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取信息是容易的，甄别信息是困难的；先入为主是容易的，全面了解是困难的；肯定自己是容易的，否定自己是困难的；恣意是容易的，严谨是困难的。
所以，误解是容易的，理解是困难的。这不是鲁迅说的，这是我说的。不过，不算是胡扯，算是有感而发吧。
时代变得越来越速度，速度意味着效率，但效率并不意味着真实。
说几个真实的故事，观者自酌。
一、文化的误解
文化之间的误解，本来其实无关乎个体的命运，闲得蛋疼的人才会去忧心。然而，最近一系列的事件，至少让我个人觉得，文化的误解使现实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对个体的命运也开始有了或大或小的影响。然而文化的误解并不一定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是缺乏了解和沟通，恰恰是在了解中产生的。
我的一个洋朋友，在中国做经济学教授，和他认识不长，五年左右。然而最近，我发现，似乎我和他之间的沟通变得越来越困难。比如他认为中国人没有共同的伦理框架，我觉得诧异，甚至不可思议，于是告诉他“忠孝”在中国传统伦理框架中的地位。没想到，他对我的回答，竟然发来一篇百度上的未署名文章，告诉我说忠孝等儒家伦理不是中国的，而是从新加坡传来的。
我不能说他是戴着有色眼镜的，因为不管是他的自我认知，还是我对他的印象，他都算西方人中思维比较开阔的。而且，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亲身的经历算得上是第一手的感受。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他的认知是偏差的，至少是有误解成分的。但是，面对这样的误解，能做什么？和他聊聊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告诉他中国哲学的起源和发展？即便我能说清楚，人家也未必愿意听。所以，我和他说，朋友，我很想告诉你“知道、了解、明白、理解、懂得”在中文中的不同含义，但是我的词汇贫乏到只能说“Understanding”，你的误解，我解决不了。是啊，能如何呢？算了，大不了少往来，或者不往来吧。
二、学术的误解
学术的误解，其实很普遍，也不足为奇。学说，本身就是争鸣，即便它脱离了客观现实，也不能否定作为学说的存在价值。就比如已经二十一世纪了，还有人信仰地平说。你可以说，睁开眼睛看看吧，人家依然有权利对你嗤之以鼻。但是，基于现实的学说至少不走弯路。
一天，去学校给硕士毕业生做论文答辩。有一篇论文开宗明义“中国刑法的泛政治化导致.......”，怎么说呢，不知道对这位同学怎么说，于是我问，我国《刑法》第一条刑法的立法目的是什么？第二条刑法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同学说，她不知道。我说，我没有问题了。我还能有什么问题？难道我问她哪国的刑法和政治没有关系，刑法有政治属性就是泛政治化吗？立法越来越多就是刑罚圈扩张，那民法典出台是不是民法圈扩张？保护犯罪嫌疑人权益就要轻罪化，那被害人权益保护就不要了吗？退一万步说，法律的问题是一言足以蔽之的吗？不问，不想问，因为问也不见得会让同学去重新审视。更何况，今年找工作真的不容易。
我不能说她的观点是有色眼镜，因为我相信她的观点一定是从哪里听来的，或者从哪里看来的，作为学术研究，无可厚非。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未来的道路上，她会遇到很多和她观点相反的现实问题，会促使她去思考，去重新审视，只是信息的局部和片面会让她付出更多的试错成本。亦或者，我想多了，人家只是为了完成论文的字数而已。
三、立场的误解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人都会说，又有多少人能做到。标准差异，是立场导致的，有立场就有，所以人要纯粹客观是很难的，因为是人就有立场。即便是以传道渡人为己任的出家人，也有宗派之分。
有次，和一名在京做律师的校友通电话，关于无罪判决率的问题，校友很是不满。中国的无罪判决率只有万分之几，他愤然。他问我怎么看，我说电话费很贵，不如聊点别的吧。不是我不尊重他，而是我知道一旦我开口，这通电话将会持续几个小时，而且最后还没有一个结果。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他认为我们的诉讼是对抗式的，但我们的诉讼是过滤式的。他看到的无罪判决率是万分之几，我看到的实质无罪率是百分之几，几百倍的差异。他看到的是“判决”低，我看到的是对比其他国家数据后“实质无罪”的大体一致。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想要在这种情况下说清楚点什么，难如登天，不如，聊聊今天的月亮吧，回忆一下学生时代的乐趣。
误解，是很难控制的。但用善意还是用恶意去看待误解，却是相对容易控制的。也许我不一定对，但至少我可以善意地去看待我们之间的差异，至少我可以不放纵自己的恣意，至少我可以告诫自己我看到不一定就是全貌......即便，别人真的错了，至少我可以认为他不是故意的。争论是寻求正解的途径，但如果抱着恶意，争论的目的就是消灭对方，那争论就是可怕的。冯友兰先生说，人只有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沉默。但只有先说很多话的时候是善意的，这句话才有意义。
所以，开头那句话，算是自勉吧。
