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谱 集 释
（续一）
者云：“彼之四贤，古今特绝；南朝梁袁昂《古今书评》曰：“张芝经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四贤共类，洪芳不灭。”唐李嗣真《书品后》曰：“右四贤之迹，扬庭效技，策勋底绩，神合契匠，冥运天矩，皆可称旷代绝作。”唐徐浩《论书》曰：“钟善真书，张称草圣，右军行法，小令破体，皆一时之妙。”唐张怀瓘《书断》曰：“虽则齐圣跻神，妙各有最。若真书古雅，道合神明，则元常第一；若真行妍美，粉黛无施，则逸少第一；若章草古逸，极致高深，则伯度第一；若章则劲骨，天纵草则，变化无方，则伯英第一。其间备精诸体，唯独右军，次至大令。然子敬可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逸少可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然此五贤，各能尽心而际（跻）于圣，或有侮毁，亦犹日月之食，无损于明；白云在天，瞻望悠邈。故同为终古独绝，百世之模楷。”明王绂《论书》曰：“张芝如班输构堂，不可增减。钟繇如盛德君子，容貌若愚。语其众妙，足以争造化者，羲之也。较其父风，但恨乏天机者，献之也。”
而今不逮古，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逮，及也。”唐张怀瓘《六体书论》曰：“臣数对龙颜，承圣旨修书，拟教皇子小学，亦在幼年。又承诸王学书，不习古本，今不逮古，理在不疑。如学文章，只读今人篇什，不涉经籍，岂或伟器。”又《书断》曰：“昔之评者，或以今不逮古，质于丑妍；推察疵瑕，妄增羽翼；自我相物，求诸合己，悉为鉴不圆通也。亦犹苍黄者唱首，冥昧者唱声，风议混然，罕详孰是。”北宋欧阳修《试笔·苏子美论书》曰：“古之人不虚劳其心力，故其学精而无不至。盖其幼也，未有所为时，专其力于学书。及其渐长，则其所学渐近于用。今人不然，多学书于晚年，所以与古不同也。”明汤临初《书指》曰：“今之浮俗者多，古之沉着者胜也。要之文章与时高下，书亦宜然。但能一意法古，梦寐求之，久之必有所合，恐无俟借材于异代也。”清宋曹《书法约言·答客问书法》曰：“今不逮古者，古人用质而今人用妍，古人务虚而今人务满。质所以违时，妍所以趋俗。虚所以专精，满所以自画也。”世权按：清于令淓《方石书话》曰：“古人生于今，亦作今人之体，今人生于古，恐无古人精心果力，古今人之不相及，有由然也。”今古相别，所谓晋韵唐法者，时代使然，非书家独创。假使右军生于唐，鲁公生于晋，辄右军不韵，鲁公不法。赵吴兴全法右军，而不能重见晋韵者，元与晋今古有别也。今不逮古，自然之理。
古质而今妍。”唐窦蒙《述书赋·语例字格》曰：“逶迤并行曰妍。”杨慎《墨池琐录》曰：“刘正夫云：观今之字，如观文绣；观古之字，如观钟鼎。”明汤临初《书指》曰：“书贵质，不贵工；贵淡，不贵艳；贵自然，不贵作意。质，非鄙拙之谓也，清庙明堂，大雅斯在是已。”清刘熙载《游艺约言》曰：“《书谱》云：‘古质而今妍’，可知‘妍’‘质’为书所不能外也。然‘质’能蕴‘妍’，‘妍’每掩‘质’，物理类然。”沙孟海《书谱注释》曰：“质是质朴，妍是妍美。”
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南朝梁虞龢《论书表》曰：“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世权按：质者，内蕴醇厚，铅华洗尽之韵；妍者，外象流美，繁华烂漫之姿。质以古而醇，妍因时而丽。
虽书契之作，世权按：虽，即使。作，兴起。《易·系辞下》曰：“包犠氏没，神农氏作。”
适以记言；世权按：适，只、仅仅，通啻（音赤）。唐孔颖达注《书·序》：“书者，文字；契者，刻木而书其侧，故曰书契也。一云以书契约其事也。郑玄云：‘以书书木边，言其事，刻其木，谓之书契也。’” 《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慎子》：“书契，所以识公信也。”西汉扬雄《法言》：“书，心画也，传千里之忞忞者，莫如书。”东汉刘熙《释名》：“书，庶也，纪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简编，永不灭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依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应，谓之字；著于竹帛，谓之书。”又《说文解字·序》：“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章太炎注：“‘契’者，刻画作凭信也。古人造字，本以记姓名，立券契。尔时人事简单，人我所需，惟此而已。”西晋卫恒《四体书势》曰：“皇帝之史沮诵、仓颉，眺彼鸟迹，始作书契。”唐虞世南《书旨述》曰：“书者，如也，述事契誓者也。”唐张怀瓘《文字论》曰：“文则数言乃称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可谓简易之道。”又《书断》曰：“皇甫谧曰：黄帝史仓颉造文字，记言行，策藏之，名曰书契。”又云：“大道衰而有书，厉害萌而有契，书契者，决断万事者也。”吕思勉《中国文字变迁考·论文字之始》曰：“《墨子·公孟篇》：‘是数人之齿而以为富。’俞氏樾《诸子平议》曰‘齿者，契之齿也。古者刻竹木以记数，其刻处如齿，故谓之齿。《易林》所谓符左、契右，相与合齿也。’《列子·说符篇》：‘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曰：吾富可待矣。此正数人之齿以为富者。’观此，知契之初兴，只有刻齿而无文字。《书·序疏》曰‘言书契者，郑云：书之于木，刻其侧为契，各持其一，后以相考合。’乃后来之事也。”又云：“郑注《质人》云：‘书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书两札，刻其侧。’此盖公家所用。书而刻其侧，盖后来之事，其初则但刻为齿耳。古书、契皆分言，后契多用书，说者乃昧其为两物，如《路史》引《帝王世纪》云‘黄帝史官仓颉，取象鸟迹，始作文字，记其言动，象而藏之，名曰书契’是也，谬矣。《后汉书·乌桓传》：‘（大人）有所召呼，刻木为信’。《辽史·仪卫志》：‘自大贺氏，八部用兵，则合契而动，不过刻木为牉合，太祖受命，易以金鱼。’此亦古所谓契，皆无文字。”
而淳醨一迁，《礼·正义序》：“夫人上资六气，下乘四序，赋清浊以醇漓，感阴阳而变迁。”南朝梁顾野王《类篇》：“淳，质也。”唐张怀瓘《书估》曰：“贵远贱近，淳漓之谓也。”《旧唐书·德宗纪》曰：“王霸迹殊，醇醨代变，揆时而理，斟酌斯难。”明项穆《书法雅言·正奇》曰：“大抵不变者，情拘于守正；好变者，意刻于探奇。正奇既分为二，书法自醇入漓矣。然质朴端重以为正，剽急骇动以为奇，非正奇之妙用也。”清王澍《论书賸语》曰：“唐以前书，风骨内敛；宋以后书，精神外拓。岂唯书法醇漓不同，亦世运升降之所由分也。”清朱履贞《书学捷要》曰：“人禀天地之气，有今古之殊，而淳漓因之；有贵贱之分，而厚薄定焉。”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曰：“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颜柳迭奏，澌灭尽矣。”世权按：淳醨同淳漓，淳，厚；漓，薄。多指风俗而言。
质文三变，唐窦蒙《述书赋·语例字格》曰：“质：自少妖妍曰质。”又云：“文：经天纬地，可大可久。”南朝梁萧统《文选·晋纪论晋武帝革命》曰：“史臣曰：帝王之兴，必俟天命，苟有代谢，非人事也。文质异时，兴建不同。”唐李善注云：“《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质一文，据天地之道也，天质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旧唐书·文苑传序》：“世代有文质，风俗有淳醨，学识有浅深，才性有工拙。”唐张怀瓘《书断》曰：“终以文代质，渐就浇漓。”又《六体书论》曰：“古质今文，世贱质而贵文，文则易俗，合于情深，识者必考之古，乃先其质而后其文。质者如经，文者如纬，若钟张为枝干，二王为华叶，美则美矣，如彼桃李，戛兮铿兮，合乎宫徴。”元刘有定注《衍极·书要篇》曰：“自古法变而趋今，学者往往文灭其质矣。”明汤临初《书指》曰：“大抵习以时变，质由文改，汉、魏之书，朴茂犹在，右军承之，可谓郁郁乎盛矣。然质文之变，自是形格小异，用笔之精，迨今莫之易也，况晋唐而上乎。故知以古为师，虽或不迨，去时人则远矣。”清刘熙载《书概》曰：“书以笔为质，以墨为文。凡物之文见乎外者，无不以质有其内也。”
驰鹜沿革，物理常然。战国楚屈原《离骚》：“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清方廷珪曰：“鹜，驰也。”沙孟海《书谱注释》曰：“沿是学古，革是创新。驰骛，说书法随时代车轮推进。”世权按：沿，因也；革，改也。 东汉赵壹《非草书》曰：“余郡士有梁孔达、姜孟颖者，皆当世之彦哲也，然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颜焉。孔达写书以示孟颖，皆口诵其文，手楷其篇，无怠倦焉。”又云：“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世权按：此为草书流行之时，时人趋之若鹜之一斑。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原书》曰：“夫变之道有二，不独出于人心之不容已也，亦由人情之竞趋简易焉。繁难者人所共畏也；简易者人所共喜也。去其所畏，导其所喜，握其权便，人之趋之，若决川于堰水之坡，沛然下行，莫不从之矣。”
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元赵孟頫《兰亭跋》曰：“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清蒋骥《九宫新式·初学要论》曰：“书之为道，有风气存乎其间，则适时亦是要事。然能法合乎古，而貌合乎今，斯为上乘。”沙孟海《书谱注释》曰：“学古要有限度，太古就不合时。适时也要有限度，防止庸俗化。”世权按：苦瓜和尚曰：笔墨当随时代。皆为一理。
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西汉孔安国注曰：“彬彬，文质见半之貌。”南宋朱熹注曰：“彬彬，犹斑斑也。物相杂而适均之貌。”明王夫之《四书训义》：“杨氏云：文质不可以相胜。然质之胜文，犹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胜而至于灭质，则其本亡矣。虽有文，将安施乎？”《论语·颜渊篇》：“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南宋朱熹注云：“鞟，皮去毛者也。言文质等耳，不可相无。若必尽去其文而独存其质，则君子小人无以辨矣。”杨树达曰：“孔子则以文质兼备为主，万不得已，则存质而舍文。”又云：“然子贡谓文犹质，质犹文，于文质之轻重本末不加分别，似又非孔子之意矣。”明项穆《书法雅言·古今》曰：“宣圣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孙过庭云：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审斯二语，与世推移，规矩从心，中和为的。”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碑品》曰：“古尚质厚，今重文华，文质彬斓，乃为粹美。孔从先进，今取古质，华薄之体，盖少后焉。”世权按：南朝齐王僧虔《笔意赞》曰：“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神采为质，形质为文，兼之者乃文质彬彬之谓也。
何必易雕宫于穴处，《易·系辞》：“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西汉陆贾《新语·道基》：“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禽兽同域。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
反玉辂于椎轮者乎！世权按：椎音垂，质朴义南朝梁萧统《文选·序》：“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唐吕向注云：“椎轮，古栈车；大辂，玉辂。言玉辂因椎轮生，然玉辂无质。”辂，音路。唐张怀瓘《书断》曰：“夫椎轮为大辂之始，以椎轮之朴，不如大辂之华，盖以拙胜工，岂以文胜质。若谓文胜质，诸子不逮周孔，复何疑哉。或以法可传，则轮扁不能授之于子，是知一致而百虑，异轨而同奔。钟张虽草创称能，二王乃差池称妙。若以居先则胜，钟张亦有所师。故不可文质先后而求之，盖一以贯之求其合，天下之达道也。”
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犹逸少之不及钟张。”南朝梁袁昂《古今书评》曰：“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王子敬书，如河洛间少年，虽有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 唐李世民《王羲之传论》：“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枿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欤！”唐李嗣真《书后品》曰：“而（子敬）正书、行书，如田野学士，越参朝列，非不稽古宪章，乃时有失体处。旧说称其转妍，去鉴疏矣。”唐张怀瓘《书断》曰：“若逸气纵横，则羲谢于献；若簪裾礼乐，则献不继羲。”又《六体书论》曰：“王献之远减于父，锋芒往往直笔而已，锋芒者若犀象之有牙角。”北宋黄庭坚《跋法帖》曰：“大令草法殊迫伯英，淳古少可恨，弥觉成就尔。所以中间论书者，以右军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余尝以右军父子草书比之文章，右军如左氏，大令似庄周也。”清刘熙载《书概》曰：“清恐人不知，不如恐人知。子敬书高致逸气，视诸右军，其如胡威之于父质乎？”世权按：《晋书·胡威传》：“（胡威）后入朝，武帝语及平生，因叹其父清。谓威曰：‘卿孰与父清？’对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为胜邪？’对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远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谦而顺。”南朝梁虞龢《论书表》曰：“钟张方之二王，可谓古矣，岂得无妍质之殊，且二王暮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子敬穷其妍妙，故其宜也。然优劣既微，而会美俱深，故同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南朝梁武帝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曰：“元常谓之古肥，子敬谓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颇反，如自省览，有异众说。张芝、钟繇巧趣精细，殆同机神。肥瘦古今，岂易致意。真迹虽少，可得而推。逸少至学钟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疏字缓，譬犹楚音习夏，不能无楚。过言不悒，未为笃论。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学子敬者如画虎也，学元常者如画龙也。”唐张怀瓘《书断》曰：“夫钟张心悟手从，动无虚发，不复修饰，有若生成；二王心手或违，因斯精巧，发叶敷华，多所点缀。是知钟张得之于未萌之前，二王见之于已然之后。”又《六体书论》曰：“可谓元常为兄，逸少为弟，子敬为息。（息者，子息也）”又云：“然草法贵在简易，而此公（张芝）伤于太简也。逸少虽损益合宜，其于风骨精熟，去之尚远。伯英是其祖，逸少、子敬为嗣。”
意者以为评得其纲纪，而未详其始卒也。世权按：始卒者，始末也。
且元常专工于隶书，唐虞世南《书旨述》曰：“钟太傅师资德升，驰骛曹（喜）、蔡（邕），仿学而致一体，真楷独得精研。”唐张怀瓘《书断》曰：“真书古雅，道合神明则元常第一。”又云：“元常真书绝妙，乃过于师，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唐李嗣真《书后品》曰：“元常正隶，如郊庙既陈，俎逗斯在；又比寒涧窙豁，秋山嵯峨。”《宣和书谱·正书叙论》：“降及三国钟繇者，乃有《贺尅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北宋赵明诚《金石录》曰：“右《大觉寺碑》阴，题‘银青光禄大夫臣韩毅隶书’，盖今楷字也。庾肩吾曰：‘隶书，今之正书也。’张怀瓘《六体书论》亦云：‘隶书，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书。’自唐以前，皆谓楷字为隶。”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周越《书苑》云：郭忠恕以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隶书出，隶书悖而行书作，行书狂而草书圣。以此知隶书乃今真书。”元郑元祐《侨吴集》曰：“元常《荐季直表》，其法度与《戎辂表》无少异，汉季楷法全是隶，其古雅可见，于后二王为翰墨宗匠，顾岂能外此哉！”明李贽《疑耀》：“今见古帖隶书，自是今之小楷。孙过庭《书谱》谓：‘元常专工于隶书，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过庭所指元常隶书，即今所传《力命》《宣示》二帖，是又以真行为隶矣。故萧子云启：‘勅旨以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遂悟隶式。’与过庭之说相同。”
伯英尤精于草体，世权按：尤，尤其、格外。南朝梁袁昂《古今书评》曰：“张伯英书，如汉武帝爱道，凭虚欲仙。”唐李嗣真《书后品》曰：“然伯英章草，似春虹引涧，落霞浮浦；又似渥雾沾濡，繁霜摇落。”明宋克《评书墨迹》曰：“张芝书，如老松独倚岩壑，错落盘曲时，飘飘风韵。”
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南朝梁虞和《论书表》曰：“（羲之）尝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唐李世民《王羲之传论》：“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隶，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唐张怀瓘《六体书论》曰：“故学真者不可不兼钟，学草者不可不兼张，此皆书之骨也。如不参二家之法，欲求于妙，不亦难乎！若有能越诸家之法度，草隶之规模，独照灵襟，超然物表，学乎造化，创开规矩。不然不可不兼于钟张也。盖无独断之明，则可询于众议，舍短从长，固鲜有败书，亦探诸家之美，况不理其祖先乎！”又云：“若乃无所不通，独质天巧，耀今抗古，百代流行，则逸少为最。”明汤临初《书指》曰：“锺张以来，惟右军以超悟得之，故行、草、楷则种种入神，世人但见其可喜可愕耳。”明王绂《论书》曰：“王右军羲之，初从卫夫人游，洎乎渡江，遍览前哲，兼善诸家。梁武帝评为‘野鹤游天，群龙戏海。’余谓右军之书，无从仰赞，真古今来一人而已。”
拟草则余真，比真则长草，唐张怀瓘《书议》曰：“（王羲之）得重名者，以真、行故也。举世莫之能晓，悉以为真草一概。”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论书八篇示苏显道》曰：“若逸少草之佳处，盖与纵心者契妙，宁可以不逾矩议之哉？”南宋姜夔《续书谱·真书》曰：“古今真书之神妙，无出锺元常，其次则王逸少。”清梁巘《承晋斋积闻录》曰：“右军草书转多折笔，又间参八分。”
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唐李嗣真《书后品》曰：“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岩廊宏敞，簪裾肃穆。其声鸣也，则铿锵金石；其芬郁也，则氤氲兰麝；其难征也，则飘缈而已仙；其可觌也，则昭彰而在目，可谓书之圣也。若草、行杂体，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瑜瑾烂而五色，黻绣摛其七采；故使离朱丧明，子期失听，可谓草之圣也。其飞白也，犹夫雾縠卷舒，烟云照灼；长剑耿介而倚天，劲矢超腾而无地，可谓飞白之仙也。又如松岩点黛，蓊郁而起朝云；飞泉漱玉，洒散而成暮雨，既离方以遁圆，亦非丝而异帛，趣长笔短，差难缕陈。”唐张怀瓘《书断》曰：“备精诸体，唯独右军。”又云：“然割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
总其终始，匪无乖互。世权按：匪，非也。元胡三省注《通鉴》曰：乖，异也；互，差也。唐李嗣真《书后品》曰：“而钟张则筋骨有余，肤肉未赡；逸少则加减太过，朱粉无设。同夫披云睹日，芙蓉出水，求其盛美，难以备诸。”
评者云：“彼之四贤，古今特绝；而今不逮古，古质而今妍。”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虽书契之作，适以记言；而淳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鹜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何必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辂于椎轮者乎！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犹逸少之不及钟张。”意者以为评得其纲纪，而未详其始卒也。且元常专工于隶书，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馀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总其终始，匪无乖互。
释文：
有人评论说：“钟张、二王，人称四贤；钟张为古，二王为今，书法的规律是今不如古，古质朴，今妍美。”质朴和妍美随时代的不同和时俗的喜好而改变。文字的产生，最初是为了记录语言。随着时代的变迁，内涵和形体不断地改变，都是由质朴变妍美，由繁缛变简单，这是事物变化的自然规律，书法也是这样的变革。书法若能做到质朴和妍美相得益彰，才是完美的，像孔子所说：“外在的文彩和内在的质朴相得益彰，才是君子。”不必偏偏认定质朴就比妍美好！还有人说：“王献之不及王羲之，就像王羲之不及钟繇、张芝一样。”这话只说了个大概，没有详细地说明其中的原委。况且钟繇专擅楷书，张芝专精草书，这两种书体王羲之都擅长。与张芝的草书相比，还擅长楷书；与钟繇的楷书相比，还擅长草书。虽然在专工一体方面略有不及，但在兼通多种书体上，明显占优势。总的看来，这四人没有什么差异。
释曰：
钟张、二王今古不同，相对于二王来说，钟张生活的年代是汉魏，与晋末相比可谓是古，这两人的书法经过了历史的沉淀，内蕴古朴。二王的书法和钟张的比起来就时尚多了。古有古的好处，今有今的优点。临古不能泥古，尚时不能流俗。只有深入传统而又具备时代特征，能经得起时间淘漉的作品才能成为经典。
人们总是对时尚流行的趋之若鹜，往往忽略了质朴醇厚的传统。时代的变迁留下的是不同的风格特征。就像魏晋风韵，到了唐代便不复存在了，无论唐人怎样追溯晋韵，怎样用响拓重现王羲之的作品，即使描摹得一模一样，也无法回到晋代。脱离了那个时代，晋韵也就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征，只有不断的复古、重现古风，才能用传统的滋养把这个时代的风格展现出来。
唐人法晋，而有了“唐尚法”；宋人法晋，而有了“宋尚意”；元明人法晋，而有了“元明尚态”。同样师法晋人，不同的时代，出现了不同的书风，这就是“古不乖时，今不同弊”。
文是时尚，质是传统，时尚与传统的融合即是“文质彬彬”。赵孟頫说“用笔千古不易，结字因时相传”也是这个意思。
在唐以前，楷书和隶书的叫法混淆，这里说的钟繇专工于隶书，此隶书指的是楷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