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临汾尧都

一、关于“尧文化”涵义的界说

“尧文化”的涵义是什么，如何准确把握和科学地界说尧文化, 还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学者们初步提出如下一些说法。

石青柏（临汾地委党校）说：“相传帝尧建都平阳, 统一华夏, 带领当时的先民, 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 我们称之为尧文化”；“它是包括尧舜禹在内的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化”。

张玉勤、赵玉钟（山西师大历史系）认为：“尧文化并非单一的陶唐氏部落或唐尧在位时的文化。它应该是以唐尧为代表的包括虞舜、夏禹在内的军事民主制时期, 即我国原始社会后期向第一个阶级社会过渡时期的文化。”

高炜（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指出：“尧文化应有一个好的定位。比如陶寺文化, 只能说陶寺, 不能说尧文化。尧文化的内涵是什么, 应能有简洁准确的回答, 要能站住脚。”

二、关于唐尧时代的社会性质和帝尧的历史地位

这是关于尧文化的历史定位问题, 学者们多依循苏秉琦先生关于“文明起源问题”是打开历史与文化“迷宫的金钥匙”的论断, 集中围绕中国文明起源或文明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探讨。

(一) 认为唐尧时代已正式进入文明社会, 帝尧是华夏文明的开创者

持此见解的学者主要结合陶寺文化遗存（含陶寺文化遗址群）进行了论述。认为陶寺文化的年代、地望与古史传说的陶唐吻合, 故断言它即是唐尧 (或包括虞舜及夏禹) 部族的文化遗存;并通过分析陶寺文化对唐尧(或包括虞舜及夏禹) 时代的社会性质及帝尧的历史地位作了说明。高炜、张岱海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在题为《陶寺——尧舜时期的文化中心》论文中首先分析了陶寺“墓葬类型的分化”, 说明在当时“社会分化日趋激烈, 原始氏族平等一致原则已被摒弃, 私有制、阶级、等级乃至国家实体已经形成”, 其“类似王陵的大墓及王室重器鼍鼓、特磬都标志着王权的存在”。进而分析了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遗址群展现出的“社会聚落形态特征”, 指出“陶寺遗址应是进入文明时代华夏族群中某一方国具有都城性质的大型中心聚落, 或直言为方国都邑;并由“陶寺及其周围众多遗址”的存在推断:“在霍太山至绛山、稷山间, ‘河汾之东方百里’的陶寺文化分布区内已形成一个具宗族、政治、文化紧密联系的国家实体”, 而“陶寺文化多层次聚落所体现的正是当时的国家构架。”最后, 探讨了“陶寺文化的本源”, 说明“陶寺遗存中包含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 从东海之滨到甘青高原广大地域的文化因素,成为集多元于一体最初华夏文明共同体的一个缩影, 标志着中原最终铸就在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中心地位, 为三代古典文明奠定了基础”。

(二) 认为唐尧时代是我国进入文明社会的前夜或走向文明的过渡阶段

持此见解的学者或结合陶寺文化遗存, 或结合古史文献记载进行了论述。张玉勤、赵玉忠由陶寺大小墓葬的悬殊差异谈到：“这与尧舜禹军事民主制时期, 私有制发展、阶级分化严重、国家权力萌芽、增长的情况相吻合”, 说明尧文化“作为我国原始社会后期向第一个阶级社会过渡时期的文化”, 属于“华夏文明的孕育时期”;到了夏禹, “我国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瓦解, 国家形成, 进入了第一个阶级社会。”

三、关于尧的主要活动地区和尧都与古唐国地望

这是关于尧文化的地理载体问题又是一中心论题。学者们多依循苏秉琦先生关于“夏代以前有尧舜禹, 他们的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和晋南地区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的一条重要直根系”的论断, 或者基于文化地理学的分析和古史文献与地方志书的记载, 或者结合陶寺、天马-曲村等古文化遗存, 或者借助甲骨卜辞的寻绎, 分别从各种不同的侧面进行了探讨。

(一) 关于尧的主要活动地区

认为尧的主要活动地区在以古平阳为中心的晋南临汾盆地, 是与会学者的普遍共识。朱士光、王社教 (陕西师大历史地理所) 结合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及淮阳平粮台等龙山文化遗址谈到：“有可能陶寺是古史传说中像陶唐这样的大邦国的政治中心, 而王城岗和平粮台则是臣属于这些大邦国的诸侯国的政治中心,……表明这时已出现了早期意义上的国家和统治中心。因此, 古史中传说的尧都平阳, 已称得上是真正的首都了。”

(二) 关于尧都与古唐国地望

关于尧都地望, 学者们的普遍共识是在今临汾市西之古平阳城。朱士光、王社教说：尧都之地东汉以前仅有的一条记载是在古晋阳而不是古平阳, 东汉后期始有“尧都平阳说”, 东汉后期始有“尧都平阳说”, “以后虽然尚有唐县、永安、涿鹿唐城等地诸说, 但以平阳说最为流传, 占据主导地位”, “是因其符合基本的历史事实”。并结合陶寺、王城岗和平粮台等遗址揭示了“尧都平阳的内涵”, 即“尧都平阳”的“都”, 已不完全是我国古代所谓“只要是古代帝王居住过的地方, 或者有宗庙和先主庙的城邑都可称都”的那种意义, 而是“已称得上是真正的首都”。

四、关于尧文化的历史渊源

学者们多依循苏秉琦先生关于“小小的晋南一块地方保留远至七千年前到距今两千余年前的文化传统，可见这个‘直根’在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重要地位”的著名论断，追溯了尧舜以前晋南地区远古文化的发展历程，可称之为尧文化的历史渊源。

石青柏说：“晋南是中国原始人类繁衍生息的集中地区，这里不仅旧石器文化丰富自成系列，而且新石器文化呈现内容日益丰富，分布日趋广泛而密集的趋势。”其中，仰韶文化遗址“反映了从伏羲、女娲到炎、黄、帝喾时代人们在这里活动的频繁和业绩的辉煌，他们所创造的灿烂文化，为尧文化的发展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龙山文化遗址则说明“这里成为尧舜禹时代的活动中心不是偶然的事”。朱土光、王社教根据 “已被几十年来晋南地区的考古发掘成果所证明”的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指出:“晋西南地区的远古文化不仅源远流长，一脉相承，未曾间断，而且文化水平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黄帝、尧、舜、禹是我国历史发展的直接源头,而黄帝、尧、舜、禹的活动中心便在今山西西南部一带”。而“尧都平阳的传说表明，包括今临汾地区在内的晋西南地区是华夏文明的直接起源地，是中国历史的主要源头，华夏文明是以今晋西南地区的远古文化为核心，不断吸收、融合周边其他类型的文化而逐渐形成并发扬光大的。”

五、关于尧文化的研究方法

李元庆在“由学习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学文化思想试谈尧文化研究的方法问题”为副标题的论文《晋文化考古·陶寺文化遗存·古唐国历史与尧文化研究》中指出：关于“尧的主要活动地区”之所以“一直处于纷繁争论之中，成为久悬不决的历史疑案”，主要在于研究方法问题，也就是如何研究古史传说时代的历史和文化的问题。因为以往有关帝尧或尧文化的史料主要源于各种古史文献以及各地的方志， “由于各种古史文献 (以及各地的方志) 记载的某些讹误不确成分，往往造成对于同一历史内容而各持一说的现象，因此必然导致在研究的史料问题上长期纷争不决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