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早了说，我应该是淳风桥村第八生产队的农民。那时的第八生产队还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农村模样。全队八成以上的土地都是农田，屋舍加上竹林的总占地面积恐怕也不超过两成。除开田地和屋舍，队里还有两条主干道和一条小沟。如果从空中往下看，这两条主干道的形状很像“LV”品牌的标志，只不过要把这个“LV”中的“V”换成“日”，也就是“L日”。当你想象这个“日”字的左上角顶点与“L”的末点重合时，你就基本掌握我们队的基本交通网了。

如果说两条主干道为全队人的进出提供了便利，解决了大家“行”的问题，那这条沟则可以说是全队人的命脉，解决了大家“吃”的问题。因为这条沟是全队唯一的水源，它与整个“L日”交通网如影随行，无论闲时忙时，所有庄稼蔬菜瓜果都得靠它灌溉。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第八生产队大约有50余户人家。每户人家都有自己的房舍和院子，大家或集中或分散地分布在这个“L日”交通网的四周。虽然远近不一，但这丝毫不影响大家之间的关系。作为小孩子的我，无论走到哪里，大人们都会热情地与我打招呼，似乎整个队就是一个大家庭。

可谁也想不到，20年后，生产队、生产队里的人甚至队里的关系竟会变成另一个模样。

一

我的家就坐落在“L”字母拐角的那个拐点上。用现在的话说，我家是一个拥有“两室三厅一厨一卫一院”的大户人家。如果放到现在的商品住宅，这确实得值不少钱。但在当时，这样的格局其实只是每户人家的标配。比起村里真正的大户，我们这样的房屋甚至可以用寒酸来形容。

这天，我放学回到家门口的大铁门前，摸了摸口袋才想起今天忘记带钥匙了。爸妈因为工作的关系，可能还得过上一会才能到家。好在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忘记带钥匙了，对我来说，进自家门的办法当然不会少于三种。我在心中选定了一种办法，然后就开始了我的“旅途”。

我首先将书包从铁门的栅栏缝中塞了进去，然后走到了铁门左侧的围墙前。为了防贼，围墙上沿布满了玻璃碎片，虽然碎片又密又多，但这并不能阻碍对它再熟悉不过的主人。我一个纵跳向上跃起，双手顺势在墙沿一探，很快就找到了正好能容下十根手指的空当。我把准时机，看准方位，双手一下就牢牢扒在了墙沿上头。借着双手的扒力和双脚的蹬力，我顺利站上了墙头。

在我的右手边，是盖在铁门上方的方形花台，只是上面早已没有了花草，只剩下挡雨漏水这唯一的功能。我熟练地跳上了平台，然后向下看了看铁门。由于铁门的栏杆之间有大大小小的凸起，它们本来是起着装饰的作用，但现在却成了我“下山的台阶”。正当我看准了一个凸起，准备将脚向下够时，门外一个声音叫住了我。

“新儿，你干啥？”

原来是我爸回来了。他双手握住车把手，双眼紧紧盯住了我。

“我……”

“我什么我，这多危险。别动！”

我爸用钥匙打开了大门，并在院子里找来了木梯，把我“救”了下来。

“爸，你这兜里装的啥呀？”我还在花台上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车兜里的纸箱。

“饮料。”

“天啊，今天什么日子，你怎么会想着给我买饮料？”

“谁说给你买的？”父亲抱起纸箱头也没转地进了屋。

我背起之前塞进门的书包，飞快地追进了屋。

“不是给我买的，那给谁买的？”

“小孩子家家的懂啥。反正不许喝。”

我爸打开了冰箱门，把纸箱里的冰红茶一瓶瓶地拿出来摆在了地上。他又转身到厨房取来了一张抹布，将每个饮料瓶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擦了一遍，再一瓶瓶地将这些饮料摆进了冰箱的侧槽。

“冰红茶！”

我爸丝毫没有理睬我的意思，自顾自地继续摆弄他眼中的“宝贝”。

对20年前的农家小孩来说，冰红茶这种稀奇得不能再稀奇的饮料简直可以说是琼浆玉液。可就是这样的饮料，现在已经摆在了我的面前却求之不得。看着被红色包装包裹的一排排冰红茶，我总感觉它们像胀红脸的小人，不停地向我发出嘲笑。

“我就要喝！”我突然说道。

“说不准喝就不准喝，你知道多少钱一瓶不？”

“我就要喝！”我有些恼了。

“行了。你实在想喝，我们再买都行。但是这里的，你一瓶也不许动。”

“哼！不喝就不喝！”我一跺脚，一趟子钻进了自己的房间。

直到晚上吃饭时，我才从父母的对话中，似懂非懂地明白了这些冰红茶背后的意义。虽然对当时的我来说还比较难懂，但我知道这一切的一切都围绕着一件事，这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语——拆迁。

二

在那个没有太多娱乐方式的年代，蓉城人在休闲时光基本只会做两件事：一是到茶馆喝茶，二是去麻将馆打牌。当然，还有很多人是边喝茶边打牌，这就是他们大人的娱乐方式。但不得不说，当时的我们却比大人们生活得更加充实与开心。因为在那个时代，农村娃的娱乐方式完全可以用“万花筒”来形容。比如，跳房子、扔沙包、抽陀螺、拉空竹、扇纸牌、打烟盖瓶盖、弹弹珠、抓泥鳅、翻贝壳、捉迷藏、搞野炊……

生活在有如此多娱乐方式的时代，我怎能不爱自己的童年！

现在回过头一看，我才发现，其实不是现在的娱乐方式少了，也不是孩子们不想玩耍了，而是当今这个时代缺少了一个当年每个队都有的组织——娃娃团。

在我那个年代，我们队的娃娃团大概有10多个人，因为读中学的大孩子已经不屑于和我们一起玩耍了，所以大家都是这个队里还在念小学的小娃娃。

在这个娃娃团里，和我玩得最要好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住在“日”字正中的王俊强。另一个是住在“L”顶点的王二虎。我们都在离村子大约6里地的小学念书。王俊强长我两岁，因此比我高两个年级。王二虎长我四岁，现在已经读上了六年级。由于王二虎年级最高，长得也最高大壮实，我们都心甘情愿地称他为娃娃团的“团长”。

那是夏季的一天。放学后，我们仨一起从学校往村子走。为了节省时间，也为了冒险。我们从不和其他孩子一起走大路，而是选择一条人迹罕至但绝对可行的捷径，根据我们的反复测算，走这条野路回家的时间大约能比走大路省去20分钟。这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多玩20分钟。

在我的印象里，走这条路首先要和大家一样，先走大约500 米的柏油马路，当其他人继续沿马路向前时，我们就会悄悄地拐入路右侧的一个树林小路去，穿过树林小路，我们就来到了一个“丁”字形的河水汇流口。说是河水汇流，实际这里常年水位很低，河岸上的大石头几乎都露出了大半个头。我们会一蹦一跳地踩着大石头过河。过了河，就来到了一望无际的大田野。田野上有无数条阡陌纵横的田坎小路，它们像迷宫一样给我们提供了无数条回家路的组合。但其实我们后来发现，几乎所有的田地都是方形的，也就是说，无论怎么选择，其实从A点到B点的总路程都是差不多的。为此，我们每次都是凭心情，用一种走到哪算哪的心情回家。

此时，我们已经穿过了树林小路，来到了“丁”字河口。和以往有些不一样的是，今天的河水明显比之前要深一些，但好在大石头的头还是露在了外面。王二虎领着头，王俊强殿后，我走在中间，我沿着王二虎选择的石头一跳一跳地跟进。当我们来到还差两三块石头就能到达河对岸的地方时，我突然发现前边有一块石头，它连接着对岸的泥地，如果跳上它，也就可以一次性到达对岸。于是我指着前面的那块石头说：“你们看，跳到那块石头上，就能一下到对面了。”

王二虎看了看我指着的那块石头，说：“那块石头太远了，跳不过去。”

王俊强看后也摇了摇头。

我心里其实很清楚，那块石头与目前我们站立的石头之间的距离明显比我们之前跳过的所有石头都宽。

只见王二虎一跳一跳地向旁边的另一块石头跳去，不一会儿，他就到达了河对岸。

王俊强见我半天不跳，他将我向后一拉，说：“你不走，我可得走了。”王俊强沿着“团长”的足迹，也顺利到达了河对岸。

虽然明知有些远，虽然心中也有害怕，毕竟我是三个人当中年龄最小，个头也最小的娃，但不知为什么，当时的我就是有一种迷之自信，总感觉自己肯定能跳得过去。

“你们还真以为我跳不过去吗？”

团长和王俊强听到我说的话，都蹲下了身子，似乎在那等待着我的表演。

舞台都搭好了，哪有演员不敢上台的道理。

我把书包取下来，扔到了河岸上，在站立的石头上蹦了两下，热了热身，然后双臂从上至下，再由下至上摆了几个来回，双腿使劲一蹬，我向前跳了出去。

我首先感觉到的是我的双脚落在了对面的石头上，但接着很不对劲的是，我无法站起来，因为我没能跳到石头的上面，而是跳到了它的前沿，一个向后的力狠狠地作用在我的身上。我向后倒去，屁股首先入了水，接着整个人都掉到了水里。

虽然那天水位变深了，但好在也只能淹到我的胸口。我踩着河底站了起来，拖着全湿的衣服爬上了那个我梦想中的石头。不出意料，团长和王俊强早已笑得前俯后仰。

我知道，我演砸了。

团长和王俊强一边笑，一边跑了过来。

“看吧。这就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团长说，“趁这会还有太阳，你赶紧把衣服脱下来晾一下，不然你爸妈肯定以为我们带你洗澡去了。”

“就是。赶紧脱，不然你爸妈肯定又要告诉我们爸妈，我们还得和你一起遭殃。”王俊强补充道。

刚才因为不听他们的话，自己已经吃了亏，虽然自己一向要强，但这时也只能乖乖听话。

因为是夏天，我只穿了一件短袖和一条短裤。我很快地脱了下来交给了团长和王俊强。团长将我的短袖挂在了我们左边的一个小树枝上，王俊强将我的短裤挂在了我们右边的一个小树杈上。

“内裤自己晾去！”团长命令道。

我只好光着身子，狼狈地在田边的一个地方找来了一根树枝，然后把它插在地上，将内裤挂了上去。

好在这条捷径能为我们节省出一些时间，本来这些时间是我们用在路上玩耍的，今天却变成了新的一项娱乐活动——等干。

无奈之下，我们三人只好找了一处就近的草地躺了下去。我们仰面朝上，看着蓝蓝的天和白白的云。一阵微风刮来，我看见团长和王俊强的口中的草枝被吹得左右摇动，我的身上感受到了丝丝的凉意。前方的三件衣物也随风摇曳，跳起了小舞。

阳光洒在我们的身上，也洒向了那三件衣物。

湿透了的它们，正慢慢干去……

三

衣服在半小时后干了大半，二虎看了看表，说：“时间差不多了，再晚的话，肯定要被怀疑了。”于是，我将挂在树枝上的衣服裤子取下，穿在了身上。虽然还有些潮湿，但如果不亲手摸，是绝对看不出来的。

因为抄近路节省出来的时间已经全部用完，而且还超出了十分钟，所以我们还得在最后的这段路程中加快脚步。一路上，二虎制定了一套应付家长的说辞，我们串通好了对策，并拉了钩，说谁要是说漏了嘴，以后就和谁绝交。

不早不晚，我一进屋就看了看挂在墙上的那个老旧黄钟，时间基本与往常没有什么出入。我妈还没有回来。我爸已经在做晚饭了。我知道我爸因为今天是夜班，所以要吃完饭才出门。爸爸看我回来了，便问了一句：“回来了？又跑哪玩去了？”

这一问倒把我给问着了。我心想：他怎么知道我们去玩了？我支支吾吾地回答：“没……没去哪玩……呀。”

“没去哪玩才怪。是不是又洗澡去了？”爸爸一边笑一边说。

我看着他的脸，虽然是笑脸，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很阴森。我的脑回路不断地进行分析判断：这到底是父亲在诈我呢，还是他知道了什么。但我们一路上走小路抄近道并没有看到村里的熟人啊，要说他知道了，这也不可能呀。爸妈例来的原则是‘说实话不挨打’，我现在到底是说还是不说啊？

我一时间犯了难。但我又转念一想：二虎和王俊强肯定不会说出去的，我要是说了岂不是就露陷儿了。于是，我决定撒谎。

“真没去。不信你刮。”

这里说的刮，其实就是刮皮肤。这是我爸的一项发明，是验证有没有去洗澡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如果洗了澡，皮肤上就会刮出一条白色的线条，如果没有洗澡，就什么也刮不出来。但现在回过头来想，那时的自己真的是既天真又童贞，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傻。这也是为什么我爸总爱说“你哪眼脚趾在动我都知道”的原因。

有时候农村娃就是傻得有些可爱。

我心想：我又没去洗澡，手臂上绝不可能刮出白色的痕迹。于是，我主动伸出了臂膀。我爸转过身，伸出食指，利用指甲的棱角轻轻地在我的手臂上一刮，一条白色的痕迹赫然出现。

“为什么撒谎？”我爸突然变了脸。

“我没有，真的没有。”我极力否认，但越是否认就越像狡辩。

“谁带你去的？”我爸说。

“二虎和王俊强。哦！不！不是他们带我去的，我们都没去！”我知道事情已经越描越黑。

“我说了多少次，不能去洗澡不能去洗澡。你知不知道河里淹死过多少人？你要再这样，就不要和他们在一起玩了！还有，你自己说，撒谎了怎么办？”爸爸像机关枪一样向我发射了一梭子子弹。

“我没有洗澡，没有撒谎，真的，真的。”我抱着一线生机做着最后的挣扎。

“还要狡辩！”父亲大步走向院子里的花台，从里面取出了一根一米长的竹条。

“啊——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我哭着喊道。

父亲走到了我的面前，用竹条指着我：“以后还撒不撒谎，还洗不洗澡！”

“不洗了……不洗了。”我终于屈打成招了。

“老王，等一下。”门外突然出现在声音再次给我留了一线生机。

这时，二虎的老爹牵着还在哭的二虎来到了我家门口。二虎老爹在他家排行老四，我应该叫四叔，但队里的人都叫他王老四。王老四是出了名的“耙耳朵”，但大家都看透不说透，只有王老四自己被蒙在鼓里，平时还装出一副当家人的模样。刚才那句话，就是老四喊的。我一看二虎都被打了，心想自己今天也难逃我爸的一顿乱棍。

“问出什么没有？”老四问道。

“问了，洗了。”我爸说。

“你还骗我！”老四对着二虎的屁股狠狠一拍。

我转头一看二虎，他的眼神里竟带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敌意。我知道，他一定以为是我出卖了他。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没有！

“走！到涛娃儿家去再问。”老四向我爸提议。

涛娃儿名叫王涛，我叫他涛叔，是王俊强的爸爸，是队里出了名的公道人，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村里的红白事，都要请他去写书。只是涛嫂前些年因病去世了，现在只剩王俊强与他相依为命。

现在，他们要把我们带到涛叔家去，这显然是要给我们来个三堂会审。

老四拽着二虎，我爸拉着我，我们一起来到了王俊强家。

“老四，老王。今天是什么风……哎，我说你们这是干啥？”涛叔从饭桌上起身，迎了过来。

“亏你还吃得下饭。他们今天干啥了，你知道不？”老四说。

“知道啊。”涛叔回答。

“知道你还不收拾？”我爸说。

“你们在说什么啊？好像我们了解的情况不太一样啊。”涛叔笑着说。

“他们洗澡去了！”我爸和老四几乎是同时说出了这句话。

“哈哈……”涛叔笑了起来。

“你还笑得出来。”老四说。

“他们没去洗澡。说出来要把我笑死。”涛叔说。

“不可能。我都能刮出他手上有印子。”我爸说。

“二虎和王新自己都承认了！”老四说。

“谁说我承认了！”二虎愤愤地说。

“我也没承认！”我附和道。

“嘿，你还嘴犟！”我爸冲我吼道。

老四又抬起了手，正要往二虎的屁股上打。

“哎！别动手，”涛叔立即叫停了老四，“你们是误会他们了！俊强你过来。”

王俊强这才从饭桌上灰溜溜地跑过来。

“你叔叔们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涛叔说。

王俊强这才不紧不慢地一五一十地将我们如何抄近路，如何跳石头，如何摔到水里，如何晾衣服，如何串通说法讲了一遍。

听完王俊强的说法，老四转过头看着二虎，我爸转过头看着我。

“是这样吗？”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嗯！”我和二虎异口同声地答。

我看到老四和我爸的表情顿时有些尴尬。

涛叔见状立马打起了圆场：“搞清楚就好，搞清楚就好。要不就在我家吃饭？”

“算了，这哪还有心情吃饭。”老四说。

“我家饭都弄好了，就因为这事，饭都没吃就过来了，怪不好意思。”我爸说。

“对了，你们那些树苗弄得怎么样了啊？”

一听树苗，我爸和老四竟然丢开了拉着我和二虎的手。二虎给我一个眼神，我们立即像摆脱恶魔一般跑开了去。

此时，我们三个娃娃蹲在一起，围成一个小圈。他们三个大人站在一起，也围成了一个小圈。

他们的声音很小，似乎怕我们听见似的。我们的声音也很小，因为也怕他们听见。

虽然我们谁都没管住自己的嘴，但我们谁都没和谁绝交。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份友情与童趣并不是一辈子的。

四

那是一个周末，我爸一大早就出了门，但这个早却有些早过头，因为我知道就算上早班，我爸也从来没有早上六点就出门的情况。我并没有在意，反而很开心，因为我爸不在家，也就意味着我的周末有了更多的自由活动时间。

这天下午，我与娃娃团的小伙伴们弹了一下午弹珠，虽然我的年龄算小的，可那天我的手气却出奇得好，大孩子们都不是我的对手。我清楚地记得我出门的时候只带了10余颗弹珠，但当游戏结束时，我的两个裤子口袋已经装满了弹珠，这也是我从大孩子手中赢得最多的一次。

太阳逐渐向西靠去，淳风桥村第八生产队的孩子们似乎都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唯独有一个小孩，在阳光的掩映下，两手紧捂口袋，一蹦一跳，时不时地还将裤子往上一提，无比快乐地回到了家。

当我来到院子里时，我发现家里居然来了个庞然大物——一辆货车。

此时，我爸嘴里叼着一根烟站在货车旁，我爸对面同样叼着一根烟的是我从没见过的一个陌生男人。他们似乎在谈论着什么。我往货车上一看，里面载满了一捆捆的树苗。

我跑到我爸身边，抓了一把弹珠出来，向他展示我今天的胜利果实。可他随便应付了我一声，就又转过头，继续与对面那个陌生男人说话。

“兄弟，还是你们命好啊。”陌生男人说。

“什么命好啊，田都没有喽。”我爸说。

“要那田干啥，新小区已经开工了，住那不比这好啊。”陌生男人说。

“好当然好，就怕不习惯，到时候找人打个麻将怕是都找不到喽。”我爸笑着说。

“哈哈。成都人还少得了麻将，不可能的事儿，”陌生男人笑着说，“对了，听说你们这苗能卖不少？”

“卖啥呀，都是抱着个侥幸。是赔是赚还没个准呢。”我爸将双手向外一摊。

“兄弟这可是说笑了，”陌生男子将声音慢慢压低，“我听说这里面可有门道。”

“哦？啥门道？”我爸的声音也变低了。

“这个。”陌生男人将右手拇指与食指中指捏在一起，来回搓动。

“这道理谁都懂，关键咱没那个啊。”我爸又将双手向外一摊。

“多少是个情，你以为多那一颗一米的是啥，那就是这个。”陌生男子又开始搓动手指。

“谁说不是呢，当了一辈子农民，谁不想薅点羊毛。”我爸说。

“兄弟，见你也是个耿直的人。送你句真心话，信不信由你。”陌生男子说。

“请说。”我爸将手向前一伸。

“有钱有有钱的方子，没钱有没钱的法子。”陌生男子说。

“咋说？”我爸把头凑了过去。

“没听说过‘是坨冰能给捂化了，是块铁能给捂热了’吗？人是活的，鸡儿是甩的，打动人的方式有很多，靠那个只是其中一种。”陌生男人说得一板一眼。

“你的意思是……”我爸欲言又止。

“说难听点——跪着吃饱饭，站着挨枪弹。”陌生男人的声音压得很低。

“这也……”我爸的表情似乎有些奇怪。

“哎！我事先说了，”陌生男人抬手打住了我爸的话，“信不信由你。我还干我的活。来，把货卸了吧！”陌生男人将烟头往地上一扔，右脚狠狠踩了上去，脚掌来回旋转。

“哈哈……行！对了，要不吃了饭再卸？”我爸一边说，一边将烟头往地上一杵，弯下腰捡起了陌生男人的烟头，然后将它们扔到了垃圾桶里。

“饭就不用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家里还一堆事儿呢，”陌生男人走向车尾，“这样，我来卸，你们赶紧吃饭。”

“这怎么行！早干完你也好早回家，一起来。”我爸好像终于想起了我，“新儿，站着干啥，你也过来。”

陌生男人打开了货车后挡板，扑通一下跳上了车，把一捆捆的树苗递给站在车尾的父亲，我爸接过树苗，又把它们运到院子的角落，我又将我爸运过来的树苗摆放成一排。十几分钟后，车上的苗全部卸完了。

我看到我爸穿着的白色背心已经变得土黄，前胸后背各自印上了一个黑色的大汗圈。太阳已经落下了一半，昏黄的日光映照着我爸的脸，一个酷似宣传画上工人形象的男人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突然感到我爸的身影高大了起来。

五

买苗回来的第二天，是周末的第二天。

一觉醒来，我偏过头看了看书桌上的小闹钟，发现时针正正地指在8的位置，分针停在12的刻度上。窗外，已经有些耀眼的阳光射了进来，打到我的屁股上。我知道时间已经不早了。于是，我打开蚊帐，穿好衣服，收拾好床铺，走到客厅。

我家的客厅总共有四大件，其一是放在正中的条形折叠茶几，长约一米，宽约50厘米。其二是摆在茶几前面的泛黄电视柜与放在电视柜上的“巨大”电视机。这里的“巨大”当然不是指屏幕大，而是块头大。有时我甚至担心这如同巨大秤砣的电视会不会把快朽掉的电视柜压垮。其三是茶几后面的一排棕色皮沙发，只是棕色的皮囊上，已经有黄色的泡沫从角落里冒了出来，看着十分不雅。其四是放在沙发右侧的冰箱，一看到它，我就又想起了那个让我垂涎的冰红茶。

我从电视机前走过，来到冰箱前，打开冰箱，那些冰红茶还原封不动地挺立在那里。我啪地一下关上冰箱门，然后走到茶几与沙发之间，看着茶几上摆着的一盘饺子和一副碗筷，我一屁股坐到了富有弹性的沙发上。

饺子已经完全没有了热气，我心想爸妈肯定早早地出门了。

我囫囵吞下那盘饺子，端着盘子走了出来。院子里，阳光经过水泥地面的反射而变得格外刺眼，左侧的瓦棚下还停放着我爸的自行车，院子右前角的钢管井上连着一根水管，水管沿着围墙穿过铁门向院外蜿蜒而去。

“没上班？”我自言自语道。

我三下五除二地洗完碗，然后沿着水管的方向寻去，我一边走一边想，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昨天放在院子里的树苗全部消失了。我仔细一看，才发现不但树苗消失了，就连水泥地上的泥土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继续顺着水管走去，最终来到围墙外的田野边。我向远处望去，果不其然，田野正中，一个戴着圆草帽，拖着长水管，佝偻着身子，在田野里前后走动的男人正忙活个不停。

令我惊诧的是，昨晚还成捆摆在院子里的树苗，现在已经全部站立起来了！这块田本是我家的自留地，虽然面积不大，但一直种着一些小瓜小菜。此时，我已看不见小瓜小菜，因为这里已经被一条条笔直的田径与一排排整齐的树苗占领。虽然它们还没有枝叶，但这丝毫不影响它们的壮观：它们每一颗都站得分外笔挺，仿佛成百上千的士兵驻守在这里，保卫着这片土地。

“爸——”我大声喊道。

“哎！你起来啦。”我爸将草帽向上一扶，转过头来。

“起来了，你吃了没——”我的声音传得又快又远。

“吃了。”我爸回答道。

“好——”我喊道。

“你等一下。”我爸一边喊，一边跑了过来。

又是一身汗味的父亲跑到了我的面前。

“等下你去压压水，我要给这些树老爷喝点水。”我爸指着田野里的树苗，表情十分得意。

“树老爷……是啥？”我疑惑地说。

“哈哈。摇钱树听过没？”我爸更加得意了。

“知道，就是会掉钱的树。”我说。

“对！它们就是会掉钱的树。你说它们是不是老爷？”我爸笑着说。

“是老爷，是老爷。”我开心得上蹿下跳。

“那老爷要喝水，你给不给？”我爸问道。

“要给！今天我给它喝水，它以后掉钱就可以给我买冰红茶喽！”我欢呼道。

“你个臭屁孩，一天就想着冰红茶。听我说，一会儿听我口令，我说‘水’，你就压。我说‘好’，你就停。让树老爷喝高兴了，它才会掉钱，你才有冰红茶喝，懂了没？”我爸俯下身子对我说。

“懂了！”我说。

“快去吧！”我爸将手一抬，指向钢管井的方向。

我飞快地向院子跑去。

现在来看，就会发现一个道理：一旦某项事务被赋予游戏的意义，它立马就会受到孩子的欢迎与喜爱，这或许就是孩子的天性。

我来到钢管井边，双手握住压水杆，只听围墙外一声大喊——“水”，我将压杆狠狠压下又迅速抬起，几个回合过后，一汪清澈的井水从地底喷涌而来。这喷薄而出的井水恰似父亲的汗水，终于汇成了沁人的甘泉。

六

拆迁队的人终于来了。

早在两天前，生产队队长王赢就给全队村民开了大会。会是在我们队唯一的茶馆里开的。这个茶馆的位置正处在“日”字右下角的拐点上。

那天，茶馆里所有的方桌都被抬到了茶馆外边的晒坝上，唯独剩下一张方桌被安放在茶馆的最前方，即为主席台。主席台正对着的是一排排摆放整齐的黄色大竹椅。一时间，平时杂乱无章的娱乐场所竟摇身一变，成了严肃整洁的会场。

会议要求每户有且仅有一名本队村民参与。我爸妈商议，如此重要的会议，还是由我爸参加。

会议按计划2点半召开，但还没到2点，就可见村民们从“L日”交通网的四面八方走了出来，如果有一只天眼，就会发现这场景着实很像蚂蚁觅食，一群群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小黑点，逐渐向同一个地方靠拢——汇聚——最终集合在一起，用微小却又庞大的力量将“战利品”搬回家。不同的是，这次的“战利品”之大，甚至够吃几代。

村民们一波又一波地进入茶馆，随意就坐。之前还严肃整洁并且安静的会场，慢慢地变得人声鼎沸，竹椅被村民们拖来摆去，早已失去了行列，变得三五成群，五六为圈。

2点30分，队长准时坐在了茶馆主席台。没有话筒，没有喊话，没有故弄玄虚，但村民们瞬间安静了下来。

队长等会场完全安静后，站了起来，然后从文件袋里拿出一张白纸，高高举了起来。

村民们的头一下子像被机器控制了一样，齐刷刷地抬了起来。

“这是拆迁队下发的文件，里面有本次拆迁的初步方案。上面要求公示给大家。我等下会张贴在外面，请大家有序观看，”队长顿了顿又说，“说白了，扯烂了就谁都看不成了。”

队长将白纸放下，轻轻地摆在桌上。村民的头又齐刷刷地缩了回来。

队长掏了掏文件袋，翻出另一张纸，说：“接下来，点个名。听到户主名，答个‘到’，就不要站起来了。”

“王五。”

“到！”

……

“王涛。”我听到队长叫到了王俊强爸爸的名字。

“到！”涛叔站了起来，向队长微微一躬，然后坐下。

“王勇。”队长叫到了我爸的名字。

“到！”我爸的声音十分响亮，听得站在门外的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自豪。

那天，我们娃娃团的成员们没有一个进入会场，但所有人都挤在茶馆门外，同大家一起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只听里屋突然叫道：“王老四！”台下一个声音答道：“哪个叫王老四哦？”

队长紧接开了句玩笑：“哦，不对，王元。平时叫‘老四’叫习惯了。怎么？今天四嫂子没来嗦？”

在场村民哄堂大笑。

“你个龟儿子。”王老四骂了一句，但这句话显然被湮没在了笑声当中。

……

点完名，队长没有坐下，他接着说：“好，看来大家都很重视，每家每户都派出了当家人来参会。拆迁这事本来也是这样，咱们前几代人都没赶上，偏让我们赶上了。这里的轻重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我想说两件事，这都是个人想法，同意不同意看你们自己，但作为队长，话要讲到。”

队长端起茶杯喝了口茶，又将喝到嘴里的茶叶向地上一吐，说：“第一就是迎接的问题。我的考虑是拉个横幅，就拉在村口的电线杆上，上面就写‘欢迎拆迁队领导莅临指导’。然后咱再找个锣鼓队，就站村口，给他整上一段。他们高高兴兴进村，咱的事也就好办。你们说呢？”

“钱咋出嘛？”王老四说得很大声，好像故意要把场子找回来。

“钱的事儿，咱全村58户平分嘛。咋可能让你王老四一个人全出。”队长明显又胜了。

全场又是一阵大笑。

那咱也表个决：“同意的举个手。”

队长一看，大家几乎都举起了手，他接着说：“这样，把手放下。不同意的举手。”

王老四左顾右盼，全场没有一个人举手，他也就没有再说话。

“好，这第一条就算通过了。说实话，这都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不是？那么，这第二件事，还是迎接，但这个迎接和第一个迎接就不一样了。比如，人家拆迁队的到你们各家各户去了，该喝茶的别喝水，该吃饭的别只弄个家常小菜，提前买点红白肉备上，他不吃你自己还能吃嘛。怎么都亏不了。反正这次拆迁，既是村里的事，更是你们自己的事。到时候，希望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听队长说完，村民们七嘴八舌地讨论了起来。

队长舒了口气，坐了下去。他揭开茶杯盖，喝了一口茶，茶水入品，队长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赶忙将茶水吐下肚，突然站了起来，说：“哎！停！”

会场再次恢复平静。

“差点忘了问一件最重要的事儿。虽然我们村没有，但问还是得问。”

大家似乎都知道队长想问的问题是什么，纷纷说着“没有”。

队长拍了拍桌子，说：“这样不算。我们还是举个手正式点。下面，不想拆迁的，举个手。”

与会村民全部左右观望，没有发现一人举手。

队长终于踏实地坐在了椅子上，最后说道：“我在这里预祝大家拆迁顺利！咱们全队都奔小康！散会！”

七

后来听我爸说，那天队长带着几个所谓的“老辈子”一同在队口的横幅下进行迎接。各家各户都备好了吃的喝的，在家按兵不动。

早上10点，拆迁队来了。但他们并不是坐车来的，而是走路到了队里。他们一行6人，走过队口的小桥，正式踏入了第八生产队的地盘。

队长首先上前，向走在最前面的戴着茶色眼镜的人伸出了双手，那人伸出右手，与队长握了手。

“欢迎领导莅临指导工作。”队长笑着说道。

那人抬头望了望头上的横幅，又看了看路两旁的欢迎队伍，说：“老王，你还整这些干嘛。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赶紧把工作干了才是最重要的。”

原来，这个戴眼镜的男人叫李享，是上面拆迁办的。他的家就住在我们淳风桥村旁边的清水村，其实在私底下，他和队长打小就认识，工作上也时常往来。但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队长还是“演”了这一出戏。

李享也是一样，虽然面上说着不用，但心里却满意得很,只是他眼神里的东西全部被眼镜遮挡住了，谁也不知道他在看什么想什么。

今天，李享带了5个人，连同自己，将此6人分成了两组，计划在一天之内搞定我们第八生产队。

“咱们该正式的必须得正式。我们村58户，工作量也不小。今天可得劳烦您和哥儿几个了”。队长说着掏出了一包烟，向这一行6人挨个散去。

队长给李享点着了烟，说：“那今天我们是挨户走还是……”

李享打断了队长的话，说：“这个你不用操心，我们来之前做了计划，分两组，同步展开来得快。到时候你们该干啥干啥，走到哪户，哪户配合好工作就行了。”

“好好好。那我等下就下去通知大家。如果有什么需要的地方，我随叫随到！”队长说。

李享带着后面的五人向前走去，他们走过横幅，走到欢迎队伍前，李享停住脚步，正了正衣襟，然后才向前迈去。此时，欢快的曲声在队长的手势下扑面袭来。

八

拆迁队来到我家的时候，已经过了午饭时间。我们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哪里吃的午饭。但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当下要做好的，就是队长那天开会时讲的第二件事——搞好接待。

此时，我爸妈早就将铁门大大敞开，客厅里的电扇已经开了多时，屋内屋外在前一天全部打扫得干干净净，水果、花生瓜子、冰红茶、香烟、各种本本等一应物品也摆在了茶几上。我和妈妈坐在沙发上，谁也不敢乱动茶几上的东西。我爸守在门口，观察着外界的动向。

来回摆动的电扇发出呜呜的响声，此时的我已经等得昏昏欲睡。

突然，我爸一个箭步跑了进来。

“来了来了！赶紧出来！”我爸喊道。

我和我妈一个激灵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衣服，醒了醒精神，随我爸一同跑了出来。

不出一分钟，李享带着另外两人出现在了我家门口。

“王勇？”李享问道。

“是是是。”我爸一边说一边迎了上去。我妈又跑进了屋，拿了三瓶冰红茶出来。

“先把土地使用证拿出来吧。”李享的话透着几分匆忙。

趁着说话的空隙，我妈把水送到了三个人的手里。

“好！领导，要不我们进屋看，外头这太阳太大了。”

“行，进屋吧。”李享说。

进得屋来，李享明显没了刚才的匆忙。他旋开冰红茶的瓶盖，一口气喝掉了半瓶饮料。

“领导，为了不耽误你们的时间，各种资料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这是土地使用证。”我爸将本本递到了李享手中。

李享看了看，说：“嗯。三口人，两层楼，共180平。其余的副房咱就不量了，上面的文件都看过了吧？规定都清楚吧？”

“看了，清楚。”我爸拆开了一包香烟，挨个递到坐在对面的三人手里，又分别为他们点上。

李享吐出一口烟，说：“那就行。超出的副房，不论大小，统一按每人1000元计算。没有什么问题吧？”

“没有。”我爸说。

趁着说话这几分钟，我妈又将削好的水果端上了茶几。

“领导，请吃水果。”我爸将盘子推向李享。

“哎呀，怪不好意思。你看我们这又是吃又是喝的。”李享吐出的烟弥漫在他的眼镜片上，看上去显得很高深。

“也不能光让你们给我们服务嘛。”我爸陪笑道。

李享又吃完几块苹果，说：“你们还有什么种植物，或者猪圈什么的？”

后来我才知道，李享后面说的这个才是拆迁量地的关键。因为房屋的面积是根据人口和国土局的批文来定的，是固定不变的。但种植、养殖这块，那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所以，主要的操作空间都在这里面。现在想来，当时的招待还是起到了作用。

“种植是有的，就在围墙外。猪圈嘛，以前有，只不过后来拆了。”我爸说。

“拆了的肯定不行。如果要算，那得把养殖证拿出来。”李享说。

“证这个我们确实没有。但领导你也知道，以前谁家不养几头猪嘛。你看我家这情况也比较困难。看能不能通融一下？”我爸说。

“兄弟，谁家都有困难。我也想帮大家。但这个连个擦边球都打不了。这样，我们去看看种植。”李享打着太极。

无奈之下，我爸只好将李享一行带到了围墙外的田地边。

“领导，就是这些了。”我爸指着田里的小树苗说道。

李享看了看，表情似乎有些奇怪。

“这一看就是刚栽不久的嘛。这恐怕不能算哦。”李享故作难态。

我爸好像突然懂了什么似的，赶忙从我妈提着的包里取出三条烟向李享递去。

李享看了看烟，与我爸推来置去了几次，最终还是摆了摆手，让后面的一个人将烟收到了包里。

“领导。您再好好看看。这确实不是刚栽的，都是活的，长得好着呢。”我爸趁机说。

李享扶了扶眼镜，说：“不是我不讲情面，毕竟我也要对工作负责。这样吧，能算的我肯定给你算上，但不能算的，我确实没办法。我们一颗一颗地过，你看这样总行了吧？”

“领导，你看能不能全……”我爸的语气有些低下。

“我尽量。好吧？”李享的话打断了我爸的话。

“好好好。那刚才的猪圈……”我爸又说。

“兄弟，一码归一码。你这有点不合适了。”李享的声音有些硬。

我爸见势不对，立即又抽出三根烟，为他们点上。

随后，我爸将李享领到种满树苗的田地里，他走在最前面，李享跟在后面，再后面还跟着两个陪同人员，他们一人拿着纸笔，一人拿着油漆。

来到田地里，李享每走过一颗树苗，就会对其做出判别，只要他说“算”，后面拿纸笔的工作人员就会在本上加上一笔，拿油漆的工作人员就会在树苗上喷上绿色的油漆。只要他说“不算”，后面拿纸笔的工作人员就不再记录，拿油漆的工作人员就会在树苗上喷上红色的油漆。

一路上，每当李享说“不算”，我就会看到我爸不停地解释与求情。那一刻，他是多么希望纸上的数字越大越好，又是多么希望所有的树都被喷上绿色的油漆。可到最后，100余颗树苗只有60余颗被喷上了绿漆。

后来我从我妈那里了解到，每颗树苗按30元的价格进行了赔偿，也就是说，这些树苗为我家创造了2000多元的收入。

除开种植，李享还对我家的其它物件进行了判定。比如，我家的那口钢管井也顺利进入了赔偿清单，为我家创造了1000元的赔偿收入，再加上一人一万的固定赔偿以及其它物件的赔偿，最终协议上的赔偿总金额定格在了四万余元。

现在看来，虽然四万多块并不是多大的金额，可对21世纪初期的普通农村家庭来说，这绝对是一笔巨款。虽然后来有人议论说“当时不应该为了30块的树苗而出卖尊严”。但在我心里，这绝不是出卖尊严，而是处在那个时代下，一位普通农民的唯一选择以及一位普通父亲对家庭的责任。

九

二十年后，我家的住址早已发生了变化。当年，为了安置被拆迁的那部分农民，政府在离我家原址往东约3公里的地方修建了一个庞大的小区。据我爸说，现在这个小区的人口已经超过万人，也被大家戏称为“万人小区”。

今年，我从天津回来探家，才了解到小区又有了新动作——开展小区二期工程。

我一问才知道，原来被安置进这个小区的拆迁群体还没有完成“农转非”，也就是说，现在住在这里的人依然是农民，只是是没有土地的农民。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配偶、子女等迁入该地的新人口，也需要安排住房以保障他们的生活。人口越来越多，小区只能越修越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本地人早早地结了婚，把配偶的户口迁入这里，更有很多家庭已经生了二胎甚至三胎的主要原因。

我心想，这才是真正的拆二代啊！

遗憾的是，由于当年出省工作的原因，我的户籍已经不在本地，所有的这些利益已经与我毫不相干。我爸妈常常提起这事，都忍不住要叹息几声。

虽然我没有享受到拆迁带来的福利，但我很庆幸辛苦了半辈子的爸妈享受到了时代的红利。我爸现在已经不再下地种田，也没有当年早出晚归的那份干劲。他现在每天上着十分轻松的班，其余时间基本都泡在茶馆里，打打麻将，听听茶馆八卦，过着半养老的生活。我妈已经多年没有出去工作，常常跟着村子里的亲朋组团旅游，时不时地还出趟国，生活也是十分惬意。

那天，我在小区里遇见了王俊强。小时候天天在一起的玩伴，现在已经十多年没有联系了。我看到他时，几乎不敢相信他是王俊强，反倒是他首先叫住了我。

他的模样变化很大，脸和肚子整整胖了一圈，穿着也比以前时尚了许多。他告诉我，他已经结婚好几年，现在育有一儿一女，手下四套房产，一套用来住，另外三套用来出租，加上他和爱人的工资，生活完全不成问题。前段时间，他们还换了新车，虽然不是什么豪车，但这辈子算是有房有车有保障了，以后也不想再去外边挣那些辛苦钱，打算就这样平淡安逸地过一辈子。

从他的话里，我为他的生活感到开心，但我也从他的话里感受到了一种对生活的妥协。

我想，人总会在得到一定的满足之后安于现状吧，这或许并不是一种病。

几句寒暄过后，我们似乎再也找不到共同的话题，为了避免尴尬，我俩心领神会地向对方道了别。

那一刻，我突然感到，这一别不仅仅是一种道别，更宣告着我们青春友谊的离逝。

十

第二天我要回天津，我提出要在走之前到家的原址去看一看。于是我爸妈带我来到了附近的一处公园，这个公园是旁边别墅区的配套场所，只见里面人来人往，设施齐全，有供儿童游玩的娱乐场所，有供成人运动的各类球场。在公园的正中，还有一个巨大的人工湖。

我爸向我介绍，这一片就是我们淳风桥村第八生产队的原址，现在已经被开发成了富人小区。

我们顺着公园的绿道一路前行，路两旁的绿植散发出清香，我似乎闻到了氧气的味道。我爸的手突然向前一指，说：“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位置就是你四叔的家。”

我四叔就是王元，也是大家口中的王老四，更是二虎他爸。

我没有回答我爸的话，因为我突然就想起了王二虎，曾经的娃娃团团长，我突然问道：“爸，二虎现在在干啥？”

我爸说：“自从你四婶走了以后，二虎就把他们一楼的房子改造了一番，在里面摆上麻将机，成了麻将馆。然后他又在他们门前的草坪上搭了个大瓦棚，不知从哪找来了和以前农村茶馆里一模一样的大黄竹椅和方桌，摆在里面就成了茶馆。我们队的人现在都爱去他那喝茶打牌。”

“听说四婶得了癌症？”

“是啊。这人啊，有时候真不好说。你四婶也算吃了半辈子苦，眼看生活好了起来，却又一命呜呼。所以啊，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四叔也怪可怜的。”

“那可不。王老四装了一辈子当家人，直到你四婶过世，他终于不用装了。没想到还是当不了这个家。”

“为什么？”

“这事我一直没给你说，就是怕你影响你和二虎的关系。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也没什么了。”

一阵凉风吹来，一片树叶从我眼前飘过，掉进了平静的湖面。湖面立即荡起了一层层的水纹，像岁月的皱纹，一圈一圈地蔓延开去。

“当年拆迁，你四叔家分了三套房，二虎要了一套，你四叔四婶两套。后来二虎结了婚，生了娃，上面又给二虎分了两套。二虎虽然没什么本事，但胆子却大，一来二去，三套房卖掉了两套，本想用卖房的钱做生意，谁知赔了个精光。你四婶过世那天，听说二虎连医院都没去，带着媳妇径直跑到你四婶的房间去翻东西，在里面把门一锁，连你四叔都不让进，”我爸叹了口气接着说，“现在的这个茶馆，用的就是他王老四的房子改造的。虽然明面上你四叔还装成当家人的模样，可谁又不知道这些房子其实早就划到了二虎的名下。”

我没有说话，但心里却起了波澜。

我们一家继续往前走，直到走到一个垃圾桶旁，我爸停了下来，他告诉我，这里就是我家的原址，这个垃圾桶摆放的位置正好就是当年我家门口的那个弯道——也就是“L”的那个拐点。

我看了看周围，这里已经完全看不到任何我家那个农家小院的影子。但地上的一个东西又让我一下闪回到了二十年前的那个夏天——我在垃圾桶的背面，发现了一个空空的冰红茶瓶子。

第二天，我坐在去往天津的火车上，思考着：拆迁终究是时代的产物，它改变了农民的处境，也改变了农民的思想。它是进步的，革新的。但当初那些农村里的纯朴、热情与友谊，似乎也随着拆迁一起，消散在了时代的浪潮里。

火车继续向前，疾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我发出感叹：我们终究还是辜负了拆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