甘孜、德格，过金沙江进入昌都直至林芝等地。一百多年前的川藏地区没有国道317、318，陈等是骑行入藏历经艰辛。
在这严酷的环境中，陈渠珍参加了思达、江达、工布等平叛战役，后又远征波密叛军，屡建大功。陈因素有胆略，本人亦由一位队官（连长）升至援藏军一标三营管带（营长），统率近千余人。
陈渠珍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之时驻守在德摩，在此地的平叛及招抚工作，赢得广大僧俗民众的爱戴。一日，德摩地方官携其舅加瓜彭错与陈相识。彭错邀请陈渠珍去其家做客，第二天陈渠珍来到相距不过十余里的彭错家。彭错夫妇六十开外，在村口迎接。
在正餐之前，彭错在庭院中为陈安排了十余位姑娘跳歌庄表演，又引陈至园中搭弓射箭。
“射毕，彭错又牵良马十余匹，云：“儿女辈能驰怒马，拔地上物，请试观之。引余至河干。一望平原数里，细草如毡。地上每三四十步，立球竿一。竿高尺许。乘马女子，皆束丝带，袒右臂，鞭策疾驰，其行如飞，至立竿处，则俯身拔之。以拔竿多少定输赢，中一女子，年约十五六。貌虽中姿，而矫健敏捷，连拔五竿。余皆拔一二竿而已。众皆鼓掌。”
“余亦盛夸骑马女子连拔五竿，虽丈夫不及也。彭错曰：‘此既侄女西原’，余赞不绝口。第巴（地方官）笑曰：‘公如属意，那以奉巾栉如何’，众皆大笑。余亦大笑漫应之。”
那一日，素不能饮的陈渠珍饮酒不少，回到驻地天色已黑。
几天后的清晨，陈渠珍去山上的喇嘛寺游玩，德摩地方官告诉他，西原的叔叔已将西原送到营地，并再三强调了西原本人很是愿意。陈渠珍愕然，当初的一句戏言，竟缔结了一份姻缘，不知如何是好，德摩寺的大活佛告诉他这是好事，并要为其证婚。
陈回营后，“彭错夫妇导西原来见，靓衣明眸，别饶风致。余亦甚爱之，既而来宾益众。”当日，陈宴请宾客与西原成婚。
随后西原追随着陈渠珍，并参与了进攻波密的系列战斗。数次解围陈渠珍于危难之中。
1911年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消息由《泰晤士报》传至拉萨，援藏清军自身哗变。陈渠珍为求自保，率115名湘西籍及滇黔籍士兵逃离西藏。而西原也义无返顾地追随陈渠珍返乡。他们选择的路线是走青海出甘肃（青藏线）。由于线路不熟，误入羌塘无人区，荒野求生，处处惊心。书中这样描写他们的经历：
“入酱通大沙漠（羌塘无人区）后，终日狂风怒号，冰雪益盛。士兵多沾寒成疾，或冻肿裂”。陈渠珍下令除行李之外，一律焚之清除。其与西原“仅留搭袋一，薄被一，皮褥一。”“西原左负搭袋，右负薄被，腰系连枪。余则负皮褥，佩短刀而已。从此昼行雪地，夜卧雪中。又无水濯，囚首垢面，无复人形矣。”
“自江达出发时共一百一十五人，牛马二百四十余头。此时已死去四十二人，亡失及屠杀牛马一百九十头矣。粮食将罄，食盐亦已断绝。”
陈渠珍的逃亡之路极其艰辛。
曾几何时，陈渠珍等人“由江达出发时，皆着短袄，裘帽，大皮衫，穿藏靴，内着毛袜。”而现今，“行沙漠久，藏靴破烂，则以毛毡裹足而行。行之久，毛毡又复破烂。于是皮肉一沾冰雪，初则肿痛，继则溃烂，遂一步不能行。”
士兵因此“日有死亡。初尤掘土掩埋，率众致祭。继则疾病日多，死亡日众。死者已矣，生者亦不自保。每见僵尸道旁，惟有相对一叹而已。”
在过昆仑山口之前，陈渠珍身边仅有三十余人，为果腹随行的牛马已届杀尽，士兵四处行猎无果，西原强求陈渠珍共同外出狩猎。书中这样描写西原：“西原行甚速。闻砰然一声，余前视之，竟毙一野骡。”“乃截两腿，以带系之，牵曳回。”“操刀割肉，为多数方块，以通条穿之，燃之烘热。制作肉干。”再次日复降大雪，士兵连日出猎，皆无获。
一次，“断食已两日矣，饿甚。所储干肉，仅余一小块。以其半分西原食之。西原坚不肯食。强之再，泣曰：‘我能耐饥，可数日不食。君不可一日不食。且万里从君，可无我，不可无君。君而殍，我安能逃死耶。’余则泣下。‘天下可无洪，不可无公’之语，不图子藏族女子中亦见之。痛哉！”
就这样，陈渠珍等人边狩猎边行进。饥一顿饱一顿，走走停停。饥时，甚至争抢冻死后被狼吞噬几尽仅剩两手一足的同伴食之，还有人提议密杀同行以苟延残喘。这期间，陈渠珍和西原与他人走散，被狼群围堵在沟中死里逃生。
1912年6月24日陈渠珍等人走到青海省湟源县，来到了人间，距其从西藏江达出发已整整223日。随其生还的士兵由最初逃亡的111人，仅剩7人。
陈携西原又辗转月余到了西安。友人提供了一处久无人居的住处。陈渠珍与西原在此相依为命。陈家的汇款迟迟未到，而他们二人已分文皆无了。在穷困潦倒时，西原又患得天花，病日加剧，虽医无效。“至夜，漏四下，西原忽呼余醒。硬咽言曰：‘万里从君，相期终始，不图病人膏肓，中道永诀。然君幸获济，我死亦瞑目矣。今家书旦晚可至，愿君归途珍重。’言讫，长吁者再。遂一瞑不视。时冬月□□日也。余抚尸号哭，几经皆绝。”
在友人的资助下，当日午后陈渠珍将西原以薄棺暂时安葬于西安雁塔寺。“余既伤死者，复悲身世，抚棺号泣，痛不欲生。渊波（陈的友人）百端劝慰，始含泪归。入室，觉伊不见。室冷帏空，天胡不吊，厄我至此。又不禁仰天长号，泪尽声嘶也。余述至此，肝肠寸断矣。余书亦从此辍笔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