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的传播》是由美国文化研究主要代表人物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于1989年出版的一部学术论文与讲演集。在此书中，詹姆斯·凯瑞明确提出了他对于传播学研究的观点，即传播的仪式观与文化研究取向。他认为传播应当被看作是一种“仪式”，而非仅仅是信息的传递，它更强调从时间的概念上对整个社会的维系，反映了传播（communication）一词本身具有的“共性”(commonness)、“共有”(communion)、“共享”(community)、“沟通”(communication)的特点。
詹姆斯·凯瑞作为美国本土的一名文化研究与批判学者，他提出的一系列研究思想都是对当时美国学术界传播学研究的一种反思和突破。自19世纪传播一词进入美国公共话语时，效果研究模式和功能主义取向就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凯瑞却能够站在一个全新而批判的角度去看待传播。虽然批判学派的学术重镇起源于欧洲的法兰克福学派，但是凯瑞的这种批判的眼光和思辨创新的学术能力对于美国传播学来说是宝贵的，他的研究意义在于为美国传播学开创了文化研究领域和方向。对于国内传播学领域和我们对传播学理论的系统学习，也主要着眼于经验主义范式、实证主义和效果研究的领域，而较少从一个更宏观的层面关注文化于传播本身。因此，笔者希望开阔自己对于传播学研究路径的认识，选择了集结凯瑞文化研究观点的《作为文化的传播》作为解读对象，或许它能够为我们看待传播学研究提供一种新思路。
传播仪式观与文化研究方法提出的时代语境
丹尼尔·布鲁斯汀曾在《民主及其不满》一书中概括了美国历史上的社会意识的一次重要变化，即“传播手段与形式的激增”。凯瑞认为传播技术的发展对于人们认识的改变有极大的影响，它改变了人们的兴趣和感觉的构成，改变了人们对所处社会关系的认识。“文字”与“车轮”也即运输与传递，可以在地理与人口上将广大的地域与庞大的人口联结成一个整体，这是传播这一方式所具有的连接社会的力量。美国宪法的主要起草人麦迪逊就认为传播手段的改进能消除距离，促进美国的民主，对传播抱以积极的期待。但是，20世纪后期美国社会中也出现了一种夸张的现代主义或后现代，强调伴随着电子传播而来的革命与断裂，对媒介抱有一种言过其实的恐惧。
在这种对于媒介的盲目的希望或恐惧的不确定性中，凯瑞对那些围绕、赋予、诋毁传播媒介的任何天使化或妖魔化的意象进行了批判和解构。虽然他本人在书中指出他的论述并不旨在消除传播与技术的矛盾或这种对于传播的不确定性，但是他仍然特别强调了需要修正对于技术的偏离性看法。凯瑞希望人们能够走出对传播与技术进步田园牧歌式的陶醉或对其威力与统治的可怕描述，试图用对文化与技术的探讨重新看待传播。
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传播技术与手段的不断发展，美国传播学研究也开始陷入一种两难困境。
首先，大众传播研究受到了来自一些学者的批判。来自剑桥大学的著名学者、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雷蒙德·威廉姆斯认为“大众传播”研究及其严重地损害并扭曲了传播学研究，它为人们带来了盲目，并且“大众传播学”这一称谓本身就把研究局限在了一些特定领域，尤其是广播、电视、电影等通俗文学的领域。“大众”一词所指的是普遍、大量的受众，因此也阻碍了我们对“特定”的现代传播环境的个例的分析。此外，在大众传播研究中，受众也被设想为愚蠢的“大众”，它的研究就仅仅局限于分析大众是如何被电影、电视、书籍等影响或腐蚀的。威廉姆斯的这一观点强调的是传播研究一旦被放置于“大众情形”，那么生活中诸多的传播现象就会被视而不见，并且被研究的现象也会不经过检验就被假设是存在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使研究受到了限制和孤立。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得著名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更是对“传播”一词提出了质疑，但他同样与威廉姆斯持有相同的意图。他反对使用“传播”一词，认为它将研究视野狭窄到只有由大众媒介生产和发布的产品，将传播学研究在整体上与社会文化孤立出来，“文化”对于人类的意义被“传播”一词取代。当然，霍尔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过分解读和误解，但是他和威廉姆斯等人对于大众传播学研究的批判观点，对于美国传播学者来说也是一次思想上的革新。
其次，美国传播学研究面临的另一大困境也同样不可忽视。美国主流传播学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深受拉扎斯菲尔德、施拉姆、霍夫兰等传播学奠基人的影响，形成了以传播效果研究和实证方法为主的经验主义范式，并在后期逐渐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导地位。尽管这种效果传统对于当时美国的各种传播现象的解读和传播学的学院教育来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凯瑞认为它在本质上仍然停滞不前，而且越来越令人感到索然无味。那些效果研究的主流传统已经开始失灵，因为它们在行为法则、传播功能中的权利、信号的成功传递等方面并没有达成共识，且正在与学生和教师们的学术雄心拉开一道鸿沟。凯瑞指出，“整个研究领域退化为一种纯学院主义的东西：一本正经地重复一些不容置疑地东西”，这种研究只限于方法而牺牲了对事物实质的探索，进而将割裂传播与文化和社会的联系。
此外，就对传播的定义而言，当时美国的研究根植于传播的传递（transmission）或运输（transportation）观，将传播仅仅看作是一种出于控制目的的讯息传递过程，
由此产生的典型研究就局限于劝服、态度改变、行为变化等效果研究方向。将传播视为信息的传递必然会带来诸多弊端，如仅着眼于传播的线性过程、忽视人的主观能动选择和社会文化环境等。
基于这样的背景，本着温和、开放、多元和突破的精神，凯瑞对美国传播学研究进行了一场深刻的反思，促使他从一个更宏观的层面对社会传播现象展开了探讨。在《作为文化的传播》这本著作中，凯瑞用他对传播仪式观与文化研究取向的看法，对美国现实问题做出了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