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屈原，一直以来都只觉得这是一个能让我们为了备考，去记下楚辞、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汨罗河投江和爱国情怀的伟大诗人，但借着端午大谈屈原之际，我顺着他与莫愁女的爱情窥视了以他为中心的战国时期全貌，颇有些感慨的味道，便以此为记。

周朝时期，周朝天子为便于天下管治和共同繁荣，以分权的形式设立诸侯国，其基本的治理逻辑跟现在设立省市是一样的，差别就在于他们少了个中央集权制度，而是允许各诸侯各自为政，自己则仅享有“天下共主”之名。

两百多年后，诸侯国的模式已经发展完善，而列国在这些年的发展当中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势力，但周朝划分诸侯国的制度还在执行，这样一来，就无可避免地进入到了一个已有诸侯土地会被分化的阶段。这时诸侯的各位君主不愿自己的既有利益受损，于是在各诸侯国力不均的背景下，国力强盛的国家打起了吞并小国的心思。

这原本是不该允许发生的。

但周朝天子一看，破天荒判定局部战争无伤大雅，何况还能促进各国的发展，同时后期通过以天子威严让胜利的一方交割出一些土地的方式，自己的诸侯制度还能再得以维系，何乐而不为，于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其他强国见状，纷纷效仿，于是周朝举国动荡，此后西周政权便倒台，进入到了东周春秋战国时期。

其实春秋时期周朝天子还是有一些威严的，但对于各诸侯国的威慑基本上就没有了，所以才有了春秋五霸的说法，既是霸主了，这整个时期也是以这五国为核心，他们在此期间各自发展，在军事、经济、文化和民生建设方面有了非常明显的提升。

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主要的不同是战争规模，春秋时期依旧是以地方冲突为主，战事频率高，但持续时间短，整体伤亡并不多严重；但到了战国时期尤其是这个时期的后期，基本上战争都是举国而动，各方面的耗费巨大，因为这时候已经不是为了一点土地了，而是战争的结果决定了你还有没有自己的国家（其实在前面的阶段基本上就算是一方完胜也是分出一点土地就完事了）。

这就是屈原所处时代的基本背景。

屈原出生在楚国的丹阳，是一个贵族子弟，从小备受文化熏陶，加上自己又是个勤学的人，因此年纪轻轻就算得上是个博学多才的大家。在周朝为统治，其他各诸侯国各自争相发展的大背景下，其最主要争取的就是人才资源，所以那个时代有才学的人最有地位，基本上在任何一个诸侯国都能享受到很高的礼遇。

为此大多数的才子勤学，都是抱着趁着这个好时代著书立说创立可以名流千古的学派然后择一赏识自己的明主推广普及的基本目的，这就是诸子百家能在那个时期得以兴盛的原因。

屈原本也可以这样做，其实看后人对于《楚辞》的评价就不难得出，他非但可以这样做，而且能做到一个很高的位置去。但他看到的是常年战争带给百姓的疾苦，这使他形成了一种政治追求：我要让楚国变得强大起来。

其实从历史的结论来讲，这个政治追求就是屈原悲剧的开始，因为他还没有看透这么多年来战争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周朝天子对于各诸侯国的势力已经无法掌控和制衡，而出现这种情况本质就是各国发展不均，在这个前提下，楚国不管能不能强大起来，都改变不了继续战争的基本局面。

强大了，周边国家会觉得你是威胁，他们就会联合起来打你；弱了，继续被打；

整个战国七雄，只有秦国是有推翻周朝、吞并六国、自己称王的决心的，其他六国基本考虑的是如何在周期继续统治下保护好自己的土地，以及要是有能多得一些土地的机会我肯定会把握的。包括到后期基本上意识到了秦国的野心后形成合纵同盟，也只是想先制衡一下秦国，先让他别那么嚣张，不过要是有一些能多得土地的机会我还是会去把握的心理状态，这就是联盟始终不牢靠的原因。

而这整个从政期间，自始至终，屈原都没有告诉楚怀王，等楚国真正强大起来后，他还可以干嘛。

而与之对应的屈原的政敌张仪则完全不同，张仪的政治抱负是让秦国吞并六国推翻周朝，然后让统治得以长久安宁，这一点上他跟秦惠王政见完全一致，因此深得秦王赏识。

我之前一直搞不懂为什么张仪作为一个那么明显的“敌人”，他去到其他国家还能得到那么高的礼遇，同时还真能说动其他诸侯。后来我才理解到，如果是基于我这篇文章的逻辑，一个原因是各国对于才学人士的重视，都想让张仪为自己所用；另一个原因就是其他诸侯其实没有国的明确概念，他们的认知里周朝才是国，自己诸侯之间不过是一种争夺关系，无非是多得或者少得的区别。那如果是站在这个角度，整个战争的本质就是利益关系。

而既然确定了是利益关系，那就好办多了，自己游说列国时候把他们的关系讲清楚就得了，尤其再强调一些这么做对于他们自己的好处，基本上就没啥问题。

果然，张仪的从政期间基本上游说了其他所有的诸侯国，通过他先分析局势、然后讲道理、最后抛利益的思路，竟全是以成功收尾，从这些结果来看，不得不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谋略家，纵观全局，深谙人心，这就是屈原怎么都比不上的地方。

最后总结一下，屈原19岁得到楚怀王赏识，仅仅三年就做到了政坛要职，为楚国重臣，可谓少年得志。而这个政治巅峰到他走到自己内心的绝境，发出“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感叹竟有横跨四十年之久。我不禁在想，这四十年，他在干嘛？纵观历史，这些时间基本上用在了不得志时抒发自己失落之情，和埋怨君主昏庸不进取上面去了。其实如果他也能多周游周游列国，性子没那么刚直，多学学张仪的处世之道，这个悲剧就不会这样。

但话说回来，终生心系民生的这样一个人，无论是出于个人抱负还是家国情怀，都是可敬的，不是吗？我只是可惜，这等才学之人，竟也会相比张仪之流，少了些政治格局和对人性的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