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
从武王伐纣、以周代商的3000多年以来，中国历史经历了几次重要的转型，这些转型推动者中国历史的向前发展。
第一个转型，是商周之变，就是从商朝到周朝的转型，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上的改变。
首先我们来看政治上的变化，“中国”这个概念在历史上首次出现在周朝，并催生了中华文明最初的普世主义理想。
周成王兴建东都洛阳，铸“何尊”，上刻铭文“宅兹中国”，这是“中国”这个词最早的来源。在当时所谓的中国，指的是天下的中央，也就是世界的中心。但这个中心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心，而是文明意义上的中心，是达到了文明最高水准的地方。
同时中华文明最初的普世主义理想，源于古人的天命观。古人非常重视天命，认为只有天命所归才能成为君主。商朝统治者提出“天命降于商人”，那么在商人之外其他人都不是人，甚至可以用外族的活人去祭祀。商人的这种天命观，肯定会受到其他族人的反对，其中周人是最主要的一支反抗力量，周人在斗争中提出了“天命降于周王”的新的天命观，天命降于周王，周王就是天下共主，他不仅要为周人主持正义，更要为全天下人主持正义，这是一种真正的的普世主义观念。只有这样，才能号令所有外族人，同心同德去打败商朝，甚至商朝的军队也会临阵倒戈，从而彻底取代商朝。
其次，周王朝开始在制度设计上有了颠覆，出现了分封制，“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以分封的诸侯国来拱卫周王。但是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其天然的缺陷，周天子是当时法律意义上整个天下的最高权威，提出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价值观，但是不能管理各个诸侯国的内部具体事物，诸侯们是周天子的封臣，有较强的独立性。周天子的权利主要是对各路诸侯的人事任免权、号令天下诸侯出兵讨伐不臣的军事权、接纳诸侯进贡的财政权等等
在周朝繁荣时期，周天子的权威是非常强的，这些权力也能够得到有效地行使，这都来源于周天子相比与各个诸侯国来说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及其建立的宗法制度。但是经历长时期的发展以后，双方就会开始出现政治力量的博弈，周天子和诸侯们各自发展，到西周末年，地方的实力越来越强，某些诸侯的力量变得比周天子还要大得多，足以抗衡中央政权。这个时候天子的权威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再加上周幽王朝纲混乱、“废旧后、立新后”破坏宗法制度，加剧了诸侯们的离心离德。各诸侯国开始远离周天子，基本脱离西周国政，逐渐成为纯粹意义上的地方霸主，西周的灭亡也就无可避免。
周平王宜臼为避犬戎之祸迁都洛阳，史称“东周”，同时也是春秋时期的开端，由于大片故土丧失，周王朝仅仅拥有今河南西北部的一隅之地，方圆只有六百余里，地窄人寡，与方圆数千里的大诸侯国相比，它只相当于一个中等诸侯国而已。周王朝因此大大衰落，周天子无法再树权威。郑、晋、齐、鲁、燕、宋、楚等大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对其他诸侯国的支配权，相互之间不断进行兼并战争，形成诸侯争霸的纷乱局面，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大变革的动荡时期，诸侯们成为了历史的主角。
最后我们看从商朝到周朝，社会经济获得了大发展，主要源于两个原因，一是生产技术变迁，二是经济制度的变革。商朝后期，青铜冶铸业达到高峰，青铜冶铸成本降低，青铜农具大量用于生产，脱离了原始的石器和刀耕火种。经济制度上各诸侯国废除井田制，农民有了越来越多的私田，农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随之而来的就是农业生产的大发展。
这就是中国历史的第一个时空坐标“商周之变”，周朝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封建社会的萌芽，周天子又逐渐衰落，历史的主角变成了那些诸侯，诸侯们彼此不断竞争，最终迎来了真正的封建社会。这个历史过程，伴随着一系列重要的观念变化和制度变化，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些变化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